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家有贤妻犹如国有良相，我父亲邵循正那一代名师的夫人们大都是很贤惠的，这是名师之所以能成名的一大保障。我父辈中也有年轻时与我父亲齐名，但后来却下海经商或入仕为官的，与学问渐行渐远，这与家里要钱不无关系。我希望本书出版后，能给那些贪夫人起个教材的作用，为改善社会风气树一面旗帜。

郑逊（1911—1992）

我的母亲郑逊1911年出生于上海。她自幼在家随老先生读古书，大约14-15岁时才上了中西女塾，没毕业就搬家了。她懂英文，参加过接待外宾的工作，会英文打字。她对古诗词有一定造诣，会画油画、水彩画，能弹一点儿钢琴，善缝纫。我父亲得哮喘后，她精心研究食疗保健，真是花费了很大精力。我母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与人攀比，不喜欢出风头。她最重视的是我父亲的身体，如果我父亲身体不好，工作又忙，或带病工作时，她往往会“扯后腿”。

她和我父亲吵架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抽烟，二是太忙。临解放最困难的时候，她自己去向亲友告贷，可从没抱怨过我父亲挣钱少。她是1937年5月初和我父亲结婚的，两个月后卢沟桥事变。他们婚后的前十年里只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其它都是战乱分离。解放前她做过小学教员、护士、社工，解放后做过英文打字员。她逝世于1992年。

结婚

父母的婚姻是包办婚姻。父亲的堂舅娶了母亲的大姨，父亲叫他们舅舅、舅母，母亲叫他们大姨、大姨夫。有时父母说到他们，各说各的称呼。一个说舅舅，另一个说姨夫，我再糊涂也知道舅舅不是姨夫，怎么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谁。

这一对长辈做媒，亲上加亲，父母是相亲认识的。相亲那天祖母带父亲到母亲家，我外祖父郑禹早已先看了父亲的履历，又问了父亲许多问题，考察他的人品学问。外祖父对父亲的回答很满意，然后才让母亲和她的妹妹——我的七姨出来给父亲见了一面。外祖父让父亲在姐妹两个中挑一个，父亲挑了母亲。母亲说父亲也许可以说是有一点自主权的，她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相亲时不许她说话，除非有人问她，也是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不许多嘴。我不知是父亲眼力好还是命好，他选母亲是选对了。因为我七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做了修女。如果当初父亲选了她，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要怎么过，父亲是不信教的。

父亲选定母亲后，外祖父告诉母亲已经给她订婚了。母亲大哭，因为父亲看上去十分瘦弱，母亲怕他不能长寿。可是外祖父坚持要母亲嫁给父亲，说父亲人好，孝顺，学问好。虽然瘦弱但没病，只要母亲以后好好照顾他身体，他不会短寿的，母亲再哭也得跟他结婚。父母的订婚照上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高高兴兴的，我的大姑样子也很开心，父亲略显紧张，母亲却是很不高兴，她自己也说是气呼呼的。

订婚后父母可以来往，其实只有父亲来，母亲没结婚前是不可以往的。但这在当时已十分开通，而且是十分新潮了。父亲还可以给母亲写信，用半文言或英文写，这些信被亲戚们戏称为“情书”。但是父亲给母亲的“情书”是先由外祖父拆阅，阅毕把母亲叫来，用红笔把“情书”对母亲逐句评点。哪句写得好，哪个词用得恰当，再规定母亲怎样回信。这哪是情书啊，简直是教材。母亲根据外祖父的规定写“情书”的草稿，写好后交外祖父批改，再把改过的抄一遍，由外祖父寄给父亲。这好像是写命题作文，练习一年以后能不能当妻子不一定，但是可以当秘书了。我问过母亲给父亲的信里都写了什么，母亲说不记得了，因为写的都是外祖父要对父亲说的话，不是她想说的事。我干脆就不问父亲了，反正他写的都是跟外祖父说的话，不是跟母亲说的。我奇怪，外祖父怎么会就不明白呢？这么大岁数了，让两个年轻人糊弄着，跟未来女婿写“情书”，还写得挺高兴的。

父亲也可以来看母亲，当时母亲住在西直门附近，父亲去清华上下班必须经过西直门。父亲来时先要见母亲家的长辈，寒暄以后再叫母亲出见。见面时或有外祖父、母在旁，或由七姨和四姨婆（我外婆的妹妹，很年轻即丧夫，终生守寡，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陪伴。母亲说父亲话不多，但很幽默。有一次四姨婆问起父亲在国外起居，说到外国人洗淋浴，中国人洗盆浴。四姨婆问父亲喜欢用那种方式洗澡，父亲说：“干洗。”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以后很久，四姨婆还是见到父亲就想笑。

订婚一年后，双方家长认为他们该结婚了，于是父亲和母亲就得为办嫁妆、置家具奔忙。有一次父亲陪母亲和七姨去东安市场，母亲看见一家店里在卖宫灯，就说了一句“这些宫灯倒挺好看的”。结婚那天，母亲发现新房里，无论是房顶上的吊灯，地上的立式灯，还是桌上的台灯，一律是宫灯。母亲说都是很好看的灯，但她并没想要父亲把灯全换成宫灯，而且挺贵的。母亲从那时也意识到，她将要嫁的丈夫可是相当书呆子气的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还有一盏宫灯，是一个龙头叼着一盏灯，大概就是父母结婚时买的。

父母是1937年4月底结婚的，婚礼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由双方家长主婚，证人是梅贻琦校长，媒人是母亲的大姨和大姨夫，司仪是父亲的朋友叶恭超伯伯，伴郎是父亲的同学王信忠伯伯，伴娘是七姨，花童是叶伯伯的女儿。婚礼是西式的，父亲穿大礼服，母亲穿白婚纱。喜筵上众宾客纷纷敬酒，三叔邵循怡提一壶“酒”紧跟在父母身后，只要有人敬酒，他就赶紧给父母各斟一杯。父母逢敬必干，干多少杯也不醉，因为三叔那壶里是红茶加糖，假充葡萄酒。闹洞房时，新房里坐满了父亲的表姐妹，大姑、三姑也在座。母亲说大概是家里派了她们来护驾的，所以洞房里虽然热闹，但没使母亲有什么难堪，只是丢了一条与礼服配套的手绢。母亲说不知是洋迷信还是土迷信，据说哪位姑娘如偷了新娘的手绢就会交好运，找到如意郎君。母亲祝那位偷了她手绢的人交好运。祖母和外祖父母对这个热热闹闹的婚礼都很满意。

父亲提议到一个庙里去结婚旅行，说那庙里有个很有名的建筑——无梁殿。母亲问：“法国人也到和尚庙或修道院结婚旅行吗？”父亲语塞，结果哪儿也没去。母亲提起来就说：“真是书呆子，结婚旅行是去和尚庙，带新娘子去看一辈子不结婚的男人。”

婚后母亲随父亲住在盔头作，家里除父母外，还有祖母、五叔、六叔和三姑。当时六叔12岁，五叔和三姑都在上中学。休假时大姑就会回来，她和母亲很谈得来，一辈子都处得很好，不但是姑嫂也是朋友。三叔也在北京，可能还在上清华。父亲每天去清华上班，回家后多半看书。那段时间他买了些线装书，让母亲帮他在书的侧面写上卷数。因为书是一函一函装起来的，侧面没有卷数就不好找。父亲上班去了，五叔、六叔就到院子里玩儿，也常跟三姑到母亲房里说话。只要父亲一回来，两位叔叔就不见影儿了。父亲对姑姑们很和气，但对叔叔们就严厉得多。因为祖父远在福州，祖母大病初愈，身体还不太好，所以父亲要代他们督促幼弟的学业。六叔说过父亲对他很好，给他看从国外带回来的书，还给他讲，也带他出去玩儿，去看京戏。不过父亲也查他们的功课，嗯，我可是知道什么是父亲查功课。母亲对我说过：“幸亏你是女孩子，要是男孩子，你爸爸恐怕会对你很凶，还会打你的。”当然我小时候不听话不是没挨过打，不过父亲只打三下。要是男孩子，恐怕不止这几下。

西南联大

父母结婚两个月后，“七•七事变”就发生了。1937年夏天，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清华南迁，父母随清华乘火车去天津，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天一夜才到了天津。不但吃喝成问题，连上厕所都不容易。这时书生们才想起这是逃难，不是春游。路上遇上打仗，不知会躲到什么地方，也不知走到哪儿算一站。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的人是否能经受得住，万一病了怎么办？遇上打仗、跑散了怎么办？于是决定母亲先回娘家，父亲跟学校走，等有了固定地方再来接母亲。

