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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所分不开的，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学森

1960年10月的一天，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陈毅、聂荣臻、陈赓等宴请部分科学家，钱学森在座。气氛有点严肃，更有点悲壮。聂荣臻说道：“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钱学森站起来说道：“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的智慧，还能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下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地去干，甚至损害健康，直至牺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不怕落后，不怕困难，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一定能赶上去。”

回国后的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长期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奋战在第一线。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新分配进来的156名大学生，没有一个懂得导弹知识。钱学森自定计划、自编教材，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给他们上空气动力学、弹体结构、导弹概论等课程。由此，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室。今天，人们知晓的酒泉发射中心，是钱学森率领工作人员，风餐露宿，勘探后定下来的。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技术协定。1960年，在我国仿制苏联P－2导弹的最后时刻，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中央决定，要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于是，有了这次“誓师宴”。聂帅动情地说：“我们党有了一批你们这样的科学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够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

在展厅，有一组沙发，是钱学森家的。不要小瞧了这组显得很陈旧的沙发。在苏联撤走专家以后，P－2导弹研制陷入最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我们自己搞。作为最高技术领导人的钱学森，每周都要把几位总设计师，请到家中，围坐一起，商讨技术中的难题。大家畅所欲言，最后，钱学森拍板定下。因此，在P－2导弹研制的最后阶段，许多技术难点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解决的。

1960年11月5日，在酒泉发射基地，P－2导弹发射成功。现场工作人员情不自禁相互拥抱，高声欢呼。聂荣臻在致辞中兴奋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仅仅过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我国独立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发射塔上。然而，这次发射失败了。钱学森受命寻找原因。3个月后，钱学森拿出一份分析报告，全面而又系统。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口号，成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准绳。1964年6月29日，东风－2号导弹发射成功。东风－2号研制和发射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随之，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空、岸舰等各种型号的导弹，纷纷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27日，我国在导弹核试验基地，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获得成功：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自豪而又幽默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而钱学森正是这次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

他还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重大功臣。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人造卫星研究机构。1961年，在钱学森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连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人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1965年1月，在经历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后，钱学森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将其列入国家任务。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13次讨论，批准了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议案，因为是钱学森于1965年1月提出的，因此工程的代号为“651工程”。在“651工程”中，钱学森担负着星、箭、地面三大方面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优美的《东方红》乐曲，飞向星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组织协调，到发射试验，几乎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氢氧发动机等等。

钱学森，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祖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称他是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时，他却摇着头说：“不可以这样说。导弹、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系统，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主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