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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驭球回忆西南联大

2019-07-11 |

龙驭球院士近照

1945年10月—1946年5月,龙驭球在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读二年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6)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于同年11月1日开学。但临大办学局面并没维持多久,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战火危及长沙,临大再次决定西迁昆明。1938年4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基本沿用临大时的行政体制,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校常务委员会总理校务(实际主持校务工作的是梅贻琦)。

5月4日联大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和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

联大以“刚毅坚卓”作为校训,教导学生成为一个刚强、有毅力而又卓尔不凡的人。其校歌采用《满江红》的词牌填写,内容极富爱国之情,在八年艰苦办学环境中,校训和校歌极大地鼓舞着联大师生不断追求“爱国”、“救亡”、“科学”与“民主”的光明道路。

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昆明物价上涨。从教授到学生,均“面有菜色”。学校发贷金给学生,学生自己组织膳团办伙食,这笔钱一天只够吃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饭,早饭就没有了。这还是同学自己到外地去买粮食买菜的情况下才办起来的。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昆明特有的气候,温暖湿润,减少了许多麻烦,也让学生们不至于饥寒交迫。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同学实行五花八门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女同学有做护士、护工的。男同学有卖报的,此外还有在邮局工作的,当家庭教师的,甚至去放午炮的。(放午炮就是指每日中午12点昆明的城楼上要放炮,起标准钟的作用,放午炮的都是联大的同学。)龙驭球就是采取兼任家教和卖学生报的“半工方式”。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自1946年5月开始,联大师生陆续回返北平和天津。联大决定将创建于昆明的师范学院留在云南当地,成为永久的一个纪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昆明原联大校址)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深情写道:“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西南联大光荣地结束了使命,这段艰苦的求学岁月在龙驭球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1946年10月,龙驭球迁往北平清华园。

龙驭球回忆西南联大往事时,印象最深的是下述两点:

(一)多难兴邦创奇迹

西南联大校歌是在联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终生不忘的一首歌。歌词按《满江红》词牌填写。歌词的下阕如下: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兴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多难兴邦”是联大精神,“壮怀难折”是联大风骨,“育人杰”是联大使命。

1. “多难兴邦精神”在校园中的反映

西南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三百亩荒地上建设校园,称为新校区。校园中盖了36栋学生宿舍。每栋宿舍都是夯土为墙,茅草作顶,20个双层床排成两行,中间留出过道。可住40个学生。宿舍只供居住,无法写字做功课。

与茅草宿舍相映衬的,是一系列铁皮屋顶的教室。一下雨,屋顶就咚咚作响。老师就得放大嗓门,与雨声比赛。有位老教授嗓门小,败下阵来,只好返身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

“静坐听雨”

他不服气,要与雨声比试比试持久耐力。

校园里最高最大的建筑是图书馆。它是单层砖木结构。看起来有点像两层楼房,实际上不是,只是中央屋顶比周边屋顶提高几尺,安装了一排通风窗子。图书馆的座位不多,抢不到座位的学生就跑到校园周边星罗棋布的小茶馆里去读书、写作业。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于1984年写了一篇散文《泡茶馆》。文中写道:“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在文章末尾还写道:“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西南联大校园一角

上图是西南联大校园一角。在高大的图书馆(图的右下角)的周围是矮小的铁皮教室和茅草宿舍。

茅草屋与铁皮屋,图书馆与小茶馆,这是西南联大校园区很有特色的两个组合。它们是“多难兴邦精神”的具体反映。“多难”,物质环境处处是艰难的。“兴邦”,精神襟怀始终是高昂的。龙驭球在回忆中把它们综合在一副对联里:

铁皮屋、茅草屋,像交响乐队,

把雨打声演成神曲。

小茶馆,图书馆,似众星拱月,

将书香味引向云端。

2. “满腔悲愤、壮怀难折”的教师情怀

首先是三校教师共赴国难,帅才云集。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共赴国难,汇聚一堂。数学有陈省身,华罗庚。物理有叶企荪,吴有训。文学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哲学有冯友兰、金岳霖。工科有刘仙洲、施嘉炀。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留学回国的有153人(留美97人,留欧56人),他们都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

其次是教师生活艰苦、悲愤著书。

华罗庚全家住在吊脚楼上,楼下圈养着马、牛和猪。华先生回忆说:“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同住一屋,挂着一块布簾分隔成两家。华先生在西侧写《堆垒素数论》,闻先生在东侧进行考古。华先生把此情景写成如下诗句(参见《水木清华群星璀璨》,23页):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堆垒素数论》是华先生在西南联大完成的世界名著,是抗战期间同仇敌忾下的产物。

冯友兰先生总结自己的一生学术成果时,曾归结为下面两句话: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三史”是三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期间撰写的六本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回忆“六书”中第一本书《新理学》的写作情况时说: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岳霖)先生随着清华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参见《水木清华群星璀璨》,496页)

华罗庚说的“心同仇”,冯友兰说的“满腔悲愤”,我们从中感受到:他们在抗战烽火下著书立说,是在同仇敌忾、满腔悲愤下喷出来的心血!胸无悲愤,何来绝唱!心血写成,所以珍贵!