西南联大建校后，教员们都稳定下来，第一个暑假，有家人留在北方的纷纷搬取家眷。父亲也于1938年夏回北京接母亲去昆明。

父亲接了母亲从天津坐船去海防，上船时日本宪兵查得很严，凡往南去的教员，学生都被他们扣下。父亲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有备而来，装成法国洋行的雇员，穿了一身笔挺西装。母亲也穿了很讲究的衣服，还牵了一条狗（那狗倒真是母亲的，她很喜欢动物，这狗养了不少年）。船是法国船，日本宪兵上船搜查时父亲正和船长说话，母亲牵狗站在旁边。父亲对日本宪兵胡诌了一个法国洋行的名字，那日本兵也听不懂，又见他和船长说法文，就深信不疑去查别人了。母亲说那天他们看见剃了光头，换了破旧裤褂，装成挑夫的学生被日本兵抓住，拖下船去。船上的旅客都为这些学生担心。

船到香港要补给，父母上岸看了父亲的一个同学，又买了些东西，预备到昆明用，然后就乘原船去越南海防了。到岸时是晚上，很黑，又闷又热。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旅馆，租了二楼的一个房间。母亲对海防印象极坏，说那旅馆是名副其实的“黑店”——没有灯，过道、楼梯漆黑，她和父亲摸着上了二楼。因为太热，母亲想洗澡，二楼没有水，母亲又摸黑去一楼。大概她已经有些中暑了，又加上黑，看不见，头一晕就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倒在地上都没人看见。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旅馆服务员发现地上躺了一个人，拿灯来照，又跑去找父亲，两个人把母亲抬回房间。父亲很着急，要是摔伤或病倒了，连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幸亏母亲不久就醒过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父亲就带着母亲赶紧乘火车去昆明。母亲说黑着来，黑着去，海防是什么样她都没看见，只是在晨曦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树影。火车没墙没窗，一排排座位，两边是栏杆，车顶是个棚子。一路看风景倒是挺好玩儿的，就不知下雨怎么办。父亲立刻接下去说：“还好没有墙，不然闷死，那么热的地方，又潮湿。”大概是想起母亲在旅馆中暑昏倒。

在昆明，父亲租了一个军阀后花园里的花房住，因为物价涨得很快，可是教员工资不长，花房便宜。房子一面有墙，另一面全是玻璃，母亲就做些窗帘或用纸把玻璃挡起来。母亲上的是教会学校，会做西装，会烤蛋糕，可是不会烧昆明的炭盆，到昆明做第一顿饭怎么也点不着火。父亲来帮忙，越帮越忙，大冒了一阵黑烟，还是不着。过了午饭时间，两个人都很饿了，只好出去找饭吃。下午回来，父亲去请黄子卿伯伯来帮助点火，对母亲介绍说：“这是化学家。”化学家和历史学家忙了一下午，烧光了历史学家所有的旧报纸，炭还是不着。晚饭时间黄伯母让她的保姆（云南人）来找黄伯伯回家吃饭，才知道是不会点炭盆，她走过来一下就点着了。

父亲很好客，母亲在昆明时家里常常有客人来，母亲准备些茶点。那时很多西南联大的教员都是单身，如王宪钧伯伯、徐毓枏伯伯、许宝騄伯伯都常来。有家眷的如龚祥瑞伯伯、吴晗伯伯等也常来。

昆明四季如春，花木极盛，父母有时也去公园走走。母亲说他们住在小西门附近，有个公园离家不远。父亲不爱运动，母亲就拖他去公园，借此活动一下。我二姨夫是位电机工程师，经常到各地去安装电机。有一段时间他在昆明工作，二姨和两位表哥也在那儿。二姨夫很会照相，母亲就拉父亲和二姨一家去照相。

父亲在昆明病过一场，又吐又泻，发高烧。母亲把他送进当时唯一的一家西医院，有医生，可是没什么药，条件很差。医生让父亲住院，第一天母亲一直陪到晚上，父亲因为吐，一天不能吃东西。第二天早上母亲先到一家法国面包行买了两个面包，然后去看父亲。因为要现烤出来的面包，母亲在面包房等了一阵，到医院已错过午饭时间。母亲拿出面包说：“等下午当点心吃吧。”哪知父亲接过去几大口就吃完了一个面包。

母亲问：“怎么这么饿？你是什么时候吃的午饭？”

父亲说：“前天。”

母亲吓一跳：“怎么今天不吃？”

“医生说没有药，禁食72小时。已经饿了两天了，还得再饿一天。”父亲又告诉母亲西药难买，这个西医院没有中药，唯一办法就是饿着。母亲问没到72小时，为什么又吃了一个面包？父亲说不管它，先吃了再说。又把另一个面包吃了，然后让母亲去交钱出院。母亲怕父亲出院后再病，又一想，这里除了饿着什么药都没有，出去了还能看看中医，于是交钱出院了。幸好父亲出院后好好的，没再病。

母亲原有十二指肠溃疡，在昆明住了一年后胃病大犯。又去看那西医，说要住院动手术。父亲对那医院已领教过了，不敢让母亲在那儿开刀，只好让母亲回北京治病。

1939年夏，父亲送母亲到海防乘船，听说路上日本人查得很严，百般挑剔，没有打过预防针证明的就不放行。可是在昆明又找不到打预防针的地方，父亲就去请叶恭超伯伯帮忙。叶伯伯拿了一张纸，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些英文，又签了一个Dr.不知什么名字，交给母亲说：“日本人检查就给他看这个。”母亲很害怕，但又弄不到真的证明，只好带着那张假的回北京。

父亲送母亲到海防上了船，母亲路上凡遇日军盘查就把叶伯伯那张纸给他们看，倒也没出差错。只是她刚刚过了香港“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从此北京与内地路不通，信也不通。父亲本来说一年之后来接母亲去昆明的，也因路断未能实现，从此两人分别了七年。

复员回清华园

1945年抗战胜利了，清华大学大部分教员都漫卷诗书喜欲狂，预备动身回北京。父亲回来后，清华分配了宿舍，住在胜因院6号，母亲也辞了城里的工作随父亲搬到清华。

上世纪50年代初郑逊（左）和姐姐郑宣（中）、郑襄（右）在颐和园合影

胜因院的房子是新盖的，那地方原是一片农田，有很多田鼠。盖房后地里没有东西吃了，田鼠就往人家里来找吃的。房子是地板地，被老鼠咬了许多洞。母亲经常用水泥堵田鼠洞，堵上旧的，田鼠就打新洞，老鼠药，老鼠夹子全没用。偷吃不说，还咬坏东西。父亲书很多，有一次发现书也被咬了，父亲急了，母亲赶紧问朋友要了一只猫。我还记得那只大花猫，很会捉老鼠，还下了几窝小猫。父亲不大喜欢养动物，只有猫例外。虽然从不和猫亲近，但凡有吃剩的鱼头鱼尾总不忘扔到猫碗里去。他的书多，也招老鼠，所以我们家经常都是有猫的。

母亲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抱怨过父亲挣钱少。父亲工资高时，她就多花点儿，工资少时，她就少花点儿。每次领了工资，母亲第一件事是把祖父的生活费50元寄去。剩下的，给父亲一些零用钱，当然也有我的，小学时每月5毛钱，上中学后涨了，每月一块。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那时北京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12块5毛。母亲有一个自制的夹子，分成许多格，她把粮食钱、煤钱、菜钱、保姆工资、其它家用钱分门别类放入不同的格里。如果上个月有剩下的，她就去银行把它存起来。父亲从不过问家里钱怎么花，一切由母亲做主，他只等着一天三次母亲叫他：“心恒，饭好了。”

上世纪60年代初，他买了几部影印的书，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很贵。书店送书来，他就告诉母亲多少钱，母亲赶着骑车去银行取钱给他交书钱。我记得哪一部都得几百块，父亲好像从来不担心母亲拿不出钱来。母亲从不买没用的东西，她总是必要的先买，有多的钱再添置其它东西。钱再少也要留一点以防万一的，不会把钱都花光，不然她不踏实。父亲不知他名下有多少存款，但他知道母亲过日子是有计划的，所以他乐得不管。

