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以中国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著述新编的《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一书,其中的家庭教育理论以及父母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探索并推进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儿童教育的基础部分,也是他孕育的“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抱着学教育、教儿童的志向赴美留学。在美期间,深受实验教育的精神熏陶和进步教育思想的影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兴起之时,他抱着一颗救国之心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教授。陈鹤琴认为:儿童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因此,“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陈鹤琴了解在当时欧美等国,尊重儿童个性、注重儿童发展的儿童教育得到普及,心理学的发展、实验法的运用使儿童教育领域的研究也得以深化。西方更有哲人名言曰: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反观中国社会,蔑视儿童地位、摧残儿童身心的封建陈腐观念和态度还相当严重。因此,在与众多志同道合者共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事业中,他边研究,边开始了对中国儿童教育领域的探索和拓荒之路。
1920年12月起,陈鹤琴以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808天的连续观察和追踪实验,成为我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最早学者,并由此提出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陈鹤琴视家庭为造就儿童健全人格最基础、最重要的场所,并视父母教育为抚育身心健康儿童的关键所在。依据对儿童心理的长期研究成果,他将所阐发的儿童学原理同时应用于家庭教育的亲身实验,他的孩子又有幸成为家庭“活教育”孕育的实验对象。通过精密观察、实地研究和科学总结,1925年初,他的又一部早期著作《家庭教育》继《儿童心理之研究》之后问世。他以“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的全新形式,精心论述了儿童心理的基本特点、儿童学习的性质和原则,实证呈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供负教育子女之责者之参考”,为中国父母们提供了第一部现代的家庭教育通俗读本。
1925年12月,《新教育评论》上发表陶行知撰写的书评,赞誉《家庭教育》“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成为两位同时代的教育家为改造中国落后的教育现状、共同推进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普及的印证。此后数十年,《家庭教育》再版十余次,受到教育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陈鹤琴也被公认为“五四”新教育运动之后,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长期教育实践中,陈鹤琴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宣传家庭教育之内涵,普及为人父母之道理,积极提供推进父母教育和改进家庭教育之良策。由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著书立说中,还可以从他的过往足迹里,了解他在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感受他对儿童教育事业的赤诚情怀。
陈鹤琴深知:家庭教育是需要指导的,儿童教育包括幼稚教育,是幼稚园、小学和家长的共同责任。1927年,在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开辟乡村幼稚园、受聘担任该校幼稚师范院院长时,陈鹤琴已将家庭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纳入乡村师范生的课程,并曾亲自授课。陶行知和陈鹤琴的学生,甘当乡村幼稚教育男教师的孙铭勋、戴自俺,都将《家庭教育》与《儿童心理之研究》视为“做中学”的活用教材。这一年,陈鹤琴在主编的《幼稚教育》月刊第二期上,特辟家庭教育一栏,供做父母的参与探讨,他首先介绍自己的新作《家庭教育之原则》,归纳佐证提出了父母教育孩子的7条重要原则:教小孩子要从小教起,教小孩子开始要教得好,父母事事应当以身作则,要采用游戏式的教育法,以及自助法、替代法和鼓励法。
1932年4月4日,是民国时期诞生的中国第一届儿童节。在蔡元培亲题“儿童节特刊”的上海《申报》专版上,陈鹤琴发表了《在儿童节告全国成人们》。他宣传新教育的儿童观、教育观,更呼吁“我们现在第一急务,是要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次年,在众多教育名家的积极支持下,中华慈幼协会创办了《现代父母》月刊,受邀担任名誉主笔的陈鹤琴,写下了《现代父母》发刊辞。他明确提出发行目标,“就是抱着这个宏愿,认定改进儿童教育要先从父母教育着手”,“内容方面,注重父母的人格,父母的身体,父母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抚养儿童的常识和家庭教育的各种材料。”办刊同仁在共识中努力,《父母教育》成为广受欢迎的读物。
