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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王蜀龙的故事

2018-11-14 | 来源 黄丹的新浪博客2013-08-14 |

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到这期间,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些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英雄们。我父亲黄枬森和大舅舅王蜀龙都曾参加过抗战,父亲的故事我曾写过(见2012年8月29日、30日本人博文);去年87岁的大舅舅回国探亲,常年参加体育锻炼,直到现在仍然每周打两次网球的大舅舅依然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也曾与我详细地聊起过他的从军经历。

虽然他们的故事不是那种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们作为热血青年,都尽到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我想这些故事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淡忘,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应该记录下来,因为,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今年——2013年,自1943年舅舅王蜀龙参军已经过去了整整70周年了,我在此选用我另一个舅舅王乃粒的文章《一位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作为对他参军的纪念,也作为对抗战胜利的纪念!

这是去年10月下旬我陪大舅舅参观鸟巢时拍的照片,在此我也祝大舅舅身体健康!

以下选自《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王乃粒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图片是我所加)一书中《一位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的第一节。

一位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的故事

——话说哥哥王蜀龙

王乃粒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载飞机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马上对日、德、意三个发动入侵战争的法西斯国家宣战,进而使欧洲的战火蔓延到了亚洲,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盟军在海、陆、空三个方面开始对德、意、日法西斯军队行全面的立体作战。在中国战线,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由“美国志愿队”正式改编为美国空军第14军23中队,参加对日空战。到了1943年秋,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严峻的第7个年头。不仅包括缅甸北部 和我国云南省怒江以西的腾冲、芒市、龙陵一带在内的中缅边境大片地区被日军占据,就连最重要的战略运输通道滇缅公路(后改名为史迪威公路)和缅甸境内的密(支那)曼(德勒)公路也处于日军操纵下。正在这战事十分危险的关头,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层商定,为收复美国对华陆上军援的惟一生命线——滇缅公路而布置了一项战略反攻计划,在大量增加对军用物资援助的同时,美国还不断增派空军、陆军部队和后勤人员,经由印度东北角飞越喜玛拉雅山“驼峰”空运到云南。其中,由美国陆军派出的云南支队(Y-Force)的任务是经过供给美式军火器材和提供战术练习来支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具体方式是由美方派遣“联络组”深入到中国军队各级营房所在地,与中国官兵并肩战斗。

“联络组”的工作包括各项军务工作的制订,大到“陆空联络”(如识别敌友飞机),小到战地兽医(如给马匹钉装马蹄铁),无奇不有。而要想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合作,则需要大量的英语翻译人员服役。据统计,当时全中国大约共3000名在校大学生响应了这一号召,应征入伍。

1943年11月,当时正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3所名校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的王蜀龙,年仅18岁,在国难当头的危险时刻,毅然走出教室投笔从戎,在昆明志愿入伍,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举办的“译员训练班”,每天上业务课6个小时,课程内容大致分为4类:语言练习、军事知识、社会知识和军事训练。

经过大约6周的紧张训练之后,蜀龙等学员被任命为上尉翻译官,服役于外事局。他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随美军车队出发,南行至中越边境,向已经驻扎在那里的美军联络组报到。两天后,正好是1944年新年前夕,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这个联络组由卡洛斯·斯柏中校(Col.CarlosG.Spaht)率领,其任务是和中国的第8军并肩作战。不久,斯柏被提升为上校,二战结束后又被擢升为准将。

他们在滇南的练兵一直持续到1944年年中。此后,部队奉令向北调动,途径昆明,再向西转道去滇缅边境。他们在滇缅公路上走了好几天才到了战斗已经打响的滇西战役最前线。

滇西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一次大战役,二十多万经不同程度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在美国空军的掩护和空投支援下,向盘踞在滇西的二万多孤立无援、但困兽犹斗的日本占领军发起的一次大围剿。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主力部队,于1944年5月11日在惠仁桥以北,夜渡怒江向日军发动进攻。龟缩在腾冲一带和松山山顶上的敌军依靠居高临下的要塞、地堡作拼死顽抗,而中国军队则从高地下的两侧山翼向山顶发起猛攻,但因滇西山势险峻,敌军的工事非常坚固,又值雨季气候恶劣,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在美国空军的大力配合下,中国军队动用工兵用火焰喷射器烧杀躲在工事里顽抗的敌人,直到9月7日才攻破日寇设在鹿塘的最后一个据点,敌酋剖腹自杀,三千余名守敌至此全部被歼。收复松山加速了滇西一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战役历时3个月零3天,我中华儿女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为战胜日本侵略军立下的丰功伟绩和做出的壮烈牺牲,青史永垂。

为了纪念壮烈的滇西战役的胜利,解放前后有关当局都建立了一些纪念碑。例如,在当年日军顽抗的松山主峰两边沿老公路的两侧就建有纪念碑3处。其中的一处是1944年2月建立的“陆军第8军103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3座。在主碑的对面有1986年5月20日云南省龙陵县人民政府建立的一座3联纪念碑:左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松山主战场遗址”;中为“松山战役简介”;右为“松山阵亡战士公墓”。