父亲写文章极精练，这和母亲从不嫌他挣钱少有一定关系，他不必为多拿稿费而多写一个字。如果母亲成天吵闹，要父亲写文章挣稿费的话，父亲的文章就不会有现在这么高的水平了。现在有些“学者”剽窃成习惯，“学术论文”通篇胡说八道，无异于天方夜谭，就知道贤内助有多么重要了。

小时候母亲做针线，怕我闹，就给我几轴线玩儿。那些线是桃红的、苹果绿的、浅紫的……大一些了，我觉得奇怪，从没见过家里有那些颜色的衣服，我问母亲：“你年轻时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吗？”母亲说那不是为做衣服用的，是用来换米换油换菜的。我说那卖米卖油卖菜的用这种颜色的线做衣服吗？母亲说他们也不用这些线做衣服，他们用这些线换别的东西。解放前物价飞涨，父亲发了工资就得飞跑回家把钱交给她，她拿到钱就立刻出去抢购东西。先把粮食和煤买了，再买油盐酱醋，剩下的全买了肥皂、煤油，火柴、线囤积起来。每天要买菜买别的东西时就用这些东西去换，不是用钱买。

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日子又艰难，我是早产，而且是剖腹产，因为打了麻药，许久不醒。父亲在产房外等，看见护士抱着不足5斤的我，推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出产房，急得昏过去。母亲醒来已是半夜，看见自己睡在一张病床上，父亲睡在另一张病床上。父亲见母亲醒过来才放了心，也不再昏了。这一次手术用光了父亲所有的外汇储蓄，母亲说如果没有那点儿钱，我们母女两个都没有命了。

我是1948年初出生的，当时父亲38岁，母亲36岁。解放北京时，解放军围城的前一天，母亲带我进城回娘家。没来得及回清华城门就关了，我们被围在城里。父亲一个人在清华，急了一个月，城门开了，他急忙进城去接我们。

解放

解放后不久，父亲的工资就改发小米和米票了。我曾在母亲的梳头盒里找几张很小的纸，上面印着小米多少斤。我问母亲那是什么，她说是米票，换小米用的，是父亲的工资。我很奇怪，为什么工资不是钱，而是小米。母亲说解放前用金圆券，钱比纸还便宜，而且卖东西的人还不爱收。北京解放以后，父亲工资改发小米或米票，在政府开的粮店里，米票一定能换成小米。所以米票值钱，米票可以买到任何一种生活用品，母亲也是用米票还完了解放前欠的债。

邵循正全家1951年在清华胜因院6号家门前

父亲是近视眼，到底多少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就一直用一副镜片，是在法国留学时巴黎马路边上一个卖眼镜的小贩给配的。父亲说他没有验过光，那小贩有两箱镜片，一个带夹子的镜框。他用那镜框夹上两个镜片让顾客试试看，看不清楚就换两片，一直换到合适为止。再挑个合适的镜框镶上那两个镜片，卖给顾客，父亲就是这样买了一副法国眼镜。母亲曾要父亲去眼科查一下，因为这么多年了，眼睛可能有变化，需要重配一副。父亲说挺清楚的，用不着重配，不肯去看医生。“文革”期间，父亲可能除了近视又添了老花，不看书时戴眼镜，看书就得摘下来。母亲见父亲一手举着眼镜，一手拿着报纸在看，就又提出再配一副眼镜。父亲还是不肯，说看书不戴眼镜是因为近视眼好了，用不着戴眼镜。母亲说过几次，父亲不听，气得母亲说：“书呆子都有些怪脾气，以前清华就有几大怪的，你也快成北大一怪了。”父亲不看电影，说电影太快看不清。

父亲从苏北回来时很瘦，查出染上了肺结核。医生让全休一年，但半年父亲就上全班了。我还记得母亲和他吵架，不让他去上班，还鼓动我去和父亲闹。我那时很小，仗着有母亲撑腰，堵住门不许父亲出去。当然没用，父亲轻轻一提就把我抱开了。母亲买了大瓶鱼肝油给父亲吃，她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什么时候父亲该吃鱼肝油，可父亲从来不记得他自己该吃鱼肝油。后来父亲的肺结核是完全好了，可是身体从没强壮过。几十年里母亲不断地研究营养学，收集了不少偏方。她去世后我还在她的笔记本里看到其中一些，工笔小楷抄的，记得父亲生前她确实做给父亲吃过。有些偏方十分麻烦，她一个人又炒又磨，再做成丸，弄成饼，我们家的厨房变得像个小药铺。有个治气喘的偏方是一斤核桃仁、一斤花生米、一斤黑芝麻，炒熟，压成粉，加上蜂蜜和匀，做成二钱一个的丸子，每日早晚各一丸。母亲足足忙了两天，做出来给父亲一丸，眼看着父亲吃完问：“怎么样？”父亲说：“不错，再来一丸。”母亲叫起来：“胡说。这是药，哪能再来一丸？”父亲装出惊讶的样子说：“是药吗？我以为是元宵馅儿呢。”说完对我挤一下眼睛。母亲还是早晚一丸，把那一缸“元宵馅儿”给父亲吃完。

父亲夜盲，母亲就蒸胡萝卜给父亲吃，说是胡萝卜素治夜盲。可是父亲不爱吃，母亲蒸一碗，他只吃半根，把其余的都塞给我，还说：“吃吧，小孩吃胡萝卜眼睛好。”十几年里我莫名其妙地吃了不知多少白蒸胡萝卜，到现在我倒是一点儿也不夜盲，不知是不是因为吃了那么多胡萝卜。

医生说父亲气虚哮喘，听说鸡蛋补气，困难时期母亲养了14只鸡，确保父亲天天有鸡蛋吃。她在院子里用竹竿围了一个圈，自己每天把两个鸡笼搬上搬下。把一件破衬衫改成一个口袋放在我书包里，我每天下学回家路上摘野菜喂鸡。我还去未名湖边摸过螺丝，母亲怕我掉进湖里，不许我再去。给了我一个瓶子，我回家路上捉蝗虫、蚂蚱、蛐蛐、蜗牛，回来喂鸡。  

父亲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可是天天吃鸡蛋。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一个咸带鱼的头，赶紧两个手指捏回来，交给母亲，说：“可以喂鸡。”

调北大

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调到北大。搬家时父母大忙一阵，父亲只管书，母亲包管其它一切和我。东西都上了车，但我们的大花猫不见了，不管我们怎么叫她，她也不露面。母亲说狗认主人，猫认家，猫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父亲说这么多生人来搬东西，猫害怕，躲起来了。不过房子的新主人会收留她的，因为有那么多的老鼠，谁家住这儿也得有个猫。

1955年邵循正全家在北大中观园徐毓楠家门前

搬到燕南园后，我上五院幼儿园，就在燕南园一下坡不远。第一次上学是母亲送我去的，后来就自己去了，每天和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去一起回来。搬去不太久母亲就去上班了，她在教室楼的3层，父亲主持的一个编辑室做英文打字员。这个编辑室不是一个长期机构，编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会解散，他们又不需要一个全天的打字员，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打。当时找工作的人大都是找全天、长期工作。这种呼之而来挥之而去的半天工作没什么人想做，所以父亲就叫母亲去打字。编辑室结束时科学院可以安排母亲工作，可是父亲让母亲辞职回家来，母亲就辞职了。父亲的理由是母亲有胃病，到历史所上班很远，怕母亲冬天一早等公共汽车会受寒，胃疼。但我想另一个没有说的原因可能是，父亲不愿意别人说他借编辑资料的机会安排自己的家属进科学院工作。

母亲英文打字是打得很好，她也是科学院在编的职员。但她学历只是上了上海中西女塾，没有大学毕业。1958年，进科学院不是很容易的，很多大学毕业了也进不去，如果别人要说闲话也是情有可原。父亲对公私是分得极清楚的，决不以权谋私，所以编辑室一结束他立刻让母亲回来。

母亲是外事全不做主，父亲说什么她就听什么，虽然是她的工作，可是他说了算。其实母亲做过不少工作，父亲在西南联大时，她在北京做过小学老师、护士、社会工作者，只要父亲让她回家来，她就回来了。这跟她的家庭有一定关系，表面看她从小生长在上海，好像是时髦的海派。但内里她是很保守的，三从四德对她影响非常深，对她来说除了抽烟以外，父亲的主张都对。