3.多难兴邦育人杰,硕果累累

西南联大办学八年,毕业学生3807人,为祖国培育了一批英烈人杰,在中国教育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

首先,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当选院士的有160人以上。“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有8人(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有5人(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郑哲敏)。

其次,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也有一大批英才人杰。例如在首届学部委员和荣誉委员中,有刘国光、吴承明、李道揆、胡庆均、余绳武和瞿祖同。

第三、有一千多热血青年学生直接参军报国。西南联大有三次参军热潮。第一次是1937年战争爆发初期在长沙,有三百多人参军。第二次是美国“飞虎队”来华(1941年9月到1943年10月)急需翻译人员,有四百多人参军。第三次是1944年日寇打到缅甸,滇缅公路(我国唯一一条外援军火供应线)被切断,政府号召参加远征军,有二百多人参军。为了铭记历史,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庄严地刻着从军学生题名录。经过收集和核实,题名录上已经刻了八百多人姓名。由于时隔多年,名单不全,成为憾事。但后来者敬仰之情,将因残缺而更加凝重。

4.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宣布正式结束。短短八年,创造奇迹,令后人赞叹不已。现从点赞声中摘出一首抄录于下:

西南联大的三、二、三

三个顶尖——

茅草顶尖宿舍

铁皮顶尖教室

世界顶尖学府

两个了得——

物质上不得了

精神上了不得

三个奇迹——

南渡奇迹

雪耻奇迹

育人奇迹

注::林语堂赞语。

南渡奇迹:我国古代曾有三次南渡(晋、宋、明),都未能北返。只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南渡才创造出“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奇迹。

雪耻奇迹:自1840年以来,外寇入侵,我国屡战屡败。只有此次抗日取得全胜,创造出“千秋耻,终当雪”的奇迹。

育人奇迹:前已谈到“多难兴邦育人杰,硕果累累”的具体事例,为“中兴业,须人杰”创造出惊人奇迹。

西南联大在这三个奇迹中所起的作用是:

对前两个奇迹——全力以赴

对第三个奇迹——不辱使命

(二)“一二•一运动”怒吼争民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西南联大师生在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之后,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形势发展方面。

特别在双十协定签字以后,人民盼望能有一个和平建国的安定环境。不要内战要和平,反对独裁争民主,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呼声。可是事与愿违,外寇刚除,内忧又起。“一二•一运动”终于爆发了。

1. 从时事晚会到四烈士被害

1945年11月25日晚上,西南联大在新校区举行露天时事晚会,有费孝通、钱端升等教授作报告。全校学生踊跃参加。龙驭球同工学院的同学从城东南的拓东路走到城西北的新校区去听报告。

国民党特务把时事晚会看作洪水猛兽,想方设法进行破坏。起先是割断电线,熄灭电灯,想使晚会无法进行。当学生们点起马灯,晚会继续进行时,军警接着就在校园周围放枪威胁,致使晚会被迫结束。

第二天早上,中央社发布消息,说昆明郊区昨晚有匪情,已被军警鸣枪驱散。看到这条消息后,学生们都义愤填膺:“原来堂堂的中央社却是一个卑鄙的造谣社!”于是写大字报,出版学生报,予以揭露。国民党特务军警恼羞成怒,进行镇压,致使四位烈士被害。他们的英名是潘琰、于再、张华昌、李鲁连。他们永远留在人民心里。学生忍无可忍,宣布罢课,一二•一运动从此爆发。

2. 从灵堂哀悼到抬柩游行

四烈士灵堂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全市学生和各界民众前来吊唁祭奠。灵堂里挂着巨大横幅:

“你们走了,还有我们,我们绝不退下!”

1946年3月17日,学生抬柩游行,全城哀悼,田汉留下悲愤字句:

“素车百里吊来迟,且向刀丛觅小诗!”

一二•一运动,使中央社获得了“造谣社”的“美名”,使国民党暴露了凶恶的嘴脸。龙驭球刚从璧山乡下走出来,一到昆明,就目睹了时事晚会被破坏的过程细节,亲历了灵堂哀悼和抬柩游行的悲愤心情,参加了卖学生报、揭露特务伎俩的活动。眼界开阔了,思想认识也提高了。

《龙驭球传》 袁驷 雷钟和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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