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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几位联大校友 ——许渊冲

2012-11-24 |
回忆几位联大校友
 
2008-05-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许渊冲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是大海。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徐高阮后来去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1964年,他在台湾《中华》杂志3月号批评他的联大同学,开始拥蒋反共,后又反反蒋独裁的殷海光,说殷海光不是“一个自由的罗素崇拜者”,“其实是一个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相反,是一个最喜欢专断,最反对自由思想的人”。

  殷海光在联大时叫殷福生,和我同班上王宪钧先生的《逻辑》,他身材瘦小,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课前课后,常陪着王先生散步,原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辩论,所以对逻辑发生兴趣。他读过罗素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读过金岳霖的学术著作《逻辑》,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金先生,还寄去一篇论述逻辑的文章,金先生推荐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了,殷福生又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还翻译了一本《逻辑基本》,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以1938年他入联大时,已经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了。

  在政治上,他却是右派学生的代表。1942年1月8日,联大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还有日本占领香港时,他用飞机运狗,却不许联大在香港的陈寅恪教授乘坐,这一下激起了联大学生的公愤,连平时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女同学林同端都游行了。那时我在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走到华山南路碰到游行队伍,他们鼓掌欢迎我参加,并且告诉我孔祥熙到云南大学讲演时,右派学生叫好,左派学生却加上一个尾巴,说是“好一个大胖子!”叫孔祥熙下不了台。但殷福生和几个右派学生却来和游行队伍辩论,说他们是“听信谣言”,“无端攻击政府”,“破坏抗战”。殷福生因为反共有功,曾经得到蒋介石的召见。不料到了台湾之后,他却反起蒋介石来。

  关于他的转变,《殷海光全集》第11卷254页上解释说:“我反共的热情和真切是很够的。然而,据之以反共的思想,照我现在分析起来,不免有许多盲从成分,是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给我的。另一种成分则是……一个党派(指国民党)的观点,一个组织的成见,或一个集体的利害。”由此可见,殷海光对自己早期的反共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

  联大左派学生的代表有经济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党的书记,大一时担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员,那时我是昆中北院的伙委。我不同意上届伙委一荤三素的菜单,改成荤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断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经。他告诉我南方人把玉米当菜,北方人却当粗粮,伙委一定要南北兼顾才行。说也奇怪,后来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使我觉得还是不参加党派好。

  在联大的左派同学当中,我认识得最早的流金,他和我是南昌二中的同学,但比我高三班。1933年4月6日,我第一次参加(应该算是参观)全校的运动会,看见流金一马当先,得到了好几个长跑的冠军,好不神气!篮球比赛,他又是校队的中锋,举手投篮,立刻掌声四起,好不威风!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运动健将。但是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满十二岁,直到三年之后,才得到中级组跳高第三名。运动健将的梦难圆,我又改集邮票,沉醉在萨尔河畔的风景、非洲的老虎大象之中。在1935年日记的第一页,我写下了新年的三大愿望:一是学问猛进,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邮票大增。流金的弟弟应铨和我同班,看到日记哈哈大笑,说他有一张美国林德伯上校飞渡大西洋的邮票,问我愿不愿意高价收买。我答应用30张票和他交换,成交之后,发现他的邮票背面破损。他比我大两岁,又是流金的弟弟,只好自认吃亏算了。

  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推荐,流金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

  1944年8月他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与李宗蕖结婚,婚后双双来到昆明,在天祥中学任教,后来天祥迁到小坝,他做训导主任,我做教务主任,来往更多,关系也更密。

  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出版过《三叶集》。到了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九叶集》诗人。九人之中,有四个西南联大的学生:1939级的查良铮(穆旦),1942级的杜运燮,1943级的郑敏,1945级的袁可嘉。其中杜运燮是我的同班,他的诗被闻一多先生编入《诗选》。后来,他写了一首《西南联大赞》:

  “敌人只能霸占红楼,作行刑室,

  可无法阻止在大观楼旁培养

  埋葬军国主义的斗士和建国栋梁。”

  “校园边的成排由加利树,善于熏陶,

  用挺直向上的脊梁为师生们鼓劲。”

  “缺乏必要书籍,讲课,凭记忆默写诗文,

  总不忘吃的是草,挤出高营养的牛奶。”

  “著名学者,培养出更著名的学者,

  著名作家,培养出多风格的作家。

  只有九年存在,育才率却世所罕有。”

  穆旦不但写持,而且译诗。他在联大的同班同学王佐良认为他“最好的创作乃是(他译的)《唐璜》”。“《唐璜》原诗是杰作,译本两大卷也是中国译诗艺术的一大高峰。”王佐良的话把翻译和创作等同起来了。穆旦的翻译能不能等同于创作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璜》的两种译文:

  (1)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2)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哪种译文更像创作?哪种是译诗艺术的高峰?意见可能会不同。如果用流金的话来说,也许是一在其中,一在其上了。这也就是杜运燮说的“多风格”。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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