大约是1956年，北大盖了三公寓，父亲决定搬家。燕南园要自己烧暖气，父亲不会做家务，冬天母亲自己烧锅炉，我帮助砸煤搬煤。父亲觉得母亲太辛苦，三公寓虽然小一点，但统一烧锅炉和热水，母亲不用再受累，所以他决定卖掉一部分家具搬家。他去登记房子时，正好遇到我的十姨夫生物系教授汤佩松也去登记，两个人一商量就登记了住对门。

邵循正全家1956年在青岛

我们在三公寓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搬家，一共住了十多年。

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发表过一些文章，常常都是急赶着写。有几次父亲在书房赶文章，杂志社的编辑坐在客厅等拿稿。母亲觉得十分尴尬，一会儿给编辑送去些报纸，一会儿又找出些杂志，又端水又送烟。等父亲交了稿，编辑走了，母亲就对父亲发火：“你怎么不早点儿写出来？你见过谁家有编辑坐等取稿的？”

母亲对父亲写文章不持鼓励态度，父亲写东西就要抽烟，这是父母吵架的主要原因。父亲喜欢晚上写东西，因为安静。母亲总是灌好两大暖瓶开水，就带我去睡觉了，让父亲安安静静写文章。第二天一早，母亲起来就去开书房的门，然后就叫起来：“心恒，你不要命了？怎么抽这么多烟？房间里都是烟，人在哪儿都看不见了。”说着给父亲加一件厚衣服就去开窗开门，拿家里最大的那把扇子，站在房间当中拼命扇，把烟扇出去换空气。我想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看我们家的窗户，也许会以为我们家着火了，怎么会从窗户里冒出烟来。母亲一边不住手地扇，一边不住口地数：“你抽了多少烟？烟灰缸都漫出来了，你身体不要了，你气管都要被烟油糊住了，你怎么能不咳嗽？”说着又倒烟灰缸，倒水，拿复合维生素和鱼肝油给父亲吃。如果这时有那“元宵馅儿”的话，肯定要让父亲吃一丸。然后去热牛奶、卧鸡蛋，忙得团团转。她从不在乎父亲挣不挣稿费，她只在乎父亲的身体。

父亲去世后母亲想起来还恨恨地说：“都是烟害了你爸爸。抽旱烟的人常常要通一通烟杆的，每次都通出好些烟油来，可见抽烟是会有烟油的。你爸爸抽了那么多年烟，烟油都积在气管里，把气管糊住了。要是能把他的气管通通，把烟油清出来，他就不会那么早去世。”我实在是无法想象怎样通气管，但我觉得比起那些逼着丈夫弄钱，帮着丈夫弄钱，甚至自己出面索贿收钱，最后把丈夫送进监狱的官太太们来，母亲确实是非常贤惠的。

1957年以前父亲只是咳嗽，母亲着急，父亲说是感冒了。母亲说：“哪有一年四季感冒的，就是因为抽烟。”

大约是1957年夏末秋初，一天半夜，系里突然来人敲门。说父亲以前的同事兼朋友丁则良叔叔在未名湖自杀了，要父亲去帮助料理后事。父亲又惊又急又悲，惊的是他不知丁叔叔来北京，不知他为什么自杀。急的是他还有妻子及年幼的孩子在东北，不知他们怎样了，以后如何生活。悲的是丁叔叔英年早逝，痛失英才。父亲没顾得上多穿衣服，急急忙忙赶到未名湖，半夜湖边风大，他着了凉。回来后就病了，咳嗽发烧。

有一天他突然发出像火车汽笛一样的叫声，母亲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母亲说：“心恒，你怎么了，不要叫，你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不要叫……”父亲什么也不说，还是叫，一边不停地摇手，大口喘气。母亲给父亲捶背，我赶紧去到了一杯水。父亲喝了水，母亲不停手地捶，父亲又叫了一阵才慢慢停下来，脸都憋青了。父亲说他没有叫，那声音是从喉咙里自己发出来的，他想停但是停不住。母亲吓坏了，赶紧送父亲去医院。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哮喘，那声音就是“哮”，是气管收缩得太窄，空气进出不畅发出来的声音。父亲吃了治气喘的药，渐渐好了。那次一共病了两个星期，以后每年夏末秋初就犯喘病，而且一年比一年犯病的时间长。

记得是1964年暑假，父亲去沈阳开会。去了没几天，晚上大约九点钟了，系里派人来说父亲在沈阳病了，他们已给买好了火车票，让母亲和我立刻去。我当时刚上高中，不知厉害，以为就是病了。母亲却极为紧张，她大概知道叫家属立刻去是什么意思，不是病重就是病危。我们匆匆收拾了换洗衣服，放进一个小箱子里。母亲又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坐火车往沈阳赶。车出山海关，大雨倾盆，铁路两边的玉米、高粱大半泡在水里，只露出一个头。到了沈阳大雨还在下，汽车如汽艇在水中开。我和母亲虽然穿了雨衣，可还是从头湿到脚。进了辽宁大厦，两个人的身上不断往下流水，小箱子更是水流如注，把辽宁大厦前台的地上弄湿了一大片。母亲说了父亲的名字，我们是他的家属，来找他的。前台服务员打电话去父亲房间，过了一会儿，父亲好好地走出来了。我和母亲都吓了一大跳，父亲也吓了一跳，问：“你们怎么来了？”母亲说：“沈阳市的副市长打电话给历史系，说你病了，叫我们快来。系里给买的火车票，让我们连夜赶来。你怎么自己下楼来了？你得了什么病？”原来父亲是因为在辽宁大学的操场上讲演有点儿中暑，晚上又要下大雨，气压太低犯了喘病。沈阳市负责招待的副市长也没见过这样哮喘的，一边把父亲送医院，一边就给历史系打了电话。当天夜里下了大雨，气压升上去，父亲就不喘了，可是母亲和我却被那场雨淋成了落汤鸡。

1961年父亲还带我到大连去了两周，母亲没去，她不放心家里养的鸡。困难时期，鸡成了宝了，母亲为了14只鸡没去大连。她怕鸡死了，我们回来后，父亲没有鸡蛋吃。

我们坐船到天津换火车回北京，在天津等火车时去了劝业场。在一个卖旧字画的小店里，父亲买了两把折扇，都是一面字一面画。一把是潘昌煦的行书和周怀民的画，另一把是郭祖勋的小篆和颜元的画。父亲说这两把字写得还不错，画也可以，就买了，我记得当时是三块钱一把。好多年，天热了，母亲就把这两把折扇和芭蕉扇、竹扇一起拿出来用。母亲去世后，我收拾东西，看见这两把折扇，想起是父母常用之物，又小巧好带，就带到美国来了。佛罗里达终年如夏，又常有台风，刮台风断电时，我也用这两把折扇。前些天在网上一查，原来潘、周、颜三位都是名家，郭祖勋却是同名同姓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原来是贵重的艺术品，赶紧把这两把扇子收起来。由衷佩服父亲的眼光，当初是一大缸折扇，他挑了半天只挑出这两把，却都是珍品。江泽涵伯伯一家第二天坐火车回来，比我们晚一天离开大连。过了两天，江伯母让她的儿子送来8件东西，都是我们落在大连的。母亲说父亲：“还不如让小瑜收拾行李呢，你哪回出去不丢东西？幸亏江太太细心，还给你送回来，真不好意思。”

母亲以前没怎么做过棒子面的东西，困难时期只有棒子面，她想出法子来蒸丝糕，用萝卜丝做馅儿，棒子面做皮蒸团子，用面粉和白薯做甜饼。我们也吃过野荠菜和马齿苋，父亲对吃粗粮野菜毫无怨言，他一向是有什么吃什么，不讲究。

困难时期买烟凭票，父亲不管家事，所有的票证都在母亲手中。母亲规定一天只许抽一包烟，父亲想多抽，没有烟票买不到。每天早上母亲发一包烟，有时父亲晚上写东西想要烟，母亲不给，父亲就自己到柜子里乱翻。其实烟就在他眼皮底下，不知道他怎么就看不见。找不到只好来哄我，让我告诉他烟在哪里。我是早就和母亲串通好了的，一问三不知，他没办法，只好少抽。母亲说三年困难的唯一好处是凭票买烟，父亲抽烟的数量减下来一点儿。