1934年儿童节来临,陈鹤琴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庆祝特刊上发文:《儿童教育的根本问题》,他举要向国人阐述如何使儿童达到身心两方面的健全发展,如何培养儿童的服务习惯,父母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和重要意义。
同年的《现代父母》第九期上,陈鹤琴通过《以现代人的眼光谈谈家庭教育》一文,传递“有了良好的父母教育,然后才有良好的儿童教育”的理念。他剖析中国当父母的,素来在对于儿童教育观念和行动上存在的错误,提倡我们应先去宣传普及父母教育,“使得个个当父母的,知道怎样去尽他父母的责任”,“当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也需要一种艺术”。因此,陈鹤琴前瞻性地倡议:“在今后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也应该列入父母教育一项才对。”虽然陈鹤琴已在创办的工部局女子中学,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并曾亲自上课,但他还主张:家庭教育的成功,有赖于父母的协力合作,所以男女学生都应该接受这种特殊教育的训练。
1935年8月1日,在国民政府接受有识之士的提议、宣布实施中国的“儿童年”当日,陈鹤琴在上海《新闻报》上提出“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的“九条宏愿”,其中就包括“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儿童的生长离不开健康的环境。1930年代中期,陈鹤琴自欧洲考察新教育归来,进一步丰富了自己为儿童营造大环境的教育理念。1935年1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为儿童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分析列举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境(音乐、图画、审美)、阅读的环境对儿童生长教育的重要作用,提请身为父母的明解重视。1937年,在《现代家庭》杂志上,陈鹤琴还发表了《家庭娱乐》一文,文章从家庭到社会,广泛而细致入微地提倡创建身心健康、丰富多彩的现代家庭生活环境,针对父母教育、儿童生长环境作出新补充。在上海的办学实践和社会活动中,陈鹤琴还积极倡导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来创设儿童教育的大环境。
1930年代末,陈鹤琴曾在上海中华星期学术讲座上演讲《中华现阶段之父母教育》,引起热烈反响。他比较中西教育的差异,阐述儿童的天性大要,谈论父母教育的原则的演讲内容,又经《现代家庭》杂志转载。此前直至40年代末,陈鹤琴通过报刊杂志、“空中教育讲座”等形式,一直是多方面地向社会宣传儿童期的价值,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对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意义,以及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子的活教育方法。
抗战烽火的40年代初,陈鹤琴从上海辗转江西办学,在创立的国立幼稚师范学校,他专门开设了“以儿童和父母教育为重要资料”,与儿童心理、幼稚教育、儿童保育等科尽量联络得以贯通的家庭教育课程。这是陈鹤琴为培养理想的中国幼稚师资夙愿而铺设的基础环节。开设这门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认识家庭教育的意义与重要;使学生明了教养儿童的合理方法;使学生具有爱好儿童的热忱、养护儿童的技能“。陈鹤琴于抗战胜利之际拟定完成的《家庭教育课程标准草案》,成为学校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三项课程标准之一。1945年8月,陈鹤琴重返上海为战后重建继续办学,在他创办的市立幼稚师范和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中,家庭教育仍被列为学生的重要课程。
教育家陈鹤琴为民族振兴、为儿童健全人格的培育,不断宣传,多方普及具有现代科学、民主内涵的家庭教育和父母教育,不仅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对于21世纪的今天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些曾经贯穿在他教育实践中的相关著述,也依然弥足珍贵。1950年代,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受到了错误的评判。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期的前后,历尽坎坷、耄耋之年的陈鹤琴多次殷切希望能收集、整理他所留下的教育著作,汇集成书,留存后世,留给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们。他心系“一切为儿童”,期盼尽其一生倡导的教育精神、科学方法和“活教育”的理念能得到发扬光大。如今,他的数百万字的著述早已汇集成全集、专著,而继续发掘、整理和出版的这本新编《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也正是怀着对老教育家的敬意,为实现老教育家的心愿而作的努力。
(作者陈庆为《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一书编选者)
转自《文汇报》2013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