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消失的大学承载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的力量(华商报孙强)

2015-01-08 |

 

校训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张奚若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先生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人们都知道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实联大还有一幅解释校训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已经消逝66年了,西南联合大学还被人们念念不忘。“联大人”的性情、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性魅力。而联大,这所不普通的大学,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化身。

  1946年1月29日,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的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和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闻一多上卅五,一,廿九这封几十年前的短笺,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封日常的工作信函,但谢泳认为,其实它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而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这封公函,连同名字、日期,只批示了几个字:“照办 琦一,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说,教授前一天写信,校长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

  联大的合作与宽容

  张伯苓:“我的表,你带(戴)着。”蒋梦麟:“不管者所以管也。”

  梅贻琦的名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这样定义大学:“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梅贻琦曾是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到了三校联合成了联大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蒋梦麟则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身为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后来还说过,“孟真(傅斯年的字)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而主要负责联大日常事务的梅贻琦,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校园里流传着不知是谁做的打油诗,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事无巨细,一丝不苟。而他在每一个踟蹰斟酌之后,处事都很坚定。中文系教授朱自清评价说,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

  梅贻琦并非没有主见,宽容是为了三校合作。当年谈及联大的精神传统时,梅贻琦说,这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和南开的活泼。貌似无为而治,实则是为了保持大学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的一角被设立为西南联大纪念馆,草坪里竖着梅、蒋、张的雕像和几块石碑,刻着他们的名言。其中一块是张伯苓说的“育才先育人”。

  梅贻琦对育才的陈述就更为清晰些:“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在太空泛了。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联大的教授也大多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在专业和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在生活的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

  “这些教授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谢泳举例说,当年抗战即将胜利时,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先生曾夸赞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规矩、公正,最能感觉、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

  “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上世纪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谢泳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做人比做学问重要。

  教授的权力之大难以想象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联大研究热逐渐兴起。当人们怀着浓厚兴趣追问这所已经消逝多年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大学时,发现当年的大一新生心田这样说过:“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名为《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书,试图揭开联大的诸多“谜团”。杨立德认为,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它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而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特征。谢泳研究发现,以清华大学为例,1925年在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到1937年已成世界知名大学。“最重要的成功原因是它在开始时能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

  谢泳说,当年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

  联大学生、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的那段时光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精神

  “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面的人,不能干涉。”“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谢泳认为,一所大学消逝了近70年,还是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说明这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而对这种精神的理解,联大教授均作出过独立的思考与阐释——

  联大教授冯友兰在那篇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他在《南渡集》中还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说得更为透彻: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面的人,不能干涉。

  联大另一位著名教授傅斯年有一篇《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的文章,一开头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梅贻琦针对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认为“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也”。他说,“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即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

  “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既是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联大的师生绝不自私独占这全国人民所羡慕的传统,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复员北返之际,梅贻琦如是说。

  当年,教授是这样的……

  “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吴宓,陈寅恪,刘文典,陈序经,潘光旦……”这是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几十年前就已熠熠生辉,如今念起更显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刚毅坚卓”的精神。

  联大学生眼中的教授形象各异

  1946年7月,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编纂的《联大八年》一书记载了联大的102位教授,是由学生来写心目中的教授形象。

  “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吴大猷先生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简直活像一个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

  数学系教授陈毓淮先生,“讲课异常认真,反复讲解,一定要使你明白之后才能罢休。”他为人谦虚,“有一次一个问题讲错了,忙向同学说,刚才有点糊涂。”

  经济学家陈岱孙活了97岁,晚年自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在联大学生们的记忆中,他讲课“直如背讲稿,有条不紊,没有一句废话,记笔记最方便,而且掌握时间分秒不差,往往他也刚好讲完,下课钟声响了。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钟敲晚了。”

  泾阳人吴宓教授 “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

  西南联大有四位出名的单身教授: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外文系的吴宓。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贯中西。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主张学外文不能说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就满足了,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

  吴宓和另一位教授刘文典的关系要好。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有时他讲课,吴宓会去旁听,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便向后排张望,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啊?”吴宓就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看到两位名教授可爱的模样,同学们就哄笑起来。

  考试时,“吴先生总是半小时前到讲堂,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同学进去,他就很谦和地递一份考卷给你,并且有点抱歉地向你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到下课钟响时,吴先生不像别的先生催你交卷,相反的,他很紧张地向同学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陕西籍教授张奚若 当面批评蒋介石