尽管母亲拼命想办法改善生活，但三年困难还是损害了父亲的身体，他的体质更差了，每年喘的时间也更长了。困难时期过后，朋友介绍了一位老中医陆航慈大夫，说是会治喘病，在菜市口附近私人开业。我们去看过，老大夫有八十岁了，病人排长队。他开的药每剂的种类都非常多，一剂就是一大包，熬药的罐子放不下。母亲只好用大沙锅给父亲熬药，一大锅药熬成一碗药，又怕煮糊了又怕熬不透。三伏天，母亲天天自己看着锅，小心翼翼地熬了头道熬二道，别人熬药她不放心。“文革”前两年。父亲每年犯病都住院，出院后到小汤山疗养院住一段时间。母亲隔几天就去看他一次，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换洗衣裳、中药、父亲要的书。

他们一辈子从没说过“我爱你”，也从没有过浪漫惊喜，但是互相扶持，同甘共苦地度过了一生。我一直怀疑，那些钻石戒指、玫瑰花、心型巧克力对婚姻真有用处吗？恐怕只是对首饰店、花店和糖果店的老板有用吧。我一直想不明白，什么是爱情？母亲是哭着不同意和父亲结婚的，可是外祖父不理她那一套，硬把她嫁给父亲。父亲一生都在保护母亲，外事从不用母亲操心，所以母亲政治上是很天真的。父亲尽自己的所有力量，给母亲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环境。母亲从不用父亲操心家务，她一辈子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身体，帮父亲做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父亲需要的时候，母亲是他最忠实的帮手。两个人共同克服了战乱、分离、贫困、饥荒、运动中的所有困难。这是爱情吗？可是他们从没说过爱。

“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时父亲正生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母亲每天进城去看他，把学校里的事告诉他，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运动要怎样发展。8月中，他出院回来，看见许多亲友都被批斗、抄家，倒为自己还没轮上而深感不安，每天晚上听着高音喇叭里净是点老朋友名的通令，常常自言自语“怎么还没有我？”1966年9月9日下午有人砰砰地砸门了，父亲一跃而起，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他们来了。”红卫兵先把家里的东西抄检查封了，天快黑时，让我和母亲只许呆在厨房里，把父亲关在屋里审问，拍桌子和审讯的高声与父亲平静回答的低声形成鲜明对比。母亲担心父亲久病初愈的身体，又怕父亲被打，十分焦急。倒是父亲乘取东西的机会，匆匆拐到厨房门口，小声安慰母亲说：“不要着急，再对付一下他们就走了。”

小将们临走留下“作业”，命令父亲写一篇全面交待，第二天带到系里去报到。母亲忙准备好晚饭，让父亲吃完去写交代。可是父亲什么也没写，早早就睡了。母亲提醒他那份交待还没有写，他笑笑说“容易，明天早上再写不迟。”说罢鼾声顿起，一夜酣睡到天明。我担了半夜心，实在熬不住睡着了，母亲倒是辗转反侧眼睁睁看着天亮。第二天父亲起得较早，趁母亲做早饭时，以他特有的写作速度一挥而就，写了一篇交待。从上小学到1966年的经历，时间、地点清清楚楚，吃了早饭，拿了那份交待就到系里报道去了。

从9月9日抄家以后，就扣发父亲的工资，父母和我每人每月12块5毛生活费。母亲让父亲把他的生活费都带到“黑帮大院”去，我们母女就用剩下的每月25块钱。平时我们就吃棒子面、蔬菜，只有星期天父亲能回来两个小时，母亲会买肉做好等他。父亲回来后母亲先让他洗一下，然后就把预备好的饭菜端给他吃。我就把一周听来、看到的事讲给他听，因为他在“黑帮大院”里是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的。有一阵红卫兵规定，要两个人一同回家，互相监督。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和邓广铭伯伯一起回来，因为邓伯伯家里没人，他要到科学院去看他的夫人，和父亲同路。母亲请邓伯伯一起吃饭，他客气。父亲让他：“吃！”于是两个人一起边吃边听我“汇报”。后来觉得一家只能呆一小时，太少了，两个人“串通一气”，各回各家，到时来我家聚齐一同回“黑帮大院”。我知道回去的路上他们两个人就是互通消息，然后一起分析。

196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父亲被关在“黑帮大院”，历史系人事干部何瑞田的丈夫张秀全来对母亲说系革委会决定：让翦伯赞伯伯搬到他们在成府的房子里去，我们搬到翦伯伯燕东园的房子里去，他们要住我们的房子，而且第二天就得给他们腾房。母亲说：“我们和你换就行了，不必让翦家搬。”张秀全愣了一下，说：“不行，这是革委会的决定。”父亲被关在“黑帮大院”，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一夜怎么能搬得完？母亲问他能不能晚一两天，他说不行，第二天一定得搬走。我去系里要求让父亲回来搬家，也遭到拒绝，连面都不许见，只答应将搬家的事通知父亲。

我和母亲连夜收拾东西，光是父亲的书就捆了半夜。孟老师回来见我们要搬走，立刻赶到人大去告诉范老师。半夜，范老师回来，问清是怎么回事，非常气愤，说：“这是何瑞田自己想占房子，我就是系革委会委员，革委会从没做过这个决定。”可是我们还是得搬。范老师拿了一把锁把我们客厅的门锁起来，母亲问明天张秀全来问，我们怎么办？范老师说他是非法抢房，“叫他找我。”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翦伯伯家，看见窗户玻璃都打碎了，贴着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纸。房顶破了一个大洞，光线从天花板上射进来。翦伯伯病在床上，看见母亲，拉着母亲的手哭道：“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活吗？”翦伯母也在一旁落泪。母亲只能安慰他们，劝他们想开些，多当心身体。翦家已不知被抄了多少回，张秀全前一天也到他们家去过，所以早有准备。搬走时只有几件家具和简单行李，他们以前的厨师用一个手推车推着就搬完了。翦伯母扶着翦伯伯步履蹒跚地离开他们住了多年的家，一群红小兵跟在他们后面朝他们扔石子，啐吐沫。父亲回来后我们告诉他，他眼圈红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听说翦伯伯搬走后的处境比在燕东园更惨，在燕东园他们住楼上，外边的孩子不能随便进来。楼下住着梁志明老师和杨安峰老师两家人，不会让人随便进来乱跑。搬到成府后，住大杂院，不明真相的孩子们只知道翦伯伯是“反动权威”，动不动就闯进他家，把他和翦伯母拉出来乱打乱斗，尽情侮辱折磨。这大概就是造反派们要三家换房的目的吧，不然为什么张秀全不同意和我们两家换房，一定要把翦家拉进来。

第二天一早，张秀全来砸门，气汹汹地问母亲为什么没搬完。母亲把沙老师的话告诉他，并且说门锁了，我们拿不出东西所以没法搬完。他威胁母亲，说母亲是和井冈山兵团勾结好的，当天不搬完就要叫人来开母亲的斗争会。母亲说：“钥匙在沙敬范手里，你就是把我拉去游街我也开不开门。你有办法找沙敬范拿钥匙，开门，我立刻就搬。”张秀全叫我们立刻去三公寓等着，就气呼呼地走了。

我们到三公寓，沙老师和孟老师都不在家，只有沙老师的外甥（一个中专学生）在家。张秀全拿了一根通条来撬门，沙老师的外甥堵住门不让撬。何瑞田去新北大工人兵团叫了五六个年轻力壮的打手来，把沙老师的外甥拖到楼下路上，几个人围住一个中专生拳打脚踢，张秀全用通条把门撬开。我们往外搬的时候打手们走了，沙老师的外甥回来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在他门口轻轻问他有没有受伤，他微微摇了一下头，但他头脸上是有被打的印记。母亲很替他担心，说一个未成年人被几个壮劳力按在地下用大皮靴踢，恐怕受了内伤还不晓得。

张秀全告诉我们给我们燕东园两间房，但其中的一间已被生物系刘景荣老师占去，他的母亲和外甥女住在里边。我们没办法把东西都搬走，留了一些搬不完的锁在三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其它东西全放在一间屋里，我和母亲没地方打床，只好住到科学院十姨家，和十姨及表妹四个人挤一间房。父亲和十姨父都被各自的单位关在牛棚劳改，不能回家，两家都只发生活费。我们和十姨两家四口挤睡在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大床”上，用合起来每月50元生活费度日。父亲如果一周“表现良好”可以在周末回家两小时，他就会到十姨家来看我们，顺便也了解一下十姨父的情况。张秀全找我们，叫母亲把东西搬走，母亲问你说的那一间房在哪儿，你给我钥匙开了门我就搬。张秀全看见刘景荣也是新北大的，没让他腾房。经过多次交涉，过了好久系里给了一个储藏室，我们才把东西全搬过来。那个储藏室是在房子的另一边，我们得下楼到厨房，从另一个楼梯上去。那间房是斜坡顶，只有进门的地方是可以站起来的，往里走就变矮了只能弯着腰。我们把父亲的书和许多东西都堆在里面，只留日常必需用品在房间里，腾出地方住人。

