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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我在西南联大

2017-07-05 |

编者按:李忠(曾用名李树藩),天津市人。现年97岁,党龄71年。1943 年9 月,靠自修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1944 年秋,升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学习,1944 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6 年1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后经王汉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初,在华北航空局和军委航空局的民航处任组长,参加了组建中国民航局的筹备工作。1950年后,历任民航无线电总台台长、专家工作室主任、外事处处长、国际司司长兼党委书记、民航局发言人等职。1985 年11 月,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事务顾问。1987 年2 月,创办中国航空服务公司,担任董事长。1989年10 月离休。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任理事、常务副会长共六届,为校友热心服务30多年。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历史上永远的光荣与丰碑而存在,它是一个苦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时,为一个民族保存的希望与未来。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艰苦卓绝严教严谨

当年,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它的意思是: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使其免受摧残,以积蓄希望。西南联大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它聚集了一批学术大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严治教,求实严谨,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西南联大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17年2月在海南

日寇侵犯背井离乡

我是天津市人,1920年9月出生,今年已经97岁高龄。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家照顾我和弟弟妹妹,家境贫寒。由于交不起学费,我上到小学六年级后辍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八一三”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得安宁。我16岁就离开了家乡,因为日本鬼子看到印票机器非常好,要抢走,铁路局决定赶快搬走。我当时是印票所工人,只能随着津浦铁路局印票所迁到南京,从此与家人失散多年。

元江坚守抗日空防

1939年,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在云南南部中越边境设立防空情报电台12座,监视日本战机从越南飞入我国空袭。那时我还未考入联大。我因为之前学习过半年多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又在重庆电台实习了一段时间,所以应聘被派到云南边境元江防空情报电台——负责用电台监视日本飞机的动态,借此建立起一条沿着中国西南边陲的“空中防线”。就这样,我带着一个通信班到了云南最南部元江的一个电台。当地条件差,我们必须用发电机自己发电,再利用收发报机将监测到的情况发给昆明和重庆,以便采取防空措施。那时,我刚满19岁。一班人每天的任务就是时时刻刻监视天空,一旦发现敌机,我立即用电台发报报告总台,迅速做好防空准备。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我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奖章,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又得到一枚。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奖章

立志上进求学联大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大高校不得不南下迁移。三校师生一路长途跋涉,经过几个月的艰辛,终于到达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1年,因为防空电台总台台长克扣军饷被我们告发,他出狱后伺机报复,我被迫离开云南防空情报电台去贵阳,转桂林,又经同学介绍考入重庆资源委员会无线电总台当了报务员。业余时间和一群年青人一块儿打篮球,认识了西南联大毕业生范柏林。可以说,他是我革命生涯的指路人之一。他介绍并鼓励我,要我去昆明,设法补习功课考进西南联大读书。在他的动员和劝说下,我终于下了决心,便托人帮忙调入昆明资源委员会云南办事处电台。办事处在近日楼万钟街,距离西南联大不远,每天工作完毕,我就请西南联大的学生给我补习中学的课程。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半的半工半读生活,一边工作,一边补习中学的功课,终于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一年后——1944年升入法学院政治学系。同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一边上课,一边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在进步人士办的《观察报》当记者,还在学校办了一个壁报叫《春雷》。

民主自由师生情深

西南联大教授办校,民主自由管理,充分发挥学生钻研精神。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先后共有300多位教授,大多数都在欧美留学研修,学成后获得博士学位,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毅然回国。这是一批老、中、青相结合,却又人才济济、名扬中外的大师。

恩师杨振声是我们结婚的主婚人

记得在上金岳霖老师的哲学课时,一天金老师提问:“打虎将李忠,你说说逻辑起什么作用?”大家一片笑声,课堂上气氛顿时活跃了许多。我回答说:“逻辑是自然规律,人人都要遵守……否则就是倒行逆施,天下大乱。”金老师说,打虎将讲得对,可以继续听哲学课。这一幕,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学生宿舍唯泥草房

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只有泥草房。学生宿舍都是泥草房,一间屋可以住40个人。20张上下铺木床,两张床之间有一个窗户,窗户没有玻璃,不糊纸,只有两根木条。宿舍里没有灯,没有桌椅,不能看书写字。房子两头有木板门,不能关也不能锁,自由出入,所以经常有校外的小偷光顾,有时早上起来,就有人丢了裤子,丢了皮鞋,起不了床,上不了课。

宿舍门口有一口水井,同学们可以在井边洗漱、洗衣服,很方便。

贷金度日一日两餐

抗战8年,联大8000多名师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非凡的成绩。联大学生多数来自敌占区,与家庭断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只有靠贷金维持生活。1938年时,每人每月7元贷金,可以维持每天两顿饭。由于货币一再贬值,到了1944年,贷金竟涨到每人每月1000元。吃的是政府发的米,八宝饭,饭里有谷子、稗子、砂石、糠麸、老鼠屎,米色发红,所以我们统称为“八宝饭”。那时候,有饭吃就好,管它有没有沙子、石子。就这样,那几年我们穷学生都是靠贷金吃饭。

吃技巧饭喝“玻璃”茶

在学校食堂吃饭,午饭、晚饭都是一大桶饭、一桶汤、四小碗菜。吃饭是有技巧的,我们男生是先盛半碗饭,赶快扒拉完,再盛一满碗慢慢吃,因为先盛一碗,吃完了再想去添点儿——没了。

早饭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校门口卖什么早点的都有,只要你有钱。我却经常因为没钱,每天只吃两顿饭。校门对面有一个学生服务社,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碗豆浆,但是没有糖,只有盐,可以随意放。

1996年和老伴诸有琼在德国

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到图书馆去看书、复习,可是去晚了就没座位。怎么办呢?校外附近有茶馆,去那儿坐可以,但要买茶水,我们穷学生哪有钱呢?就只好要一杯“玻璃”,就是白水(不用给钱),一坐就坐一下午(老板挺照顾我们穷学生)。1945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迁回北京和天津分别复校,我申请转学北大,继续半工半读。

屹立9年世界一流

毛泽东曾说,我们也要造一点原子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邓小平也曾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卫星很快上天了。研制两弹一星的专家中有8位联大的学生(如赵九章、郭永怀、陈方允、屠守锷、杨家辉、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西南联大虽然存在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8000,艰苦备尝,十儒九丐,但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三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2人,还有一批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担负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之养成,直接受益于联大时期的艰苦岁月。

西南联大很早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党员约有200多人,还建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至少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抗日,有的援助盟军,支持援华抗日。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宝库”,西南联大留给我们今天最宝贵的遗产,是大学自治。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这是一种不依附、不屈从于强权的自治传统。

今后如何吸取联大精神,发扬联大精神,提高教育水平,多出高才,这是给我们和后代留下的重大课题。我们盼望多建世界一流大学,多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才。

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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