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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周恩来的三次零距离接触

——写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

文/张彦

我今年91岁，从事新闻工作有大半辈子，接触过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其中，最让我永远怀念和无限崇敬的便是周恩来同志。我和他最长的三次零距离接触都是在重大历史时刻：1945年重庆国共谈判，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而这几次接触，也成为我一生无法磨灭的深刻记忆。

重庆谈判时的强烈感染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中国面临着和平与内战两种前途，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当时正在陪都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作为重庆《商务日报》的记者，报道这个重大事件是我的首要任务。不过，谈判中斗争的错综复杂，是可想而知的。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是最受记者追逐的热门人物，因为只有从他那里才能获取谈判的真实情况。当时，周恩来同志常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对我而言，这里已经是熟门熟路了。

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侃侃而谈，一席话使人很快明辨是非，连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也不得不心服。不仅如此，他的真诚给在场的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前途命运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无论政治信仰如何，在我们看来，周恩来不仅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关心和教育后代的和蔼长者。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还只是个进步青年。在重庆谈判的采访过程中，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我明显感到自己的觉悟有了提高，是非曲直尽在眼前，越来越清楚自己应该选择怎样的前进道路。在战争不可避免的关键时刻，我已深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绑系在一起。于是，1946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准备工作呕心沥血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心议题就是由来自全国各方代表共同协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怀仁堂里，喜气洋洋，大家各抒己见。当时，我有幸作为香港《中国文摘》杂志社的记者参与报道。

这个盛大会议的总主持人，就是周恩来同志。我亲眼看到，当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他并不首先发表意见，而是创造条件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经过讨论而达成最后的一致。例如，当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简称为“中华民国”时，出现了不同意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周恩来极为慎重。他特别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以征求意见。这些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的老人，对“中华民国”这个称号依然还有感情，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它已被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所玷污。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其实，这不过是反映大会民主氛围的众多事例中的一个而已，所有提案和决议无不经过反复蹉商才表决定案。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热烈融洽、互相尊重的民主氛围中进行的。

不久，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举世瞩目。为了这个盛典的成功举行，各项准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这样重大意义的庆典可是头一回，没有经验，但又不能出一点差错。为此，开国大典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呕心沥血，连续几天没合眼。由于开国大典当天，政府官员需要先在中南海宣誓，然后再去天安门。为了准确计算时间，周恩来还亲自测量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所需时间，并以此对大典程序进行安排。10月1日当天，天刚刚蒙蒙亮，周恩来又沿着警卫路线，对主席经过、停留和休息的地方以及播音器材、升旗按钮等进行了细致查看，并再次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作最后的检查。

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八盏宫灯，八面红旗迎风飘扬，使古老的城楼焕发生机，准备迎接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当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等一行沿着台阶走上来的时候，都是微笑着举手和大家亲切打招呼，没有人组织夹道欢迎，只听见群众自发的阵阵掌声。庆典开始时，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都是些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党派成员。没有规定的顺序排列，更没有什么等级区分，大家欢聚一堂。此时，在人群中的我看见，周总理身在其中，还是穿着平时那件卡其布衣服，虽然为准备大典已颇为疲惫，但他还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依旧神采飞扬。今天，当电视重播开国大典录象时还可以重温当时那亲切的氛围，令人难忘。

亚非会议上彰显大国总理的风范

1955年，还是二战以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然而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联合发起，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并且主动邀请刚刚诞生6年、但依然受到美国封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于这个能够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决定派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出席。

当时，我作为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的记者随团前往报道。作为记者，本应到香港随代表团乘坐包机飞往印尼。后因周总理临时应邀访问缅甸，我们这些兼任代表团工作人员职务的记者也就随之改道。没有想到，当我们还在昆明准备出发之前，突然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民航机空中爆炸惨案，11名中外记者和外交人员遇难。形势急剧恶化，敌人的主要目标显然是要谋害周恩来，以此破坏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时候，周总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一面沉着指挥对敌阴谋的揭露和斗争，一面更加紧了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

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着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但这些国家却情况各异，错综复杂。有的虽已独立，但仍然受制于殖民主义国家，不得不充当其代理人的角色。美国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但却派来了一个70人之多的所谓“代表团”，名曰“记者”，实际上就是来破坏大会的。所以，大会还没有开始，严竣的斗争形势就已出现，何况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造成的恐怖威胁也笼罩上空。

会议头两天的大会，是按国家名称英文字母顺序进行各代表团团长发言。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促进亚非团结合作的良好愿望，但也有一些发言显露出其险恶用心——有人把“共产主义”污蔑为“新殖民主义”， 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地企图转移大会的方向。正在冷静观察的周恩来，一再推迟代表中国的发言，静观其变。果然，各种各样刺耳的攻击、谩骂随之出现。泰国亲王居然污蔑中国成立傣族自治州是为了“侵略泰国”。很明显，美国的手已经伸了进来。

这时，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周恩来身上，以为他一定会拍案而起，予以反击。于是，就会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大会必然争论不休，以致最后陷于僵局，不欢而散。但是，人们注意到，周恩来一直在耐心地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且不时在纸上记录些什么。直到19日上午，周恩来始终没有发言。

但是，那天中午回到住地后，一场准备发言稿的突击战忽然展开。周总理在屋里口述，由他的秘书浦寿昌用铅笔记录。我们几个翻译都坐在打字机前等候着，送来一页，翻译一页。紧张的气氛，犹如在进行一场战斗。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周总理的这个《补充发言》，竟在亚非会议上发挥了旋乾转坤的重要作用！

下午的大会3点开始。我们的车队前往会场时，正遇上了一场热带的瓢泼大雨。可是，令人吃惊的是，会场前面的马路两旁依然站满了打着雨伞的人群，他们已经知道今天下午中国的周恩来要发言，希望能直接从会场外的广播中听到。

大会开始以后，发言中依然不时出现反苏反共以及攻击中国的言论。接着，会议主席郑重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健步走向讲坛。这时，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不少人只能站着听。我注意到，和我一起坐在记者席上的各国记者特别紧张，看来他们都在期待着即将发生的爆炸性新闻。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他的大会发言稿已经分发给各位代表，现在他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顿时，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竖起耳朵听他会“补充”些什么。谁也没有料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竟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接着，他进一步坦率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整个讲话不过20分钟，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会场里的空气陡然发生了改变。那些早已拟好爆炸性新闻的记者狼狈地跑出会场。主持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特别走过来与周恩来热烈地拥抱，表示对他精彩发言的衷心感谢。

求同存异，成为大会圆满成功的基本原则。由此而诞生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如今也已成为普世尊重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天，受益的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为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本文作者曾任《今日中国》杂志社第一副总编辑、《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等，是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