搬东西的时候何瑞田让母亲把炉子搬走，她说孟老师占了炉台，她和我们换房子，我们的炉台得归她用。那个炉台以前是烧大灶，后来改烧煤饼，母亲请了一个瓦匠把灶膛改成一个放煤饼炉的方洞，前面有个出口，正对炉子出煤灰的出口。母亲爱干净，自己买了瓷砖，把炉台全铺上白瓷砖。我们搬家前很长一段时间是和孟老师共享一个炉子，她也很喜欢那个炉台，每次封完火都把炉台擦得干干净净。可是那个炉台只能用没有脚的煤饼炉，当时已很少有那种炉子卖了。我们搬到燕东园需要有脚的煤饼炉，孟老师原来的炉子是有脚的，所以两家就换了炉子。母亲对何瑞田说那个炉台本来就是沙家用的，煤饼炉也是他们的，我们的炉子早搬走了。何瑞田还跟母亲吵，说她应该继承我们用的东西，要母亲去和沙老师讲，把炉子搬出来，炉台给她用。我问她：“你那个炉子有脚，比没脚的炉子高一块。放在炉台里，出灰口在炉台里面，你怎么烧火？”她愣住了，没再说话。因为她用了“继承”这个词，母亲还对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她不是我的子孙，怎么能继承我的东西？抢了房子还要抢炉子，就是等我死了也轮不到她继承。”后来遇到孟老师时，她说炉台还是她用，这种炉子买不到了，何瑞田没法用那个炉台。

燕东园的房子住五家，除我们外还有历史系的梁志明老师，生物系的杨安峰老师、刘景荣老师和校医院的清洁工杨大爷。五家人有两个厨房，我们和刘家共享一个小厨房，楼上也只有我们两家，其他人家都住在一楼。小厨房很窄，母亲觉得我们的炉子放在走道的地方会影响刘家走路。水池边有一些木箱，我们不知道是谁的，有一天母亲说如果能把木箱搬开，我们把炉子放到水池边就好一些。刘景荣的夫人邵作华也在厨房，突然大吵大骂，说母亲动了翦伯赞的东西，反动权威的老婆想翻天。母亲说我们没动任何东西，她又说母亲偷了翦伯赞的东西。问她偷了什么，她又说不出来。最后是梁志明老师写了几个封条，说翦伯赞的东西历史系有清单，他会让系里来人察看，邵作华才算没再吵下去。其实母亲是因为刘家有小孩，怕炉子上的东西烫了小孩，才想把炉子挪开。这么一闹，直到刘家搬走我们也没提搬炉子的事，烫不烫也只好随他去了。

母亲从没让父亲做过家务事，说他只会越帮越忙。有一天父亲从劳改大院回来，说要搓板，因为大家都自己洗衣服，他也要自己洗。母亲忙给他准备了搓板，洗衣粉带去。下一个星期父亲回来了，穿着一件皱巴巴，灰色横条的衬衫，就像狸花猫的皮。他很得意地告诉母亲他会洗衣服了，那件衬衫就是他自己洗的。我们细一看，那横条都是干了的肥皂沫。父亲不会洗衣服，他只知道用肥皂粉兑水洗衣服，洗完了不知道用清水投。把衣服从肥皂水里拎出来拧干就晾上了，等衣服晾干了以后肥皂沫就成了那灰色的横条。母亲赶紧打水给他擦身，又拿出干净衣裳给他换上。母亲是把父亲照顾得太好了，所以父亲什么家务也不会做。

“文革”中家属也天天开会学习，批判。母亲很紧张，她从没开过这样的会，不知道怎么发言。每次发言都先写提纲，父亲在家就先让父亲看，父亲不在家就要我看。普及样板戏时人人都得唱，家属开会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唱。一共四句，母亲练了又练，开会前一天说唱给我们听看行不行。她唱，我和父亲听。唱完后父亲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广东话了？我怎么不知道？”母亲的确唱得像广东话，可是她平时是听都听不懂广东话的，不知怎么一紧张竟唱出一口广东话来。

因为父亲的罪名是“吴晗密友”，家属开会就要母亲揭发吴晗。母亲哪知道吴伯伯干了什么事，就细细地说当年吴伯母生病，吴伯伯怎样照顾她，每天把她抱出来晒太阳。她说完了，有个家属说：“那吴晗这人还挺好的。”开会回来，母亲跟我讲，我说：“你可不能再说这些了，回头人家说你给吴晗评功摆好。你以后就说看过他写的《海瑞罢官》，一点儿也不好，不像京剧就行了。”母亲在政治上是十分天真的，她听说康生拿了向伯伯的书就说康生“该算点儿钱给向太太”。以她的看法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就该给钱，不能白拿，她从没想过康生是什么人。张秀全要三家换房子，母亲立刻说我们跟你换，不用让翦家搬家。她没想到除了要占我们的房子外，他们还要借此整翦伯伯，问题不那么简单。她是被父亲保护得太好了，解放后她只在父亲主持的编辑室工作过，开会发言都是父亲教好了的。编辑室结束后父亲就没让她再出去工作，知道她胆小紧张，又怕她说错话挨批评。“文化大革命”父亲没法保护她了，母亲每次开会发言都是好为难。

1968年冬初，我要去农村插队，到系里去告诉父亲。监改办公室的红卫兵告诉我，经调查，父亲没有问题，可以解放回家了。我到父亲的宿舍帮他收拾了铺盖，他让我先带行李骑车回家，他自己走回去。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做饭，见我把行李搬回来吓了一跳，不知父亲出了什么事。我赶紧说：“爸爸没问题，解放了，搬回家住。我骑车带行李先回来，他在后头，马上就回来。”母亲松了一口气，说：“那我赶紧多做点儿饭吧，这些不够吃。”忙去舀米。

父亲回来后我们睡觉成问题，房间太小，只够并排打两张折叠床。三个人横着睡。我和母亲将将够长，父亲睡就短了一块。只好让他睡在最外头，睡觉时在床边放一个椅子，枕头放在椅子上，算是加出来一段。每天父亲都要到系里去和“革命教职员”一起学习，他是历史系第一个被放出来的，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伯伯和姑姑们被放出来。杨仁楩伯伯就住我们隔壁，有一阵下班后，父亲常和他一起回来。父亲病了我就骑车带他去校医院看病，当时没有出租车，连三轮车都找不到。有一次母亲在家属学习时说我骑车带父亲去看病，赵义炳夫人惊讶地说：“啊呀，我怎么没想到？明申也可以带她爸爸去看病呀。”后来燕东园里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反动权威”是女儿骑车带去看病的。

1968年12月，我到山西省汾阳县插队。我走后母亲就更困难了，父亲病了，只有母亲带他去看病。母亲不会骑车带人，是用自行车推他去校医院。有一次在化学楼前上坡时差点儿翻车，幸亏一位俄语系的老师正好路过，扶住车，父亲才没摔下来，那位老师又帮母亲把父亲送到校医院。母亲一直后悔，忘了问他姓名，好几次提起，说应该谢谢人家。买药也是大问题，在海淀配不齐中药，我在家时就是我起大早骑车去同仁堂买。母亲可骑不了那么远，公共汽车又挤，她上不去。所以看了中医也没用，买不到药。

母亲还学会理发、打针，有时还给父亲按摩、拔火罐。父亲有点儿夜盲，冬天下午从系里回来天已黑了。有一次因看不清路拐错了弯，走到别人院子里转不出来。后来是一位过路人发现，把他带出来送回家。从此一到父亲该回家的时候，母亲就穿上大衣“出去走走”。每次都“正好遇到父亲”，然后就把他领回来。

父亲极不愿为私事向领导提要求，除了要求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提出300块钱给祖母办后事外，他还提过一次要求，就是调我回北京。那时他已病得很重了，母亲一人忙里忙外照顾他，身体也顶不住。母亲告诉我，她病过一场，发高烧，父亲急得不得了。他去找同住的汤老师的夫人来看，虽然她是外科医生，还是给开了药。父亲要去外面买饭给母亲吃，可是附近没有饭馆，要到科学院福利楼去，母亲怕太远父亲会累得犯病。结果是母亲自己爬起来煮了一锅粥，两个人吃粥当饭直到母亲能做饭。母亲说要是她真有一天起不来了，父亲怎么办？父亲自己到系里提出要求，因为父母年老有病身边无子女，要求调我回来。手续办了近一年，我到山西跑了两趟，北京的安置办公室不知去了几次，才算于1972年冬天办回来。

