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1944年暑假，日寇发动湘桂战役，威逼黔滇。《新华日报》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发动群众，准备抵御日寇西进。当时联大不少同学响应这一号召，纷纷下乡。我和陈狄吉(向大甘)、王炽生(邓识生)、徐涤辟是其中的四人。我们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介绍，一同去了滇南石屏县，就教于石屏师范学校(简称“石师”)。就我所知，这是联大同学成批下乡的第二批。第一批下乡是在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春。那时大批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同学都疏散去了云南各县。这两批联大同学，还加上其他时期零散下乡的一些同学，多在云南各县里的中学教书。他们在当地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培养云南各县年青一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云南“边纵”游击队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部分干部的准备。

　　我们满腔热情地来到石师，都想好好干一番。我们积极在学生中开展进步活动，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我们还都不是党员，但上高中时从党员老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要求入党，只是由于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暂时停止发展党员而未成。石师这个学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较好的学风。这是由于1941年春联大同学、地下党员刘时平和陈琏等在这里任过教，留下了进步影响，还发展了党员钟凤彩等人；后来形势有反覆，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一度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把刘时平等进步老师排挤走了。我们到石师时，校长张万棚新上任，他是地下党员。他通过中华职教社的帮助，请来了地下党员孙运仁担任教务主任，聘请了地下党员李春晖等联大同学和一些进步人士担任教师。地下党员钟凤彩也还留在学校任图书馆管理员。我们四个人和他们虽不熟悉，更不知道其中有好几位是共产党员，但我们的教学工作和在学生中的活动，暗中得到校方的支持和一些同事的默契呼应。

　　到了石师我们首先要求自己做好教学工作。我和向大甘等9人各担任一个班的语文课，并兼任该班的班导师。我们对自己执教的语文、历史、公民等课程的教材，未采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统一教材，而是自选自编的，交学校油印出来发给学生。如语文课，多选自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还有茅盾、朱自清和高尔基等人的文章。历史课教材，选用部分翦伯赞的《中国通史》和华岗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等。公民课讲的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和社会发展史。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播了革命思想。

　　我们在学生中提倡关心国家大事，多读课外书籍，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我们帮助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如组织时事报告会、出壁报、开展文体活动和郊游等，特别是组织读书会。我们自己也参加读书会，跟学生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这种读书会的形式，对学生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很大。通过读书会和学生的作文，发现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同学，我们就重点帮助他们，利用晚上自己时间和星期日假日，约他们到我们宿舍里，向他们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介绍共产党英勇抗日的事迹，帮助他们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的教学工作和在学生中的活动，引起了教师中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的注意，我们和他们的矛盾逐渐激化。到学期快结束时，他们竟然挑拨班级之间的关系，煽动学生打群架，企图在混乱之中对我们进行殴打。进步同学中的积极分子罗广才等，主动组织起来，夜间巡逻，保卫东院(我们住的老师宿舍)的四个老师。钟凤彩还借给我们一支手枪用于自卫。有一个晚上，两个班的同学在校园内对峙起来，形势极为紧张。在全体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劝阻下，事件才得以平息，库春熙等人的阴谋被彻底暴露。为处理这一事件，中华职教社的孙起孟和建水县建民中学的方仲伯专程到了石师。最后，校长张万棚立即解聘了为首的肇事者。学期结束时，又解聘了其他几个思想反动的教师。我们四个人中，留下我和向大甘下学期继续任教，王炽生和徐涤辟则转移到建水县建民中学去教书。

　　1945年一、二月份，适值寒假里，我们回到联大。当时联大地下党组织刚创建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我和向大甘立即参加了“民青”。这时，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杨维新和他的爱人汪季昆(地下党员)已到了昆明。他们也通过中华职教社的介绍，准备去石师教书。寒假后，我和向大甘、杨、汪一同去了石师。我们仍然保持了四个人的力量，并建立了一个“民青”分支部。

　　1945年上半年，石师学生自治会在学校开展了一次反老大、反小姐、反小流氓的“三反”运动。这是针对当时有些学生有老大习气，不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有的女学生爱打扮；有极少数学生有逃学、小赌博等不良行为而提出来的。这运动持续了一个学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几个曾逃过学、偷偷聚赌过的学生，他们自编自演了一个小话报剧，真人真事，现身说法，对同学们的启发教育比较大。喜爱打扮的女同学也不打扮了，男同学穿起了草鞋，这一运动对形成朝气蓬勃、努力学习和树立艰苦朴素的校风起到了促进作用。

　　石屏县国民党、三青团的头目，对我们在石师的活动非常注意。当年联大哲学系教授郑昕先生正在石屏休假。我们曾多次看望过他。他告诉我们，县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头目在调查我们，要我们提高警惕。他们也拜访过郑先生，郑先生训斥了他们。因联大教授的名望很高，他们也无可奈何。后来，三青团分子要在石师宣传三青团的宗旨，发展三青团员。校方婉与周旋，拒之门外。他们不甘心，又提出要和老师们座谈的要求。在校方同意后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辩论会。当然他们以失败而告终，只得悻悻而归。为此事我们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在公开场合，我们讲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宜搞什么“党团活动”；在读书会里或个别场合，我们则揭露三青团的反动本质。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朱家壁等在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云南“边纵”游击队。石师的学生中参加边纵的不少。在我担任三个学期班导师的第廿九班，毕业时有学生41人，先后参加边纵的有12人，其中高延臣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在41个同学中，大多数人在1949年年底前参加了“民青”。解放后，他们多在文教战线、党政机关工作，尽管工作岗位不同，贡献有大有小，但却能跟着党走，没有一个落伍掉队的。每每回想起在石师的那段岁月，我就按捺不住激动和欣慰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