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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不贪做事多 做好一件事

2011-09-09 |

吴军

《浪潮之巅》,吴军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7月版

  2007年,吴军应邀在谷歌中国的官方博客上连载其个人创作的IT工业史文章《浪潮之巅》,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2009年,随着李开复从谷歌中国辞职,该文的连载也告中断。

  该书围绕百年来最顶尖的科技公司,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公司成功的本质原因及科技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如AT&TIBM、苹果、微软等著名科技企业。它们有些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但都曾极度辉煌,在“浪潮之巅”。

  今年8月,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了《浪潮之巅》的完整版,本报记者采访了吴军。

吴军,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电子工程系(硕士)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吴军于2002年加入Google公司,是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2010年,吴军离开Google,加盟腾讯公司,担任负责搜索业务的副总裁。并担任国家重大专项“新一代搜索引擎和浏览器”项目的总负责人。

谈书 写两年,花两个星期去卖

  新京报:你的书里曾经引用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整本《浪潮之巅》无论是题材上还是体例上,都有相似之处,他写关键时刻的人,你写改变时代的公司。

  吴军:对,我曾经读过茨威格这本书,译者舒昌善,他的女儿也在Google公司工作。

  新京报:是否还有别的书对你创作产生了影响?

  吴军:关于企业史,有三本。原来苹果跟乔布斯打架的那个CEO斯卡利,写了一本自传《从百事可乐到苹果》,这个书蛮好。《杰克·韦尔奇自传》,可以看出百年老店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跟上每一波潮流,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公司,我的书里也把通用作为一个转型成功的例子提出过;还有一本是IBM前董事长郭士纳的自传《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他不是讲整个IBM的历史,更多地是讲IBM最艰难的时候,他如何扭转了局势。

  另外有一本不是经济领域的书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讲的是趋势,他介绍了很多中国、印度互相之间的差异。Google在美国一直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是它总是把一些优秀作家,包括弗里德曼等人请到公司来讲这个书,免费的发一百本左右他们的书,可以找他们签字,早点去,占一个好座就可以免费得到一本书。乔治索罗斯和亨利基辛格他们也来过。

  新京报:有没有哪本书是你特别想推荐给读者的?

  吴军:如果推荐的话,我觉得有本书比较能体现美国人做事、想事的方式的一些本源,就是一本很薄的《富兰克林自传》,在那个时代他也算是一个创业者了,就是他在那个时代是怎么开始创业的,最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来,就是一个美国梦的圆法,跟现在的创业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新京报:《浪潮之巅》上市两周多,已经两次印刷,每次8000本。作为一本科技史类的书籍,你对这个成绩怎么看?

  吴军:我是没想到卖这么快。不过我跟腾讯所有的员工一直在灌输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一定要抓西瓜,不要抓芝麻。不要贪做的事多,一定要把一件事做好。

  做一个产品,比如写书,你花两年写这个书,可能花两个星期去卖;你花两个星期写的书你要花两年去卖。产品也是一样,花了很大的心思做出来的一个像iPhone一样的,就不用花工夫去卖了。

  谈创新 模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伪创新

  新京报:你写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的IT公司。为什么美国在信息工业上有这么强的实力?

  吴军:因为美国首先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很多创业的都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这些人的冒险精神很厉害,这是第一点。再一个是教育,他们从中学对创新和研究的启蒙就已经开始了,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比较多的人就会去创业。具体数字我也说不准,有人说高达20%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会选择创业,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有2%3%的人选择创业我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法国、日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0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创业”前景怎么看。

  吴军:从创业上来讲,一般喜欢跟美国比,觉得现在好像环境、经验还不足。但是如果放在全世界上,过去的这些年应该讲中国还是做得不错的,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第二是以色列,第三可能就是中国和印度了。

  欧洲很难看到哪个年轻人今天创了一个什么公司,这件事今天几乎是没有发生的,日本也很少,都是家族很多代的积累了。我觉得中国和印度现在差不多是在并列第三的这么一个状况。

  新京报:你这个观察是只集中在IT领域还有别的领域也都有?

  吴军:其实都有,像以色列也是,以色列创新很多是制药,IT本身相对还少一点。

  新京报:中国会不会重复美国的路?

  吴军:中国不需要重复美国的路。

  新京报:但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是以美国的同类公司作为参照的,或者说,“山寨美国”。

  吴军:认真地模仿并改进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怕的是伪创新。比如把一个手机颜色改一改就说是创新,这种伪创新反而使得人投机取巧。从模仿来讲,日本人是模仿的祖宗,日本汽车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美国市场是低端的小汽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产品质量就已经比美国的同类车好了,经过十年的模仿就做上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明显地占领了美国市场,美国车的份额往下跌,他的份额往上涨,法国车的份额已经被踢出去。这个过程,日本完成了从模仿到创新。

  过去我们讲说日本人会模仿,好像不会创新,其实一些新的技术和产品,比如CDWalkman,蓝光标准,都是他们的创新。

【记者手记】

  硅谷群星闪耀时

  见到吴军本人后,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别的人写的畅销书都是“基业常青”“百年老店”这样的话题,而你却要写一批大部分创建了二三十年,往往高峰期只有十几年的公司?你不怕这种“速朽”吓走读者,吓坏创业者吗?

  吴军的回答很具有《浪潮之巅》特色。他先分析了所谓“基业常青”的经济环境:那是在一些传统行业,也是在计算机革命以前的事。一个钢铁厂、汽车厂,发展缓慢,可能发展20年才进入青年阶段,然后慢慢地成熟、扩张、衰老,一百年后倒闭。所以并不是这个企业“常青”,只是它所处的产业环境节奏慢。

  而《浪潮之巅》中所描写的那些IT企业,虽然快生速死,但每个企业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作用并不因寿命短暂而受到影响。网景发明的浏览器,雅虎确立的“互联网免费”原则,昙花一现的Sun公司留下的Java,都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IT工业的这种“快”,吴军在书中提出了“三大定律”说,也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安迪-比尔定律和反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最为人熟知,是说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的性能将提升一倍,基本上来说就是计算机的性能会提高一倍。安迪-比尔定律则是说,安迪·格鲁夫(intel公司前任CEO)让计算机性能提高之后,比尔·盖茨会把这部分性能吃掉。也就是说,软件会不断地提高对计算机性能的要求,从而反过来推动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升。反摩尔定律由Google公司现任董事长施密特提出: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卖掉和它18个月前性能、数量同样的产品,那它的营业额只有18个月前的一半。

正是这种“唯快不破”的特性,促使IT工业在短短30多年内,上演了许多其他领域内要用百年来演绎的传奇。苹果公司一个公司的故事,曲折程度赶上了整个英国的玫瑰战争;退学学生比尔·盖茨创建的微软,则在软件领域重演了拿破仑纵横欧洲的传奇。在茨威格笔下几百年才会闪耀一次的人类群星,却在硅谷形成的短短几十年间不断划过天际。

(记者 阳淼)

转自 新京报 20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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