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士橹院士

2016年4月24日，中国首个航天日。早上，我告诉父亲，“今天是我国的第一个航天日”，他点了点头，很认真地开始收看电视。这一天，他始终在看，在听。即使躺在床上，也戴着一个可以收听电视信号的接收耳机，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件熟悉的事，熟悉的人。这一天，从来不喜欢换衣裳的他，主动提出要换衣裳。还问：“有没有新的床单？换一条。”这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看得出来，他把这一天看得很重，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晚上六点多，他睡下了。九点醒了，又让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还让把电视打开。也就只过了两三分钟，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父亲走了，他走的非常安详，没有遗憾！这一天，他与全国人民一起，回顾并礼赞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航天事业！

父亲读高中期间，正值日寇侵华之时。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他萌生了要学航空专业，要航空救国的想法。父亲说：“抗战时期，只想一件事，怎样和日本人干到底！”凭着读书就要读最好的学校的决心，他考取了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西迁至昆明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留校，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父亲赴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因内战，南北交通不便，父亲应原西南联大教授，时任上海交大航空系系主任王宏基先生的邀请，到上海交大航空系任教。得以与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新婚妻子、我的母亲龚小甦团聚。

1944年秋西南联大航空系同班同学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为陈士橹，站立者左起第二人为何东昌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央决定将长三角的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三所高校的航空系合并，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简称华航）。与此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由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几所院校航空系合并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一南一北，两所航空高校，当时被誉为“北有北航，南有华航”。

1956年，从战略布局考虑，中央决定华航整体搬迁，由南京迁往西安，以配合西安地区的航空工业基地建设，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同时西迁的上海交通大学（除船舶专业仍留在上海），改名为西安交通大学。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西北工学院从陕西咸阳迁入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航空系又整体迁入西北工业大学。

在华航西迁的同时，1956年9月，华航12位教师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进修，父亲也在其中。他牢记出国前学校领导的嘱托，埋头苦读。不到两年时间，取得了其他人需要三、四年才可能取得的副博士学位，成为在莫斯科航空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陈士橹1957年在苏联

从苏联回国，父亲直接回到了已从南京搬到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还在南京。一段时间后，父亲才抽空到南京看望我们，只呆了两天，就又匆匆地赶回西安了。走了两年，回来只呆了两天，9岁的我哭了；妈妈安慰我，看得出来，她也挺难受！

父亲回国的一年后，1959年10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搬家到西安，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1959年底，父亲受命筹建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建系之初，教材短缺，那些年，每天晚上回到家中，我们看到父亲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刻蜡版，几乎每天都要刻到深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他脸色苍白，出着虚汗，让我帮他找一点吃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低血糖了）。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家中既没有糖果点心，也没有剩饭。我找到一点粉条，和大我一岁的哥哥一起生火，将粉条煮熟。父亲吃了后，感觉好多了，又继续刻写起来。（当时，我妈妈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回来，我们和爸爸都吃食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

父亲太忙，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他过问的很少。每次考试后，会问考了哪些内容。做错的题，只要知道错在哪里，就不再追究；如做错了，还不知错在哪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子女有益的兴趣爱好，父亲会全力支持。我哥哥在上初中时，喜欢上了无线电。由于购买元器件开销很大，作为主管家中生计的母亲，基本持反对态度。当父亲发现了哥哥用肥皂盒作外壳，装的一台两管收音机，非常有兴趣，问了许多相关问题，并要求母亲：“陈兆怡搞无线电要用的钱，你一定要给他。”

哥哥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非常感谢我的父亲，由于他的慧眼和鼎力相助，使我在微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先行一步，掌握了许多有益的知识，这让我受益终身；也非常感谢我的母亲，由于她的严格要求，凡是能自己制作的部件，我都是自己制作，这大大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母亲80岁后，经人介绍，家中来了一位陇县山区的小保姆，还不到20岁。父亲听说她是初中毕业，询问了一些数学、外语方面的问题，感觉她程度还可以，就鼓励她抽时间好好学习，不要荒废了学业。母亲拿出学费，让我给她报名参加了计算机培训班，使她能多一些求职的技能。这个孩子在我们家呆了一年，就找到了图文编排方面的新工作。

对于家乡考到西工大的学生，只要父亲知道的，都会请到家里来做客，从学习到生活给予帮助。但是，父亲的帮助也并非无原则的。记得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因考试不及格来找父亲通融一下，被拒绝，并批评了他。“学习必须靠自己”，这是父亲一贯的原则。

对于研究生，在生活上父亲关爱有加，在学业上则要求非常严格。每一次，博士生的论文交来，他会一页一页非常认真地去看，小到标点符号都要一一纠正。对于文章中引用的参考文献，他会亲自到图书馆去查阅。90岁以后，身体不许可时，就让我们到图书馆帮他把有关资料借回来，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2005年2月10日，母亲因病去世。母亲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但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从上海到南京，又从南京到西安，包括自己的专业的调整，她做出了许多的牺牲。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成就了他们二人共同的事业观和家庭观。

父母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从南京带过来的家具，已经六十多年了，三合板的衣柜，笨重的木椅，只要还能使用，就绝对不会扔掉。衣裳也是一穿就是几十年。

就是这样的两位老人，每当他人有困难时，必会解囊相助。

母亲去世后不久，新学期开学前，父亲让我将1000元钱送到学校一位已去世老师的家中，是给他聋哑儿子的孩子的学费。之前几年，这件事，都是妈妈自己去完成的。当时，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好像也只有1000元。一直以来，父母除了寄钱给家乡有需要的人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他们也在帮助。

对于公家的钱，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的钱也不能乱花”。坐飞机要挑折扣低的；不是公事不能用公家的车；医院收费太贵，不到39度不去医院，等等。

母亲去世后，我对父亲多了一分担心。2005年4月29日，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提出要陪同他去（之前出差，都是他一个人）。父亲考虑了一下，说“好吧，那我们两个人就坐火车去”。当时还没有高铁，火车跑了十几个小时。父亲说，“太浪费时间了，以后还是我一个人来吧。”说到底，他还是不愿意多花公家的钱。

2016年3月15日，遵照父亲的嘱托，我将他多年的积蓄100万元捐赠给学校，为他奉献了一生的教学与科研事业，做最后的一点贡献。两年后，应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要求，为他们提供一些历史资料。在翻阅父亲的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他的入党时间是1956年3月15日，整整60年，一切竟那么巧合！

2010年9月陈士橹90寿辰暨从教65周年会上与众弟子合影

2016年4月15日，父亲离世前9天，他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答辩。早上，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随即对我说：“告诉他们，我已经没有能力参加了，抱歉！”紧接着的一句是：“指导教师写徐敏，不要写我。”（徐敏也是父亲的博士生，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在父亲生病后，由她具体指导这位博士生。）过了几分钟，父亲又叫我：“假如学生坚持要写我，把我写在徐敏的后面。”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依然还在替别人着想！

2017年5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追授陈士橹院士“工信楷模”荣誉称号。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向陈士橹院士的女儿陈清怡颁发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