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毅

　　前一阵钱杨书信拍卖引起的风波，让我也陷入阵阵不安中。仅仅是为杨先生感到伤害、牵挂她的安宁和健康，不至于这么不宁静，我知道自己内心必定还是有一些不够确定坚牢的东西。

　　检点这些吹动我的“风”，是什么呢？

　　是如下一些言说：

　　“钱先生的职位高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是中国学界数一数二人物，也是现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公众人物，他的言行居然要受某种据说是‘没有年限’亦即无限长的‘隐私权’保护，这合理吗？……一切名家大家将都不可随意言说，他们的书信永不可公开，他人的回忆录、回忆文章当然也都不允许写了，自此后，中国还会有‘史’吗？”（《文汇读书周报》）

　　“作为研究者来说，我当然愿意看到它们成为学术公器，为更多人所用。”（《北京日报》）

　　“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新商报》）

　　作为一个也在文学研究领域浸染些年头的人，我对这些话几乎没有反省力，简直要怀疑自己对杨先生的维护是处于“私”，反而公开书信才是“公正”和有利学术发展、社会进步的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另外一批人在用相似的口气和逻辑谈论另一件事。

　　某位数字领域的专家在谈到网络隐私时说：“公众必须接受、或者说忍受一个事实——大数据时代，人就是透明的，个人隐私保护现在被过度解读，这窒息了数据共享。”

　　他用那种口气谈到“数据共享”，与学者谈到所谓的“学术研究”，是多么相像！而我为此感到的不舒服，与我对“文学研究学者”们的接受，不过是因为对后者久习不自知吧！

　　这时我才猛然想起一些别的东西，杨绛先生在百岁访谈《坐在人生的边上》(刊2011年7月8日“笔会”)中说过的一段话，找来重温。

　　当我问到：“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先生的问答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答案原来在这里。杨绛先生甘当一个“零”，爱穿“隐身衣”，也让她受到伤害时如此勇敢地挺身而出的，原来是同一种原因——“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杨先生所做的一切，如果是爱护丈夫钱锺书先生这个“名人”的立场，根基是不深的，学者们很容易将之扳倒，他们似乎也很爱、很尊敬钱先生呢！必定是一些更根性的东西受到侵害，才激发了百岁老人这么强大的生命潜能。

　　内心自由，在杨先生这里构成了她人之为人的坚定本质。回过头去看支持信札公开的学者们，或者是在两件事上没想清楚，一、以“学术”名义所行之事，是不知不觉把行业利益看得过高了，以此逻辑，数字产业要发展，可以利用个人信息，新闻产业要发展，也可以入侵隐私……这样一来，还有私人空间吗？而没有私人空间，自由有何安身之处！这与知识分子倡导的个人自由其实严重相悖。二、学者们发言的立场，不知不觉是仅仅从受惠者立场说的，直接来说，是站在收信人和读信人立场，不是写信人的立场。而要真正写过信，使用过信札这种最温柔的交往方式、在里面交付过信任和情意的人，才会明白那种伤害感。事实上，一个会写信的普通人，可能比一个学者，能更真实地理解宪法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

　　文化人的书信是有公开和研究意义的，但应该以写信人同意为前提。掌握公权力的政治人物另当别论。

　　法学家的眼睛里，这些道理是清晰的，“民法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没有人，民法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使每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是独立、自主的人格尊严，而隐私构成人格最核心的部分，没有隐私，就没有人格尊严，也就没有民法主体。自然人必须享有隐私权”(陈永苗语）。斯诺登选择离开美国之前，在微博上留下的话是决绝的——“我不愿意上帝知道我是谁”。杨绛先生维护个人空间也留下了她个性化的表达：“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一个“含”字，柔和又极具内在张力。

　　我有时候惊异杨先生高龄而仍保有的生命力、创造力，这和她深深的含忍，对个人空间的维护，难说没有关系！没有隐私，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自由和创造力。对从前认同“窥”能够更客观全面认识研究对象的“我”，也许可以听听《小王子》中的一句话：

　　“人只有用心灵才能看清楚；肉眼是永远无法看清楚事物的本质的。”

　　我忽然觉得心定了。当我拂除文学研究者这个身份带来的特殊性，回复一个普通人平实的立场，我理解了杨绛先生，也懂了更多。

　　如此高龄，仍能为人心立规则，了不起。

　　《小王子》中还有一句话：

　　“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某处藏着一口水井。”

　　杨先生，就是那口水井。

转自《文汇报》201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