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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我就喜欢自由散漫

2013-12-03 |

人物小传

何兆武,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9月出生于北京,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曾先后用中英文撰写了《中国思想发展史》,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思想。其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等,这些作品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著名学者何兆武的书桌上有一封来信,夹在报纸中间,那是他一位朋友多年前留下的手笔,如今那位朋友早已驾鹤西去。和他年纪相仿的熟人,只还有一人尚健在,但也瘫痪在床。言谈之中,这位93岁的老人从未触碰到“孤独”这个字眼儿,他早已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何兆武没用过电脑,家里的一张白色电脑桌,不过是用来堆放书籍的一个摆设。可就在老人从不想费心思学习的电脑里,那个五花八门的网络世界,何兆武这个名字从未过时。他的作品和译著至今仍被无数网友讨论着,那些年轻人和这位老人的精神往来,甚至越来越密切了。

小学功课仍背得一字不差

2007年的时候,何兆武曾出过一本名为《上学记》的口述史,这几天还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说,等着看何老的《上班记》呢。听说这事,何兆武赶忙澄清,说他要写《上班记》,那纯粹是误传。 “我怎么能写呀,我对内幕都不了解,我连表面的都看不到。”他认真地解释。

何兆武说,2006年时,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文靖找到他,说想了解一下他当年做学生的情况。起先文靖发表了两篇文章,但仍希望和他进行深谈。于是,随后的一段日子,两人每星期都约好时间对谈,零零碎碎地聊这聊那,想不到最后就聊出了这么一本《上学记》。

“当时就是聊天,并不是真正想写一本书,所以那本书没有组织,有些该写的东西没有写进去。”何兆武说,他上小学时的很多经历没能写进《上学记》,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那段岁月,他先是经历了北洋时期,后来又经历了国民党时期,颇有一些值得回味的故事。

回忆起小学时光,这一切对老人来说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何兆武清晰地记得,曾有一段时间,小学生都要背诵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时隔约八十年再背诵这篇文章,何兆武竟是一字不差。

马克思活到今天也得进步

何兆武最有名的译著,当属1963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这部作品至今已重印至第28次,每次重印,商务印书馆一定会为他送来新书,只不过那些书都被他拿去送人了。老人自嘲说,就是这本畅销学术著作,让自己在“文革”中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收到访华邀请,但就在登机的那一刻,当时已97岁的罗素突然决定放弃访问,而是将其著作《西方哲学史》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国内出版界要将此书翻译出版,承担这项任务的便是何兆武。

“我想这本书跟我专业也算对口,我也是搞思想史研究的,就答应翻译了。”何兆武说。但他没想到,这本书实在太长了,自己只是完成了前半部的翻译工作。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翻译了《西方哲学史》,他在“文革”期间挨批,罪名之一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就这样,他于1971年被打成了“反革命”。

虽然曾遭受不白之冤,但何兆武并未因此放弃翻译工作。因为欣赏康德,他翻译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但他觉得康德太乐观。康德按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规律,预言人类历史也是不断进步的。可何兆武至今仍坚持认为,人类历史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倒退。

从事了一辈子学术研究,何兆武不愿意迷信任何名家。“就是再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我想也总是要跟着时代一起进步的,不能在一个点上不动。”他甚至设想,“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看他一百多年前写的东西,我想他也有想要修改的地方,不可能一个字都不变。”

“散漫老人”眼里不揉沙子

“我就喜欢自由和散漫。”何兆武说,这两个词占据了他生命中太重的分量。

对于何兆武来说,阅读最好的境界就是自由自在。“上中学时,有一阵子住宿舍,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习惯拿本书看看,结果随手就摸到了《红楼梦》,我不是从头到尾看,是左一段,右一段地看。”他说,等到自己真正完整看过《红楼梦》,竟然已是上大学的事了。

不过,这位“散漫之人”却并没有太多的爱好。因为抽烟喝酒觉得呛,他一辈子没碰过这两样。说起来,看电影曾经是他最大的爱好。何兆武说,他爱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更爱看历史人物传记片。可是现在,他却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爱好。“我倒是想看看好电影,可现在没有,我就不看了。”何兆武说。

前几年,老人看了一部清宫题材的电影,片中皇太后张嘴一句“我孝庄……”让他顿时哭笑不得。“皇太后封为孝庄皇太后,这是她死后才封的,没有活着就封的。活着就有封号了,那不是荒唐吗?”何兆武说,每当他看到那些不懂历史的人瞎拍的电影,就会觉得反胃。“电影是假的,但是表现得要很真实,不能一看就是假的。”他一再感慨。

不过,这些年何兆武培养起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观看奥运会的赛事转播,而且是什么体育项目都要看。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体育,老先生幽默地答道:“那个是真的,不是胡编乱造。”

往事琐记

耄耋之年忆良师

何兆武说,自己这辈子最留恋的,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那段时光,那是他一生最开心的岁月。他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7年间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在那儿上学最合我口味,我就怕约束。”老人家哈哈乐个不停。提起那些当年教过他的先生,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往事,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

何兆武曾跟从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上过三年课。在他记忆里,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可他并不赞同先生的观点:“他好像给历史算了个命,认为几百年后文明就要衰落,我不太相信算命,历史是不能算命的,一个人的人生也没法算命。”

说到吴宓先生时,何兆武认为他非常保守,脑子不太灵活,赶不上时代,但是个很真诚的人。何兆武最欣赏的老师是张奚若,“他讲课时常联系实际,还敢于批判国民党当局,他说过多次,现在都是民国了,怎么还说蒋委员长万岁,只有皇上才叫万岁。”

在西南联大时,何兆武没能坐在教室听陈寅恪先生的课。不过昆明天气暖和,教室的窗子都是打开的,于是他经常趴在窗子外面蹭课听。提起陈先生,何兆武连连赞叹:“他学问了不起,旁征博引,哪本书怎么说,都是顺口说出来,根本不看材料,都在脑子里记着呢。”

(记者 路艳霞)

转自《北京日报》20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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