姨姨和舅舅

父母都是来自大家庭，父亲兄弟6个，姐妹3个。母亲家反过来，姐妹6个，兄弟3个。再加上叔伯的、表亲的，都是大排行，我只好父母让我怎么叫就怎么叫了。十五姨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更小的，我记得我好像还有十八姨。

我二姨郑宣是长姐，不到20岁就出嫁了，姨夫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到处安装发电机，二姨就是带着孩子跟着他到处跑了一辈子。上海、广州、昆明，可能还有广西，都是建火力发电站的地方，一个地方住几年。

十姨郑襄是植物学家汤佩松夫人。解放前一年，父亲在清华园里遇见农学院的院长汤佩松教授。两个人都打桥牌，是不错的朋友。汤先生说他需要一个英文秘书兼图书馆管理员，要会英文打字，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我十姨正在找工作，父亲就说：“我姨妹英文不错，会打字，正在找工作。”汤先生说：“让她来试试。”

父亲回家就让母亲回娘家通知十姨，隔天十姨就到清华农学院面试了。汤先生考了她一下，用英文问了一些问题，十姨也用英文回答，汤先生很满意，十姨立刻就到农学院上班了。十姨是很能干的人，做事很快，把秘书工作和图书馆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不但汤先生，其他教员也都很满意。汤先生是民国第一任议长汤化龙的儿子，21岁留学美国，但报国之心一日未废，立志学成回国报效祖国。1933年夏，他放弃了在美国获得优厚条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毅然回国。抗战时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并创办了植物生理研究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为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定了基础。

十姨在农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汤先生开始追她，十姨吓得扔下工作逃回城里外公家，不肯去上班。汤先生有一辆摩托车，这在当时的北京是极稀罕的物件，他一有空闲就骑摩托进城去追十姨。不知他给我外公、外婆讲了多少美国笑话，一直讲到他们把女儿嫁给他。他们是1950年结婚的，那时我两岁。父亲没想到介绍秘书变成介绍对象了，不过他和十姨夫一直是好朋友，经常一起打桥牌。十姨打桥牌也打得很好，另一位搭档是陈岱孙表伯父，他和十姨夫是清华同学，自己一家就凑一桌牌。

“文化大革命”时十姨夫是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又兼北大生物系教授，当然是挨批挨斗首当其冲。他被关在所里劳动，他父母的遗物和十姨的首饰全都被抄走，至今不知去向。北大生物系造反派命令他交待问题，他有什么问题？汤化龙的儿子能没问题吗？那不翻了天了？他写了交代，可是人在所里不能送去，只好我陪上小学的表妹送到生物系什么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们”见是一个小学生，一问三不知，只好放我们回家。十姨夫在清华是足球明星，身体很好。所里的重体力劳动让他饭量大增，十姨和表妹省下粮票想给他送去，又怕被所里扣下。十姨让我和表妹假装给他送换洗衣服，伺机把粮票给他。我们姐妹俩揣着粮票，拿着衣裳到植生所去，在转达室先被检查了一遍衣裳，然后：“叫汤佩松！”怎么听着就像《红灯记》里的“带李玉和”？我们在屋里看见十姨夫跑步到门口喊“报告！”虽然老了瘦了，但运动员的架势不倒。把衣服交给十姨夫后造反派不许表妹和他说话，让我们先出来，命令十姨夫把衣服送回宿舍立刻去劳动。我和表妹在路上松墙后等着，十姨夫急急忙忙去追那劳动的队伍，突然看见我们吃了一惊。我们把粮票给他，表妹赶紧把十姨让她说的话告诉姨夫，临分手十姨夫还不忘问我父亲怎样。“文革”后十姨夫做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到美国作学术交流，到台湾中研院开会。表妹结婚后他年事已高，表妹接他来住了一阵，他还是要回北京，只有回到北京的家他才踏实。他以古稀高龄继续着他报效祖国的初衷。

1982年十姨郑襄、汤佩松夫妇和邵瑜在美国新泽西合影

我母亲的祖父郑孝胥是铁杆保皇派，辛亥革命后，为了不让儿孙参加学潮，他请了一个老先生在家教孙子辈读书。母亲是十几岁时才上了学，而且是天主教学校，因为学校管得紧，学生不会去参加革命党。我的几个舅舅也都是上教会学校，因为国民党推翻了清朝，所以他们的祖父决不许他们参加国民党。

1931年，我外祖父郑禹的哥哥郑垂生病，是日本医生给治疗的。本已见好，可是关东军派人与那医生谈了一次话，郑垂就突然病死。家里人都怀疑是被害死，临出殡前夜，我外祖父在没人时偷偷开棺最后看他哥哥一次，发现郑垂七窍出血，是被毒死的。当时他们虽然不敢对外声张，但自家人是知道的。

郑垂的儿子郑统万因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和他的叔伯妹妹郑昆仑在北京参加了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郑统万在自己家里被捕。郑昆仑跳后墙出去给她的男朋友叶于良（我外祖母的外甥）报信，在叶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外祖母另一个妹妹的两个女儿魏文昭、魏文彦。消息传到东北，我外祖父郑禹赶进关来“捞人”，他托人、花钱，最后日本人考虑他们是郑孝胥的孙子、孙女，以送他自己的孩子到日本上学为条件，放了郑统万和郑昆仑。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过我的十姨公（开滦煤矿经理）被日本人敲了一大笔钱，才把文昭、文彦两位表姨放出来。郑统万去台湾后一直以教书为业，郑昆仑一直在北京教小学。叶于良因为是负责人，外公想尽办法，怎么也保不出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出狱。

我小舅郑颖达当时正上中学，作为交换条件，他和我的两个姨去了日本。他是幼子，不但父母，连我母亲这样的姐姐也对他十分疼爱。他当时只有十几岁，在日本住在日本人家里，生活虽然不是很苦，但常年不能看见父母。两个姨可能因为是女孩子，在日本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不受重视，所以比较早回来了。小舅却没回来，数年后他考上庆应大学。入学时他报的是商科，因为外公不想要他从政，想让他经商，可是学校不容分说就把他分发到法科去了。我觉得小舅到日本去多少有些做人质的性质，他在日本不是很自由的。这是为什么我感觉他这位日本留学生不是亲日派，他跟我谈起日本时，使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生硬、浑不讲理的地方，他一直到日本败相大露才回到父母身边。他从小学到中学多次转学，从上海转到东北，再转到日本，没有机会受到连续的系统教育。抗战胜利后，清华办了一个先修班，专门给战争中没能受到正常教育的学生补习。小舅也进了这个先修班，住在我们家。母亲很喜欢她这个弟弟，父亲也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小舅，有时和小舅下围棋，还带他去和王竹溪伯伯下棋。后来小舅到城里上大学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和我们都到北大来，他在东语系读书。经常到我们家来，跟父亲关系很好。他后出任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教授，现在退休，还住在北大宿舍。

郑逊（右）晚年和姐姐郑宣（左）及堂弟郑统万合影

父亲去世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第二次去标点《元史》。但他已不能到中华书局去了，而是去了小汤山疗养院。燕东园外有一个北大制药厂，每晚排放有害气体，当时至少有四位老教授犯喘病，杨仁楩、赵义炳、邓衍林伯伯和我父亲都深受其害，这四人都没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晚上犯病经常要吸氧，母亲常常要去校医院给他灌氧气袋。

父亲住在小汤山疗养院，母亲每周要去看他两次。一早到蓝旗营上车，到清河换一次车，到沙河再换一次车。路上要走两三个小时，拎着父亲的换洗衣服、中药，还有父亲要的书。回来时又要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带着换下来的衣服和要还的书。那时母亲已过了60岁了。我回来后买药、借还书都不用母亲去办了，去看父亲时拎东西也有我，可是操心的还是母亲。我到现在有时还会梦见去看父亲，拎着大包小包在路上等车。

