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我家有四个西南联大学子：我的父亲沈叔平、叔叔沈季平（闻山）、母亲钱惠濂、我先生的叔叔陆钦原。其中沈叔平、沈季平、陆钦原三人的名字刻在了西南联大的从军纪念碑上。

2018年的10月30日，我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的身份，受邀陪同在北京的五位“90后”老校友，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暨云南师大建校80周年的庆祝活动。

我深知父母和两位叔叔对母校难以割舍的怀念，特别带了一本1933年版的张奚若先生的著作，上面有我父亲的读书笔记，估计这就是当年的课本。还有一册1947年西南联大首届北京校友会的同学名单，首页印着常务理事胡邦定、总务部理事胡端楷、学艺部理事沈叔平……钱惠濂的名字。

临行前，我还摘下了在母亲家中墙上挂了25年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我叔叔沈季平（闻山）在联大55周年校庆时写给我父母的诗，诗词表白了三个联大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叔叔沈季平，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以闻一多为导师的西南联大新诗社及阳光美术社，因为闻一多欣赏他写的诗：山，滚动了。给他改名“闻山”。1944年末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日。1950年调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后长期在《文艺报》、《诗刊》、《文艺研究》工作，业余写散文、诗和评论。

钱惠濂在闻山诗作前

我的父亲沈叔平，1942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政治系。1944年参加西南联大剧社，并且组织了以闻一多先生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1945年参加青年军译训班。抗战胜利后复学。1945年冬参加西南联大师生举行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秋回北京大学，1947年毕业。随即考上北京大学政治系研究生。1960年至1979年，被错误处分。1979年平反。1980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为本科生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并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讲授“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1987年冬离休。

父亲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早年的摄影作品“西南联大校门”，不仅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用作封面，而且为海内外多种刊物采用。离休后，父亲以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大量的北大校园的风光照片，他生前曾经计划过举办一次个人摄影展。

我的母亲钱惠濂，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教育系。经历过1945年“一二•一”运动，亲眼目睹了同一宿舍潘琰烈士的牺牲。即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行列。又参加了新诗社、剧艺社。1946年复员回北京大学，1947年毕业。1948年和沈叔平同去了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52年调华北局党校，1953年又调到中央党校，任业余文化学校教务副主任。1958年被“补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到山西省太谷中学教书。直到1979年中央党校发文：错划为“右派”应予“改正”。1982年，母亲离休后回到北京，随我父亲定居北大。1984年起她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工作，一直到九十多岁高龄仍积极参与校友会的各项活动。她常说：难忘联大的教育，非常珍惜校友之间真挚的情意。校友会的工作虽然繁琐，但是心情舒畅！

叔叔陆钦原，1942年由武汉大学转到西南联大政治学系，1944年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1942年他还在武汉大学时，就在缅甸前线第五军二百师师部任英语翻译。联大毕业后再次从军，在“青年远征军”207师炮兵营、在中印公路运输队任联络官（翻译），一直在前线出生入死。1947年到冀东解放区学习，1948年随南下干部第四大队南下。1951年开始就在济南当中学老师直到退休。陆钦原是我先生的亲叔叔，他一辈子单身，退休后我们把他接回到老家苏州，就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如他亲生孩子一样陪伴他，直到他去世。

叔叔陆钦原

父辈们已经走到历史的深处，但是他们曾经的战火青春和几十年的坚毅卓绝却仍然在闪闪发光。记住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去年，为了支持“西南联大”纪录片的拍摄，我向摄制组提供了父亲沈叔平在联大期间拍摄的大批照片。2017年，我已经把大批父亲沈叔平拍摄的联大照片和底片（包括著名的联大校门、联大学生生活、联大被炸照片、四烈士照片、剧艺社等）以及大批珍贵书信、文件、手稿，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参与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工作时的手稿，上面有很多人的修改，批注；众多联大教授（陈岱孙先生等）、校友对校史回忆的珍贵往来亲笔书信，等等，捐赠给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这些资料，浸透了父辈的情感和心血。这两大编织袋的文档，由博物馆李馆长接收，已先于我回到联大博物馆，静候着我的到来。这一次，我又把这些珍藏多年，包含前辈对联大深情的物品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让更多的年轻人记住这段历史。我觉得把这些珍贵资料放在西南联大博物馆，应该是父辈的心愿，也是我辈的心愿。

让我意外又感动的是，11月1日晚上10点半，联大博物馆的李馆长和小苏同志居然开车一小时，到新校区的专家公寓和我见面，当面感谢我对博物馆的捐赠。为了这次盛会，他们夜以继日地备展，非常辛苦，可是还在百忙中特地来访，合影留念。

11月1日下午，我趁老先生们和学生对话座谈之时，抽空去找了吴宝璋老师，他是云南师大研究西南联大的权威，十年前我在北京见过他，当时他来我家和我母亲钱惠濂聊了许多联大往事。再见到他格外亲切。他带我参观了名人墙，还有联大纪念碑，抚摸着碑上三位亲人的名字，顿觉他们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浩气常存。临别时他送了我两本书，相约北京，后会有期。

当晚高水平的音乐会，联大组歌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大家听得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尤其是中间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潘际銮会长感慨地对我说：“这简直就是在讲你的父母啊，也只有在文学院的学生，在那么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里，还能组织新诗社、剧艺社、美术社等，而我们工学院的理工科学生则埋头做实验，搞研究，直到从军的时候才不分文理同仇敌忾，投笔从戎，齐心抗战。”是的，我看见了那个年代父母年轻充满激情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最后，我想对云南师大的学生志愿者们表示感谢，特别是为潘会长一对一服务的李鑫同学，细致、耐心、认真负责的陪伴，使我们深感云南师大对这次校庆活动的周到安排，盛情款待。虽然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们仅在昆明住了三天，但心中的不舍，让我盼望再次回到这充满父辈青春回忆、令我神往的地方。我会再来，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我会再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