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朱邦芬院士忆黄昆:越伟大,越纯洁

2019-07-17 | 高雅丽 | 来源 公号“科学网”2019-07-16 |

黄昆(1919年—2005年),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考取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194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而后在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在北大物理系教书;自1977年起,先后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名誉所长;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黄昆从理论上预言了与晶格中杂质有关的X光漫散射,后被称为“黄散射”;

与爱丁堡大学教授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与夫人A.Rhys(李爱扶)一起提出了多声子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以“黄—里斯因子”著称于世;

提出了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当时提出的方程被称为“黄方程”;

与朱邦芬院士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1959年,黄昆和夫人李爱扶游览北京长城

今年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诞辰100周年。

在7月10日举办的第22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上,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作了题为《一个大写的人和中国半导体物理及固体物理的奠基人——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的报告,回忆了黄昆先生做学问、做事、做人的点点滴滴。

“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

“黄昆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朱邦芬回忆道。

黄昆每经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生怕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坚决反对有的人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朱邦芬说,黄昆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然后作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他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在科学上作出贡献”。

“黄昆先生这辈子就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他带了半导体所理论组一共十几个人,申请了3年一共6万块钱的经费。他特别珍惜国家的钱,但花自己钱却不太在乎。”朱邦芬说。

“和他关系越密切,‘吃亏’越大”

报告会上,朱邦芬说,黄昆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局利益和合理的布局出发,从不为本单位、本部门谋取不合理的科研经费和设备。

因此,和他关系越密切,往往“吃亏”越大。

黄昆在评价一个人时,从不以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为转移;相反,他往往对与自己关系越密切的人,要求越严格。

据朱邦芬回忆,黄昆担任评委工作时,不管是评奖还是评经费,毫无国内某些人的门户意识,也不为本单位、小团体争什么利益。黄昆很少给人写推荐信,一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所写意见实事求是,吝于夸大之辞。

黄昆审稿和审查研究生论文时也十分认真,把这看作是扩大自己知识面的机会,同时他往往会不客气地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研究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在学术上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学风问题,并要他的导师对此引起注意,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

朱邦芬说:“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他觉得意思不大的一些著作往往被他自己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

黄昆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非常不赞成有的人文章发表了许多篇,却没有真正解决一个科学问题。

黄昆回国前,在英国6年发表论文十几篇,还基本上完成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必须要全力以赴,一年才能完成二到三项研究,自己在英国6年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

“相反,国内许多人一年完成十几乃至几十篇论文,他一方面对这些人的干劲很佩服,另一方面,对这些论文的学术上真正的含金量,存有疑问。”朱邦芬说。

黄昆做研究,喜欢事必躬亲。

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

朱邦芬表示,黄昆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

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

“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多量子阱系统中光学声子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这项研究,题目是朱邦芬提出来的。后来黄昆和朱邦芬各用一种方式进行了推导,最后由黄昆撰写论文。

“他用家里的打字机打了40多页,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当时凝聚态物理界并不流行通讯作者的说法。他认为这项研究是我提出来的,并作了主要推导工作,只是在最后投稿的时候我把他的名字提到前面了。”朱邦芬说。

另一篇论文“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一文,是朱邦芬根据黄昆1950年的一个模型做的。

其间,黄昆多次参加讨论,并对初稿多次仔细修改,但在自己名字上打了一个叉,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朱邦芬还回忆道,半导体研究所物理室有一项研究成果“砷化镓中氮及氮—氮对束缚激子的压力行为”,实验和理论都是在黄昆的倡导和支持下作的,特别是理论研究,主要是黄昆指导学生做的。

这项工作做得较好,作为1985年半导体所成果上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但是,黄昆自始至终坚持不让写上他的名字。

“律己极严,对夫人也要求严格”

在朱邦芬看来,黄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占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自己支付了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从不领取出国的制装费和补助费;他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

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黄昆主动要求自己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将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给半导体所对外学术交流用。

1986年2月,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举办庆祝弗洛利希八十寿辰学术会议,邀请黄昆参加,并提供他500马克生活贵。

结果,黄昆把结余的近400马克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研究所外事处的同志工作用。

黄昆不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他的夫人李爱扶也是这样。刚当所长时,半导体所亟需一位英语口语教师,有人提议把李爱扶从北大调来,因为她是一位理想的英语教师。

黄昆坚决反对自己的亲属在自己领导下工作,认为至少应该避嫌。

“生活简朴,酱豆腐是黄昆夫人吃饭的‘保留菜’”

朱邦芬说,黄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家是一套60平米小三室的单元房子,地面是水泥砖,没有任何铺设。

大间房间的面积约18平方米,是他们的客厅、卧室兼黄昆的办公室。房间很挤,放着一张双人床、两个简易沙发、一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旧写字台和两个小书架。

“黄昆家中的‘自由’空间狭小,每次我去黄先生家里,坐在简易沙发上时,李先生就坐在黄昆写字桌旁的椅子上。当客人多于俩人时,他们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朱邦芬回忆。

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老同学来家里聚会,他们想方设法,把双人床的四条腿用木板垫上,木板下面安上滚轮,等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待客的地方。

当问他们为什么仍住在50年代修建的狭小而陈旧的房子中时,李爱扶总用她那略带英国口音的普通话说:“只要我们住着舒服就行。”

他们对饮食很不讲究。上世纪90年代,李爱扶比较注意黄昆的营养,每顿正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常常是烧一锅红烧肉,吃上几天。汤经常是西式的素菜浓汤,把土豆、胡萝卜等用食品加工机搅碎,加上西红柿等熬汤。

朱邦芬好几次看到酱豆腐是李爱扶吃饭的“保留菜”,菜不够时就吃酱豆腐。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科学家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报告会快结束时,朱邦芬同样用这句话评价黄昆。

“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的谦虚、学风纯正、律己极严、生活上特别容易满足、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黄昆。”朱邦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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