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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烽火岁月中的家事与国事

2018-09-26 | 来源 《同舟共进》2018年第9期 |

郑天挺

2018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西南联大又一次成为文化热点,而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更是成为了一个回望的契机。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特立独行、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曲并不遥远的绝唱。

提到西南联大,会最先想到哪几位教授?于我而言,第一位当属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清华终身校长,寡言君子,其风度令人心仪。第二位,郑天挺。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体现了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之精神,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范。第三位,吴宓。《吴宓日记》日记中有三多:恋情多,校花多,八卦多,他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流。

近年郑天挺日记的出版,备受关注。日记记录了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再到北归三校复员的过程,非常完整。又因郑天挺担任多种要职,所记涉及西南联大的运转,家事连着国事,我们可以此为路径,进入郑天挺的内心世界。

【北大危局,有郑天挺】

郑天挺,字毅生,著名历史学家,治明清史,硕果累累,享誉学林。他是福建长乐人,出身于官宦世家。郑天挺的父亲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进士(在北京国子监晚清进士碑上有名字),授庶吉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督(教务长)。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求学、执教,做过北大的秘书长、副校长。父子两人都在北大执教,堪称一段学林佳话。

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郑天挺一生命运多舛,死亡的阴影从童年就笼罩着他。6岁时父亲郑叔忱去世,7岁时母亲陆嘉坤离去,后来,郑天挺在其自传中回忆:父亲死后未留下什么产业,由于家庭生活,母亲应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不到1年,她也因患白喉病死了,那时她37岁,我只有7岁。”接着,比郑天挺大2岁的姐姐和1个弟弟又先后病死,家中只剩下他和一个比他小5岁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

兄弟两人寄养在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民国大律师)、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是时,张耀曾正在日本留学,所以郑天挺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他读书。张辉曾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格,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

1921年秋天,郑天挺与周稚眉结婚。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两人是旧式的婚姻,订的是“娃娃亲”。郑天挺的女儿郑晏说:“母亲在泰州读过私塾,虽文化水平不高,但知书达理,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关系极为和睦。此时父亲还在北大文科门读研究生,家庭负担较重,便开始各处兼职。”

1930年11月,郑天挺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她的夫人周稚眉也融入了北大教授夫人的生活交际圈。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37年2月10日,农历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家人将其送到医院住院,谁知动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本来喜庆的春节变得愁云惨淡。周稚眉撒手西去,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

朋友赶到医院,极力主张郑天挺和医院打官司。郑天挺却说:“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没人知道郑天挺如何度过丧妻的漫漫长夜。后来,他在昆明,每年遇亡妻的忌日,都会在日记当天写满悼亡、思念,可谓“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

家难未平,国难方殷。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作为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与几位同仁勉力支撑北大残局。他曾在日记中回忆当年的经历: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这段日记中写“全校负责人均逃”,不准确。七七事变爆发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暑假座谈会。七七事变爆发后,这次会议变成了全国各界抗战总动员大会,胡适也在庐山。蒋梦麟指示北大教授南下。之后,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

危难之中,郑天挺堪称北大的中流砥柱,组织教授南渡。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告别五个年幼的孩子,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暂驻足长沙,后辗转到昆明,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平,与儿女团聚。“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这诗句,传递出郑天挺的家国梦。

【蒙自郊游,教授身影】

1938年的春节,北大的一群教授在长沙一起过春节。当时,除了蒋梦麟是带着夫人去的之外,只有江泽涵先生是携儿携夫人,其余的都是单身。岁末年初,百感交集的郑天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非此离乱之际,除夕不能有此盛会。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元旦不祭祖者思之惶惶。”

1938年3月初,联大由于校舍不足,蒋梦麟先到蒙自视察校舍,回来后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与会者蒋梦麟、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瓒及郑天挺。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王明之,南开杨石先,北大是郑天挺。筹备完竣,郑天挺就留在史学系教课,并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陈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陈寅恪经常与郑天挺等学者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到黑龙潭游玩。郑天挺与陈寅恪是世交:“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三立先生曾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

