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8年8月13日 第 07 版)
他,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少将,且还“不喜欢体育”。1988年却在汉城奥运会中国只夺得5枚金牌的情况下,被空降到体委工作。11年间,他两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并参与了申奥工作的启动——
申奥源自小平的讲话
伍绍祖: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领导讲了。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人物周刊: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提申办奥运会?
伍绍祖:据老同志讲,小平同志在1979年一次外事活动中就提过办奥运会。这次再提出来,我想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奥运会是对外开放交流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人物周刊: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遇到了挫折,小平同志讲什么了吗?
伍绍祖:当年10月1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当时邓楠在旁边开玩笑地介绍我是打了败仗回来,小平同志说:投票第一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告诉我的同志讲:小心搞鬼。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申办不成,没有关系,要总结经验。
后来我提到是西方国家某些人使用政治手段阻挠申办时,小平同志说,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很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典型的事情是香港,他们当场不辩论(指英国政府方面)。我提出一国两制,他们不反驳,开了五六年会,搞《基本法》,他们不声不响,到后来他们又闹,真够会忍、够会搞啊!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没有成功?
伍绍祖:没有申办成功也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金牌利益链
人物周刊: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1989年5月即就兴奋剂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刚去体委不久,对兴奋剂的危害性也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么重视兴奋剂工作?
伍绍祖:虽然不懂,但也知道造假不好。1989年5月初,开体委办公会,讨论兴奋剂问题,有人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意思是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要用那些查不出来的。
他们着眼点就是搞金牌,而我的着眼点则是体育为了人民健康,整个是两股道上的车。那一天会上,我就表态,兴奋剂要立即停止,“有用、无害、查不出”要换成“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三严”方针。后来,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我被奥委会请去做了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人物周刊: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有包括熊国鸣在内的11名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而且全部是奖牌获得者,这是否说明了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
伍绍祖:不能这么说,因为相比于世界兴奋剂检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们检测出兴奋剂的比例还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量不是很大,但总是不好。
人物周刊:给奥运会冠军发奖金是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吗?
伍绍祖:我到国家体委前就有。因为运动员国家全部养起来,得奖了自然要给奖金,这是从苏联学过来的。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奖,参赛是你自己的事。可我们国家如果不把运动员养起来,学美国,行吗?怕是一块金牌也拿不到。
人物周刊:您了解当年中国乒乓界的“让球”风波吗?
伍绍祖:我在位的时候,没有“让球”现象。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您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带了那么多运动员和其他人员,您是如何工作的?
伍绍祖:正常工作,只不过参加奥运会人多一些而已。将近一千人,每个团都有团长,我组织个领导小组,我任小组长。就像部队的政治委员,做好运动员思想工作,轻装上阵,别背包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当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高敏,她说她不想干了——抑郁、失眠,我说那病还得治啊,给她找了个从内蒙古来的医生,中医疗法,没想到还给治好了。
人物周刊:听您这么说,您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伍绍祖:轻松,我这个团长只管政治问题:申办奥运会、兴奋剂、搞团结友谊以及防止策反等等。
人物周刊:离开体委后,您曾说过自己11年最大的失误在于群众体育没有搞好,没有让体委的干部真正认识到金牌比人民体质低一个层次。我们想问您,金牌优先的战略是大环境所迫,还是确实您自己没有意识到?
伍绍祖:前一段我看了篇文章,写刘翔和赵蕊蕊的,叫“健康比金牌更重要”,我认为这话讲得好。一个被奴役久了的民族,有它反抗的一面,也有它衰败的一面,这就是弱国心态。比如日本,上世纪60年代,非常重视金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只拿了3块金牌,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强国!
我们没有办法,只想用金牌来说话,这就是弱国心态,现在好多了——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
足球需要的是耐心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是您搞起来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伍绍祖: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比赛失利。10分钟后,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江泽民要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搞足球改革。当时,中国足球确实差,拿差的东西来搞,即便搞不好也损失不到哪里,而且有国外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我就大力支持王俊生,让他放手来搞。
人物周刊:有没有遇到阻力?
伍绍祖: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但我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2亿多元,分给足球的只有100多万元。我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每次座谈会我都参加。到1992年6月北京的红山口会议,开始真正动起来了(由于这次会议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官定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编者注)。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我离开体育系统时,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这就大不一样啦。但是,不靠国家光靠企业家的支持,也有问题。他们有的人就把球队当作广告,而且他们素质也不是很高,假球、黑哨啊,都来了。但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人物周刊:中国足球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伍绍祖:德国的贝肯鲍尔告诉我,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轨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可我们有些人一点耐心没有,就想赢啊,你赢有什么用,体质不行,同样的比赛,人家没事,你有的踢完站都站不起来,那是拼命啊。
延安、延安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您担任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身革命家庭的您是否对延安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谈谈您的经历吧。
伍绍祖:我1939年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母亲熊天荆给林伯渠当秘书。1940年2月我被带回延安,5岁开始上小学,中间经历抗战、内战。1951年到1957年,我在北京完整地读了6年中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经历了,还拿着枪去站岗放哨。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入了党。
研究生毕业后,我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到团中央工作。但很快“文革”爆发,我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全国青联主席王伟成为被批判的三巨头,后来就和胡耀邦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父亲伍云甫也去世了。
后来林彪外逃,王震被解放出来,需要一个年轻人当秘书。胡耀邦给介绍了十多个,其中就有我,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惜就是“反革命”(笑),后来王老拍板: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有一次王震去见聂荣臻元帅,聂帅得知我是研究生很惊讶,说秘书谁不能干啊,研究生少呀!就这样,我就又被王震推荐给了主管国防科委的张爱萍将军,参了军。
1985年开始任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当时我年轻,工作又很出色,还是清华核物理的研究生,后来阴差阳错到体委了。再后来到了中直机关工委任副书记,又到了全国政协。我呢,干什么都行,哪怕是个处级干部。呵呵,现在不是政协委员已经3个小时了(笑)(记者采访时十一届全国政协刚开幕3小时)。
人物周刊:您的人生历程光辉吗?
伍绍祖:不光辉,有些悲壮。
人物周刊:从人生经历看,胡耀邦、王震、张爱萍这三位前辈,都对您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您怎么看他们三位?
伍绍祖: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干校没别的事,就聊辩证法之类的;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准则,组织性、纪律性等;张爱萍则是我的工作老师,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么把高尚的革命理想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人物周刊:现在彻底退下来的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伍绍祖: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笑)。
人物周刊:您会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说什么?
伍绍祖: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