就在参加完松山战役不久后的1944年1月,蜀龙在艰苦的战斗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再加上毒蚊的叮咬,不幸患上了疟疾。一天晚上,他开始感到浑身发烧,后来变成打寒颤,不管盖多少条军毯也无济于事。当天晚上,他的上级美国军官斯柏上校亲自到宿舍来看望他。当他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认出站在暗处的那个模糊的身影竟是上校本人时,十分激动。上校走到他的床前,像亲人一样关心他的病情,并致以亲切的问候,使他在心灵上得到很大的安慰。第二天早上,蜀龙被送进了野战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8年后,1952年,蜀龙在美国圣路易斯城与退伍将军斯柏(时任路易士安那州联邦法官)重逢,回忆起当年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共同度过的那些峥嵘岁月,两人都感慨万分。

1945年春,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开始了全面的进展,战局对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十分不利,而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已深进到中国的东南和中部,操纵了南云广州和湖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在这样的情势下,1945年4月14日,包括蜀龙在内的在昆明的100名经过国民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精心挑选的上尉翻译官,忽然接到上级一份紧急命令,要乘飞机去美国执行一项特别的军事任务,但到底往去美国干什么,上级对他们是保密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秘密任务的真正性质是什么,从未有人披露过。直到1988年12月21日的《美国空军时报》(Air Foree Times)才对这项秘密任务的目的及重要性作了一些披露。原来在1945年初,联军总参谋部制定了一项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这项密码代号为“奥林匹克行动”的作战计划认为,如果执行这一计划会给日本本土造成致命的打击,一些历史学家根据1945年1月l日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以推测,反法西斯盟国曾计划在向日本本土举行军事登陆之前,在中国开发第二条战线。这一计划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曾经在大陆作战的大部分日军精锐部队继续陷在那里而不能调回日本加强本土的防御;另一方面,迫使日本从本土抽调兵力去中国增援,进而造成本土兵力的空虚,由此看来,把这100名中国军事译员调到美国去的真实目的,就是为在中国大陆开发第二战线作准备。

1945年4月17日,王蜀龙(前排第5人)等译员飞美国执行“特殊任务”前在昆明机场留影

1945年4月17日,蜀龙等50名第一批赴美翻译人员分成3个组,分别由1名美国军官带领,乘军用飞机去美国。当时,由于在南太平洋的战斗正打得如火如荼,飞机只能从昆明出发向西绕道飞行,途径印渡、伊朗、埃及、利比亚、摩洛哥、加拿大,才到达美国纽约。此次赴美飞行全程历时5天,共飞行66个小时,中途停靠12站之多。

到达纽约后,明确了蜀龙等人将被派往一些空军基地帮助训练中国空军。他在纽约稍作停留后,又风尘仆仆地乘火车离开纽约到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在那里待命两个月后被分配去依利诺伊斯州的斯科特(Scott)空军基地任职。

1945年5月8日,德军在欧洲战场上彻底战败,向盟军投降,盟军便得以集中兵力向日军发动总攻击,帮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宣告结束。中国人员赴美的任务也自然随之终止。

蜀龙退伍后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成家立业,至今已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整整60个春秋。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参加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颁布指令,授予做出卓著功绩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指令于1946年5月14日由当时驻上海的美军司令官下达。获奖名单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中、下级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随军翻译。在50名获奖的翻译官中,西南联大学生就有10人,王蜀龙名列其中。

此为王蜀龙所获得的自由勋章证书与奖章,现正在纽约美国华人博物馆展览(MOCA)

自由勋章是美国总统亨利·杜鲁门于1945年设立的,初衷是用以表彰在二战中做出过贡献的盟友,大多数首批勋章获得者都是非美国人。到了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下令对颁发自由勋章的权限作了限定,今后只能由总统亲自批准授勋。从那时起,美国总统用这种勋章表彰了一批在文化、艺术、科技、体育、慈善事业等各界做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士。

此外,在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完成战时任务,学校宣布结束时,为了表彰该校学生参加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在原西南联大新校舍(现云南师范大学内)竖立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该碑的阴面刻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日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王蜀龙也名列其中。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又立了一座和原碑大小相同且石质一样的复制石碑,以兹纪念。

王蜀龙先生与夫人爵玎(Jodin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蜀龙经上级批准,于1946年8月自美国斯科特空军基地无线电机械学校退役后,留在美国继续完成他未竟的学业。他先就读于密苏里大学电机工程系二年级,次年与他在空军基地服役期间认识的一位漂亮而端庄的美国姑娘Jodine结婚。直到1952年,他一共花了5年的时间,在华盛顿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52~1957年间,他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化工系,1957年后,蜀龙转入工业界,到世界著名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任职达28年之久,工作内容全与计算机应用有关,他曾担任该公司4个重点计算中心之一的经理,曾用“分时法”技术帮助公司创建了它在全美国的计算机网络,并在普及计算机应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率方面为公司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退休前,他又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一刚刚兴起的重大科技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他在退休后去纽约培斯大学(Pace University)任教授,讲授人工智能应用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章节选结束)。

摄于圆明园遗址公园,2012-10-25

退休后,大舅舅王蜀龙曾多次回国讲学、参观、游览。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建设,他认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靠教育,所以特别关心教育事业。他在美国生活、工作了数十年,以工资收入为生,他的为数不算太多的积蓄,靠的是平时的省吃俭用和日积月累,但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把这些钱留给子孙,而是赠予使他魂牵梦绕的母校——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他以已故夫人爵玎(Jodine)的名字设立了一项“王氏爵玎奖学金”,用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而又需要经济支持的学生。现在,已经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已达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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