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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唯一健在诗人郑敏:幸运在西南联大,遗憾也在西南联大

2018-06-20 | 来源 《环球人物》2015年6月 |

郑敏,唯一健在的九叶派诗人。1920年生于北京。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1981年,《九叶集》出版。九叶诗派由此得名。文学评论家公认,九叶诗人在用诗歌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兼顾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剖析,比以前任何的中国现代诗歌流派都更尖锐。

2015年5月15日,郑敏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侯欣颖 摄)

郑敏的家在清华荷清苑一个僻静的单元楼里,客厅很大,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作品。“都是我女儿画的,她在艺术上很有天赋。”郑敏说道。95岁的她,身着红袄,留长发,全披散在脑后,如同一个时髦的艺术家。

两个女孩结伴到昆明

我本姓王,我家在福州算是大家族,我的祖父王又点是前清颇有名气的词人。1岁多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好了之后,就被过继给姨妈。她成了我的养母,我的养父姓郑,也是我亲生父亲赴法留学时的同学兼好友。姨妈没有生育,我于是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

养父回国后在煤矿上当工程师,我们家住矿区,周围都是贫苦农村,教育很差,但养父以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我记得小小年纪,他就要求我每天爬山、游泳,告诉我不能做“东亚病夫”“旧式小姐”。

10岁那年夏天,我跟养母回北京住,才进了学堂。虽然是新式小学,但老师也像旧私塾那样打手板,对孩子们体罚,我成绩又不好,看见老师打人就害怕,实在不想上学。父母于是把我转去读教会小学,慢慢地成绩好起来。所以后来我有了孩子,从来不体罚。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念高一。当时我家已经搬到南京,一家人先去了庐山避难,过完暑假,又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我继续读书。高三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

去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旅程,我一辈子都记得。因为是战时,大人没法送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也考上联大,我们就一起做伴,两个女孩,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很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我们一路颠簸,偶尔还会停靠在荒郊野岭的阴森小客店,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昆明。

年轻时的郑敏

冯至是被忽视的诗人

西南联大的生活,现在想一想,真是幸运,但也觉得真遗憾。那么多大师、那么多社团,学术空气那么活跃,我却算不上太活跃的人,因为不想卷入政治,总是与风云人物保持距离,看得多,做得少,独来独往。大好年华,都被我辜负了。

我上的是哲学系。因为那时候思想方面的东西很热门,大家都希望用思想来救中国。引我走上诗歌这条路的,是冯至老师。当时联大学生大一大二都要学外语,哲学系的学生按规定得学德语,他就是我们的德语老师。我记得还选修了他的一门讲歌德的课,他讲得非常有感情。他翻译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在联大很火,学生们都在传阅。

那时冯先生刚步入中年,胖胖的,总穿一身长衫,拿着手杖,走起来却大步流星,像个年轻人。他在课堂上的言谈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他总是笑容可掬,但没有和学生聊天的习惯,很少闲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大三的某一天,课上完了,我鼓起勇气追上冯老师,把我写的诗给他看,大概有十多首,用一个小本子订着。第二天一下课,他就把我叫出来,把诗稿还给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你这里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算诗,那我就坚持吧。

冯至老师是先学哲学,后来去德国学文学,我也是先念哲学,后来对文学感兴趣。冯先生的《十四行集》出来时,我简直顶礼膜拜,它也影响了我以后的诗风:不要纯抒情,而是带着智慧与思考。

那时候日本飞机时不时来捣乱,我们就会出去“跑警报”,有时学生们会去教授家。我记得某天去的是冯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但那天和先生讲了什么,现在已经都记不清了。

对冯至先生,我充满了感激,我认为他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虽然很受尊重,但真正理解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诗歌融合了西方古典哲学和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杜甫的情操,说是独步诗坛也不为过。但中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更喜欢令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便被忽视了。

冯至晚年照片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几门课,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还有冯文潜先生(冯至先生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很自由,没有人去查到、管纪律,大家反而上课积极。每个系都有名教授,教授们也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用现成的教科书则是不光彩的事。名师的课总是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站不下,学生们就都挤在窗边听。

闻一多先生的课我旁听过,到底是“楚辞”还是“唐诗”,我已不记得了。他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他讲得非常入神,绝对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古文。我当时有个感觉,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是自己的见解。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去听过。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真好,那种湘西的气息非常独特。他特别爱写板书,讲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逻辑,只要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他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所以收获有限。

我留学回国后,还见过沈先生。当时是同学袁可嘉请我吃饭,和先生巧遇。席间沈先生还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去哪里了?我心中窃笑:就是我啊。

联大的教授,每个人都是自成一家的风格。汤用彤先生给我们讲“魏晋玄学”,他长得矮矮的,还光头,但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我喜欢他的课,那种道家的境界、魏晋玄学的潇洒,对我影响深极了。我一直对老庄的东西非常赏识,到现在也经常会读一读,跟汤先生有关。

卞之琳老师的新诗我从大一就开始读,在冯至先生家也见到过他。他成名早,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总是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充满了浪漫气质。

最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冯先生留着长髯,穿着长袍,开过一门课,叫做“人生哲学”。课讲到最后是讲境界,说人生有4个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为了过日子而过日子,什么都不想;往上是“功利境界”,开始懂得为自己打算;再往上是“道德境界”,心里面有了他人,是贤人;最高境界叫“天地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大爱,是圣人。

金岳霖先生给大家讲逻辑,当时他刚从美国回到昆明,比较轰动,因为他穿得很时髦,不只是西装衬衫,还穿夹克、风衣、戴墨镜,跟周围人都不一样,他的身材又高,看上去真“酷”。

有一天,冯友兰先生要给我们上课,他走在前面,我和一位同学正好跟在后面,都往教室赶。垂直的另一条小路上,看到了把外衣搭在肩上,戴着墨镜的金岳霖先生。只听金老师问:“芝生(冯友兰的字),到什么境界了?”冯老师回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

我经常回想,也许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样自由、充实的氛围中,接触到冯先生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才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待的地方一度流行麦卡锡主义,仇视华人、留学生,我的学业断断续续,最终就是靠着这些信念熬过了艰难岁月,坚持读完了硕士,拿到了学位。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跟他所研究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好像他的生命就是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但是这种精神,我以后在任何学校、任何环境中都找不到了。

郑敏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叫做《诗集:1942-1947》,里面的很多诗,都酝酿于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给了她很多灵感。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卞之琳先生……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诗人,并培养了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新生代。采访过程中,郑敏反复说,联大的学生很自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地生长着。”

从西南联大,郑敏走向了她的诗歌人生。如今耄耋之年回望,那短短的4年,竟是她人生最大的转折。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在各种波折、劫难中踽踽独行,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九叶派诗人的身份回归时,郑敏已年过花甲,还没怎么写,诗坛就又归于沉寂了。正如她所说,西南联大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也是最遗憾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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