  西南联大还有位陕西籍教授张奚若,是吴宓在泾阳崇道书院的同班同学。

  张奚若是陕西朝邑人(朝邑县,1958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县并入大荔县,改为朝邑镇),早年曾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后认识到国家富强须靠民主政治,遂改读政治。

  在1928年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时,张奚若就以敢讲话著称,公开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时,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

  张奚若的弟子杜汝楫回忆说,有一次,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国民党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听得不高兴,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盛怒之下拂袖而去。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谢泳——

  大学若无独立自觉意识 学术自由则是空话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谢泳开始留意西南联大,关注“她的精神和学术传统”。那时,他还没到大学任教,是山西省作协下属一本刊物的主编。

  “虽不在大学中,但对当时中国大学的一些变化也有察觉,这个学术倾向的选择,来源于现实感受,也来源于想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学术兴趣。”

  联大的精髓: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问:有评价说,您的研究不是一般地叙述联大的历史,而是在其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命题,这是出自您的兴趣吗?

    谢泳:我的西南联大研究开始于20年前,不能算是国内最早研究西南联大的,但我注意提倡西南联大自由主义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在1949年后消失得比较彻底,所以要有意识恢复。

  问:我看到有个记载,林语堂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谢泳:林语堂的概括很有说服力。联大的精髓就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些精神所以能在联大成为真实存在,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大学制度不由国家垄断,国立私立两种制度并存。这些制度方面的保障,让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

  在联大“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问:在您20多年的研究中,最佩服西南联大的哪位教授?

  谢泳:联大教授令人佩服的很多。比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他公开说过,如果要让他加入国民党,他就不做院长,以保持他的独立精神。

  问:在您接触过的联大教员和学生身上,什么样的气质使人印象深刻?

  谢泳:(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算学系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就说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大家为人处世,有一种暗合西方价值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恰好是融合了东西方优秀传统,也就是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

  联大三校也有矛盾,但基本精神一致,能求同存异

  问:为什么这所早已没有实体的学校还会引起人们的纪念?

  谢泳:大陆和台湾纪念联大的出发点不同,台湾多是怀旧,而大陆多是借怀念联大精神来批判中国的大学教育。

  问:西南联大由三所不同文化、不同作风的大学合并,却能患难与共,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坚持共同的目标?

  谢泳:西南联大之所以能三校合作成功,原因相当复杂。但三校以往自由主义传统是主要的精神气质。三校教授中,以留学欧美的最多,这些教授基本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

  合作最需要的是包容气质,其实西南联大三校在合作中也有许多矛盾,但因为基本精神一致,所以能够求同存异。

  纪念是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反思

  问:西南联大对当时及后世产生的影响中,您认为哪些方面最重要?

  谢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等是最重要的。联大当时即享有自由精神、民主堡垒的美称。

  问:您的著作《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都将视角聚焦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上,您觉得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与过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谢泳:今天知识分子和过去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有两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明显不足,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代知识分子明显有优势;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独立性,对于权贵始终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很差,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各种制度,基本以压制个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知识分子从事的行业普遍由国家垄断,个人自由极难实现。

  问:曾有报道的标题很有意思:《西南联大谁在纪念谁在遗忘》。一方面是联大教授及学生一个个年事已高,一方面是联大遗产的传承,会不会随着这些老人的逝去,联大的精神遗产也灰飞烟灭。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谢泳:对西南联大的纪念,情感不仅是怀旧,更是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反思。有过联大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神应当留存下来。

  问:您从太原到厦门,在高校中已经多年,看到和发现大学存在哪些问题?

  谢泳: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本身不独立,大学文化中没有独立的自觉意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基本是一句空话。

  现在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过分追求功利目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老大,钱多为王,就业为上。对于那些不能马上带来现实效应的学科普遍漠视。学生不读“无用”之书,教授不教“无用”的知识。所以文史哲学科,是现在中国大学中最低落的时候。

  问:现在的大学教育每每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如今屡屡提及联大的大学精神,您认为现实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谢泳:这些年纪念联大,多数还是在精神方面,在现实中能落到实处的极少,还是在观念方面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保障大学的独立精神方面的冲突,所以大学的问题并不是大学本身可以解决的。比如大学的官员化,是中国大学制度由国家垄断造成的自然结果,不改变大的制度,大学里的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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