在蒙自时,郑天挺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郑天挺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郑天挺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中人。除菘岛外,尚有军山,亦是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散步是日常的活动,有时结伴去远足交游。1938年7月23日清晨,湛蓝的天空中,布满庞大的积雨云,云团厚重如山。郑天挺、陈寅恪、陈岱孙、浦薛凤、赵凤喈、余肇池、周先庚和邱椿一行,饶有兴致地游览黑龙潭。黑龙潭距蒙自十五里,教授们步行,谈笑风生,观赏沿途风景。道路两边是水田,种满了水稻,青碧无垠。这次远足归途偶遇大雨,可谓苦中作乐。

蒙自短短的几个月,也是教授们的浮生闲情,等到昆明之后,长期处于日寇空袭的环境中,跑警报成为常态。

【昆明弦歌,联大管家】

1939年8月,郑天挺四十周岁。从他《五十自述》文中可以得知他此时的心情:“深感三十年来百无一成,徒赖师友奖掖致僭清位,遂作诗一首以为纪念。”诗曰:

读书学剑两无成,浪得浮生才士名。

四十已来应不惑,好从中道觅中行。

郑的志向在于治史,想在明清史方面做出成绩。但西南联大重要的行政职务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清华梅贻琦、沈履等人推荐郑天挺继任。在联大多位教授同仁长达一个多月的劝说下,一心想做学问的郑天挺出任联大的总务长一职。他道出了其中的情状:

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离校,清华梅贻琦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绝不就,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悄然通过,聘书已送来。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我虽多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的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应职。

本来答应干一个学期,结果一干就是五六年。郑天挺一身肩负多个职务,成为联大最忙的人之一。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郑天挺被称为西南联大的“大管家”,管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须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

一次,总务处发工资不及时,拖延了一个上午,作为总务长,郑天挺很生气。因为他知道,联大教授同仁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有的债台高筑,耽误一个上午也不行,“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必于月底发薪,不拖欠,仅此一项工作,也足以证明郑天挺工作艰辛而伟大。

正是郑天挺的敬业,再加上严格的管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在运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一次当着梅贻琦和郑天挺等几人的面讲:“现在后方的高等学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天挺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事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郑天挺除讲授《明清史》等课程,还继续进行清史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清史探微》等重要著作。

【宝塔山下,正副所长】

郑天挺还担任了北大的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由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长期住在重庆,北大和文科所的事务实际上由郑主持。

1939年5月底,联大决定由各校分别恢复研究所,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傅斯年等。研究生有任继愈、汪笺、杨之玖、王永兴、王玉哲、阎文儒等20人。“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师生们共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号。以后由于市区连遭日机轰炸,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往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是个宁静优美的乡镇。据任继愈先生的文章记录,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正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后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驻重庆)。罗常培戏称大家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当时的周法高是罗先生的研究生,周戏编了一副对联:

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

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

对仗不大工稳,在同学中流传,后来传到罗常培耳中,把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继愈《北大文科研究所师生生活杂忆——纪念罗莘田先生诞辰100周年》)

笔者查阅了周法高《记昆明北大研究所》一文,发现任继愈的上述记忆细节有可能不准确。这副对联不是周法高所作,是周的同门师兄刘念和作的。周法高文章中的对联和任继愈的文章中也有微小差别,周的记录是这样:

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

贾宝玉乃真宝玉,甄宝玉乃假宝玉,真假宝玉。

郑天挺听到这副对联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文章留下记录。估计会莞尔一笑,一笑了之。

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级毕业纪念,前排右二为郑天挺

【衣食住行,民生疾苦】

1943年春天,董式珪由北平到昆明后,经转学考试,入西南联合大学读经济系。每逢周末,总要到青云街靛花巷西南联大单身教授宿舍看望郑、罗二位先生。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幢旧式的两层小楼,郑先生和罗先生同住楼上,和他们同住楼上的,还有北大外语系袁家骅教授、外籍德文教授米士先生。楼下住的是任继愈和他的同窗韩裕文。抗战胜利后韩未随北大复校回北平,而是去了美国,后病故在异国他乡。楼下住的还有南开大学数学系刘晋年教授。那时郑、罗二先生的生活很清苦,楼下有个小食堂,吃的是粗茶淡饭,隔几天上街“打牙祭”,也就是吃碗排骨面。穿的是布料长衫,布底圆口便鞋。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昆明的社会各阶层有深入观察,平日留意记下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翔实而生动。

比如“教授如何吃饭”这个问题,随手翻看郑天挺的日记,就可找到答案。

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首先是学校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此外,还可以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有时也去师友家蹭饭,也会请客。

