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那个冬日的下午——忆任继愈先生

2012-01-31 |

府建明

回忆真是一种奇妙的能力。有时竭力回忆一件事一个人,却左右想不起来。而有时一段音乐、一个模糊的身影,甚至一阵微风、一绺阳光,就让人浮想联翩,过去的一切仿佛逆流到眼前,挥之不去。

我喜欢冬日的阳光,特别是午后从窗外树枝间透进来的感觉,只要我一个人静静坐在书桌前,十多年前与任继愈先生的一席交谈,就会跳到眼前,我甚至能闻到那时任先生茶杯里透出的香气。我至今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情景就是这么一年年地重复着。

我与任先生的结识,始于编辑《佛教大辞典》。那是任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90年代启动,历经10年才完成初稿。当时我被指定担任这部辞典的责任编辑,因此时常去北京,与任先生多有接触。后来临近出书阶段,为了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我更是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地点就在后海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临王府花园很近,环境也很清静。那时任先生已经八十来岁的高龄,社会事务也很多,但他对这部辞典看得很重,几乎隔天就会来一下,听听我编稿的意见。

任先生来时一般都是上午,而且很早,这大概是老人早睡早起的习惯。而我因为看稿看得晚,起得就比较迟。每当任先生来时,我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狼狈模样。任先生见状,总是很温和地劝我再睡会儿,并说他有锁匙,可以自己开门进来。后来他大概为了不影响我休息,来得就很迟,有时干脆下午再来。

那时我并不知道,任先生因为年岁大,每周只是一、三、五的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中午必定要回家吃饭休息的。他下午来我这里,肯定就要放弃午休的时间。几年以后,他的助手跟我说起这个情况,让我心里十分内疚,觉得当时真是少不更事,竟然让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迁就我。

任先生向来话不多,语气也极绵软,听起来像女人的,但说出来的话总是感到很有份量,让人不敢马虎。据说他对自己的及门弟子,也都是如此,只是点上一二句,很少有多余的话,大有行不言之教之风。所以我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多半是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涉及的内容也主要是书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记性很好,譬如有关某个僧人的生卒年,他说已有新见资料,要我千万注意把原稿改一下。

有一个下午,任先生来我处,我照例等着他的询问。但这次他竟不急着了解稿子情况,而是走进了里间(那是我临时住宿的地方)。看着我床上比较单薄的被子,任先生温和地说,北京这时还没有供暖,晚上会比较冷吧。我说自己反正年轻,多穿点就能对付。任先生轻轻点点头,接着说,这间屋子原是顾颉刚先生用的呢,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此负责点校二十四史。任先生还比划着,这里的几个大书架,原来上面都堆满着书和各种资料,后来移到别处了。我听了着实吃惊,想不到这间不起眼的房子,居然浸润着如此浓厚的历史气息。顾先生是苏州人,是我的乡邦大儒,他在民国时期倡导的“古史辨”运动,原是一直让我感佩不已的。我为了买全套的《古史辨》,曾经费尽周折。

回到外间落座后,我已经忘了要向任先生汇报看稿的情况,只觉得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似乎比平时要明亮,特别是落在桌前的几束,亮得有点耀眼。阳光反射到坐在对面的任先生的脸上,让他的老人斑显得更清晰,但也让他看起来更深沉。我那时才大胆地打量着他,并且想象着他年轻时可能的模样。

任先生看起来兴致也很高,从公文包中拿出自备的茶杯,浅呷了一下,随意地问我,对当编辑有什么感想。我坦率地说,开始不太适应,现在适应了,但有点不甘心。

他似乎明白了我所说的“不甘心”,不无开导地说,编辑工作其实很重要,孔老夫子就是编辑的鼻祖,许多学问家都做过编辑工作,刚才提到的顾先生也是如此。

我说这倒的确如此,至少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做编辑能使自己静下心来,克服粗疏的作风。但我又觉得,编辑工作似乎缺乏创造力,特别是对理论有兴趣的人,像关在笼子里跳舞,有劲使不出。

任先生听了我这话,略带沉思地说,现在人文社科界各种名目的“理论”很多,但以他的看法,在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远没有到来,现在最关键的是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其中整理文化遗产就是一项。

任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很是震惊。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大家,按例说理论研究是他的本业,也是他最大的兴趣点,但他却有如此想法,实在出乎意料。我由此联想到任先生这些年,一直忙于组织各类文献整理,如《中国大藏经》、《中华大典》等等,可能就源于他的这种考虑。

我不禁好奇地问任先生,以他的看法,中国理论创新的时代何时才会来临。任先生用肯定的语气说,至少还要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否则,急急搞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都不会有生命力。任先生似乎说出了一个久积心头的问题,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若干年后,看到央视“大家”栏目采访他时,他依然毫不掩饰地表达这个观点,看来他是真正有所思考的。

接着,任先生又问了出版社和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也毫无保留地跟他说了。当我说到出版社现在都注重利润考核,编辑学术图书对个人来讲比较“吃亏”时,任先生有点激动。他说,注重利润没有什么问题,但一个国家、一所大学、一个文化单位,有时都要养几个“书呆子”,或者容忍几个“书呆子”,就像搞特区一样,划一块小地盘,给他们一点特别政策,让他们安心做好学术出版。

我当时想,任先生说的也许是对的,以他的声望也能弄出个“特区”来,但在具体的出版社,又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做得到呢?

……

那个下午,直到阳光从窗前退去,我与任先生没有再谈稿子,而是随着话头,聊了不少有关学术和文化的事。

到了第二天,任先生让人送来了一只取暖器,供我晚上看稿时用。我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如此细心。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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