父亲每周都开出书单让我去图书馆借书，同时把他用完的书还了。医生几次跟母亲说要母亲劝父亲不要太累，他们说父亲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工作，上午治疗后，也不好好休息，下午和晚上还要工作。母亲去跟父亲讲，要他减少工作量，不能一天三段的赶。父亲总是答应得很好，又说他身体还好，白天可以休息，他天天睡午觉。可是我们一走他就照旧干他的，全不顾医生的劝告。下次去，医生说他没改，母亲跟父亲吵，说他是阳奉阴违，可是母亲不能天天去看着他。后来总算弄清了，父亲早晚工作是因为白天比较吵，早晚清净。他每天中午必须睡一觉，所以早晚有精力工作。可是这对他的治疗很不好，中药西药都不起作用。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看他，因为他的喘老不好，医生给他换药了，让他停了中药改吃激素。我们当时不懂什么是激素，见他喘得好一些，以为激素是好药，不知道是他病得更厉害其它药都治不住了，更不知道激素的副作用。

1973年父亲出院，三月底四月初他要到中华书局去住。那时中华书局在王府井附近，正处闹市，空气不好，但比药厂的污染可能好一些。我和母亲都不愿意他去，因为他不会照顾自己。他对很多东西过敏，平时母亲煮饭都是避开他不能吃的东西。他进城后在外边吃，不知道会吃到什么。多年来都是母亲照顾他，天冷天热增减衣服都是母亲给他预备好的。我们劝他留在家里，但是他非常固执，说《元史》标点已近结束，有些问题要统一，大家一起工作好商量。去中华书局以前，他还让我把他以前写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收集起来，等他标点完《元史》回来，他要整理旧作，再写十来篇论文，出一个文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在那个时候出他的文集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赶着标点《元史》，又想赶着写出一本文集来，好像是在抢时间。他不一定是要当时就出版这本文集，可能是想写出来，以后有机会再出版，他要把他一生的研究成果留给后人。

父亲发病了，送协和医院看急诊。可是因为协和不是父亲的合同医院，不能住院，所以他们把他送到北大校医院了。我和母亲赶到校医院，父亲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校医院搞运动，老医生挨批，年轻医生造反，成天运动，没人看病。医护人员不够，允许母亲去陪住照顾父亲，但吃饭得自理，母亲一天在医院和家之间跑六趟。医院的医护质量也极差，母亲为了要个氧气袋跑好几个办公室也找不到，父亲发病要打针，往往既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护士。父亲日夜不停地喘，不能躺下，近一周不能睡觉，疲惫不堪。没有特效药，没有氧气，咳嗽时靠母亲捶背，喘得厉害时靠母亲擦汗、喂水。

医院通知我们：父亲病危，要转北医三院。后来许叔叔告诉我们，他到校医院时父亲并未睡着，正在发病需要医生。他替父亲去找，可是医生护士都去吃午饭，好不容易找来，已耽误了很久。父亲昏迷了，医生又去找氧气，救不醒只好转院。

在北医三院父亲始终不醒，输氧、输液都无济于事。后来医生提出要用一种药，但须十三级以上干部才给。父亲是教员级，还得合成干部级，然后又要系里开证明。医生急了，让先拿药后补手续。护士跑着赶去拿了一粒药来，让母亲放在父亲的舌头底下。但父亲早已失去知觉，药入口中，谁也不知是否在舌头底下。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王连龙忽然来了。当然我和母亲都认得出他，可是陪他来的人还是煞有介事地向我们介绍：“这是8341部队的王副政委，来看你们的。”母亲和我早已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对应，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看我们，他会治病吗？王副政委对医生说：一定要尽力抢救，我们需要他。我好像在什么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面，重要领导这样说一句，病人就被治好了。可是现实生活中，不知是不是王副政委的官还不够大，反正他这句话一点作用都不起。如果他说该用什么药就立刻用，不必考虑级别，也许还管用点儿。要是父亲当面向他要求换房时他就给换了，那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要是制药厂不排毒气，燕东园四位老教授都不会在那个时候去世。可是他学着电影里的重要领导来这么一句不管用的套话，结果是一点儿用也没有。

从父亲转入三院，医生、护士一直在尽心尽力地抢救，可是太晚了。父亲只是在27日上午有过短短的一次清醒，母亲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想不起来了。”以后再度昏迷没再醒过。那天上午给父亲看病的是一位中年大夫，文质彬彬，但处理问题很果断，动作非常利落。整个上午父亲几乎一直要停止呼吸，医生不停地做人工呼吸，同时指挥护士输氧、输液、量血压、测脉搏，汗珠顺着他的脸往下滴。又请来几位医生会诊，有位医生提出去空军医院借氧气面罩，可是又是级别问题，要开证明，还要上级批准，再到某处盖个章，等等。大家算算办好这么复杂的手续恐怕得一两天，最后决定给父亲动手术，直接往气管里输氧。手术是做了，但仍没起作用，中午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一直到现在我都十分感谢那位抢救父亲的医生，虽然他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但他尽心尽力了。在那种条件下，他已做到了最好。

郑逊（左）晚年和七妹（右）合影

回到家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床还没来得及做好的薄棉被。紧跟着大姑就从城里赶来了，她一面安慰母亲，一面动手收拾屋子。我觉得脑子里都空了，不知干什么好。母亲一直木木地坐着，要哭又哭不出来。我去帮大姑收拾，也不知从哪儿下手，大姑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才收拾好，就有父亲的朋友来吊唁。父亲的学生们怕母亲和我过于悲伤，决定让陈庆华叔叔去给父亲的遗体换衣裳。吴宗国老师陪我到海淀给父亲买了新的帽子和鞋，母亲找出父亲出门穿的衣裳，交给陈叔叔。

我们再看见父亲时是4月29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北京的亲戚都来了。二叔神情恍惚，看见母亲他立刻站起来叫了一声：“大嫂。”母亲忍住悲伤安慰他，又嘱咐三叔和大姑注意他，怕他发病。父亲的学生们能来的也都来了，还有一些还在受审查或在劳动，虽然跟我们很熟悉，但没有看见他们。我当时迷迷糊糊，知道追悼会开得很大，好像是黄辛白讲了话，然后不停地有好些不认识的人来和我们握手。听说北大有几辆校车送工农兵学员来参加追悼会，可是我知道，父亲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父亲。为什么让他们来呢，父亲喜欢的学生们为什么不能都来呢？

父亲的骨灰是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数月后，杨人楩伯伯也去了那里。以后每年清明，母亲都和杨伯母一起到那儿去看他们。

郑逊在颐和园留影

我有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前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好久没有音讯，忽然有人告诉我他在西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让我去。我去了，看见他，要他回家。他说燕东园空气不好，他在西山脚下已经不喘了，要母亲去他那儿。我看他睡在一个土炕上，就赶着给他编了一床席子。回北京探亲时忽然想起这个梦，告诉母亲。她沉思了一会儿说：“你爸爸要你给他在西山脚下弄一席之地，还要我去呀。”我说：“妈，你怎么这么想，那就是一个梦啊。”母亲不语，我知道与其说她是信了那个梦，不如说那是她的想法或愿望。数年后母亲去世了，我赶回来料理后事。看到张寄谦姑姑，把我的梦和母亲的说法告诉她。她说：“啊？邵师母那么快就领悟到一席之地呀。”

198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留影。右起：郑逊、曹翔、邵瑜、曹翩

1993年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自家门外合影。左起：曹翔、邵瑜、曹昌汉

我在北京西部找一块墓地，找到福田公墓，就在西山脚下，周围是农田，墓园中种满桃树，我想就是这儿了。可是一打听，父母的全部遗产不够在那儿买一席之地。

父亲留下一部书，是手抄本《李星使来去信》，父亲生前非常珍贵。“文革”中，母亲把它东藏西藏，总算没被抄走。我想我只好卖书葬父母了。但联系书店，他们要求鉴定真伪。我把书带到邓广铭伯伯家，邓伯伯一看就说：“真品。这种书是无法伪造的。”我问价钱，邓伯伯说：“无价。世上仅此一部。”后来书是捐给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室，用北大回赠我的钱买下墓地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福田公墓。确实有人对我说如果不把书捐给北大可以多卖些钱，但我觉得书在北大有更大的价值。卖给私人收藏家，也许我会多得些钱，但书只能起一个花瓶作用，没几个人能用。父亲珍爱这部书是因为知道它的使用价值，我如果拿它卖钱实在对不起这书，也枉为邵循正的女儿了。

邵循正年表

邵循正生平地图

本文由周文业编写，由邵瑜审定并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