总之,在物价尚未飞涨之前,教授们的饮食还有保障。后来,物价飞涨,百物腾贵,教授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到了“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的窘迫境地。

1943年3月郑天挺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人人皆穷”这四字,道出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存状况。郑天挺自己洗衣服洗破手、缝补袜子。这样的生活场景,读之令人鼻酸。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全2册),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生离死别,家难国难】

在联大,郑天挺每天有繁重的工作,一肩挑教学,一肩挑行政。每当深夜,看到梅花绽放,散发出幽幽的香气,他就会想起亡妻,因为妻子的小名有个“梅”字。品尝到扬州风味的食物,他也会想到妻子做的饭菜。

元稹的悼亡诗云:“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按照联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解释:表面上是说思念亡妻彻夜不眠,实际上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元稹自比鳏鱼眼长开,这是暗示他决心要以鳏夫的身份了此一生。但元稹光说不练,在韦丛死后又娶妻纳妾,在成都也与薛涛爱得死去活来。而郑天挺在妻子病故后,终生未续弦。

郑天挺的这种生活经历,与一代词宗唐圭璋一样。两人都是幼年父母双亡,中年妻子去世,都是怕再娶后孩子受委屈,都是在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中度过漫长的余生。

郑天挺是在昆明下定决心不再续弦。有一个缘由。

郑天挺对待蒋梦麟,一直以恩师视之。昆明遭到日寇空袭后,北大同仁疏散到昆明北郊龙头村,住在一个大院里。蒋梦麟与原配离婚后,续弦再娶陶曾谷(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视蒋梦麟与原配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如己出,疼爱有加,但蒋燕华仍然与陶曾谷有矛盾。郑天挺作为旁观者,却深受刺激,觉得不让孩子们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续弦。

抗战期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众多家庭妻离子散。而郑天挺不再娶是他自觉自愿做出的牺牲,可见父爱的伟大。

郑天挺在北平的五个孩子,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嘱托:不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沦入日寇手中的北平,能活下来实属不易,更何况还要读书。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说:“每到吃饭的时候,年龄大些的还能忍受,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12岁的孩子体重仅20多公斤。”郑天挺在昆明所得薪水、稿酬,除了留下维持生活的费用,邮寄回北平。由此可见他承受的经济压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儿女读书成绩仍然优异: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余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郑天挺不愿意大女儿郑雯在北平读伪北大,写信让她到昆明读西南联大。1943年夏天,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读大学,走到洛阳被困。于是,郑天挺向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借了一些钱,邮寄给女儿做路费。郑天挺《清史探微》一书的出版,就是为了偿还这笔债务。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郑天挺与女儿拥抱在一起,今生今世再也不分离。此后,即使犀利的空袭警报响起,联大师生跑警报时,郑天挺在汹涌的人潮之中,一眼就能看到女儿郑雯的身影,感到内心是如此踏实。

然而,这温暖太短暂。抗战胜利后,郑天挺的生活又发生一系列变故。死亡的阴影再度出现。

1945年9月初,郑天挺到达重庆,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学,由于交通工具异常紧张,在重庆、南京等候飞机就等了两个月。11月3日到达北平。一个令他万分悲痛的消息传来,抗战中他的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幼年父母双亡,他和弟弟郑少丹相依为命,靠亲戚抚养长大。抗战期间,弟弟为了照顾郑天挺的五个儿女,虽年已四十,却始终未结婚。

1946年7月12日,郑雯在上完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后,于北上复校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23岁。当时有友人告诉郑天挺,报载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郑雯之名。郑天挺初不敢信,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余,弥增悔痛”。抗战期间,不少家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郑天挺的变故只是联大学者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隔着70多年的时光,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郑天挺内心的懊悔、悲痛与绝望。大风雷雨之夜,辗转反侧,悲凉遍布全身。他以刚毅坚卓的精神,承受着人世间的一切苦厄。娑婆世界,人生实苦,所有苦难,莫过于亲人亡故。家事与国事交织在一起,家难与国难不可分离。

经过了这么多的劫难,郑天挺的日记在这一天戛然而止。丧女之痛让他无心再写。直到五年之后,获得新生的郑天挺才开始重新执笔。1951年6月9日,郑天挺在日记本上专门题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终老南开,1981年12月20日病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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