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费孝通的精神遗产

2010-08-04 |

  “爸爸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四处考察,除了西藏因为身体问题去不了,台湾因为政治问题去不了,其他地方都走遍了。”

  201061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纪念费孝通、林耀华诞辰100周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今年将有多场纪念费孝通的活动在国内举行。“下半年民盟、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和吴江市要联合举办一次,11月份,就是爸爸生日的时候,中央也会有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对本刊记者说。

  “家属的愿望很简单,”费宗惠的丈夫,费孝通先生生前秘书张荣华说,“第一希望当代知识分子能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学到点什么,比如走出书屋、课堂,到老百姓家里去坐坐,了解真实的状况。第二,希望学者们能真正地回报社会——当然,这一点是不能强求的,也急不来,只能是一种愿望了。”

  “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费孝通)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型学者,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都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挚友储安平等人还是接力于胡适之等‘五四’前贤的又一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余世存在2005年费孝通逝世时撰文《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做出如上概括。

  费孝通出生于1910112日,自称“前清遗民”,在书香门第受到良好教育。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文藻,毕业后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研究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得到社会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论文《江村经济》被视为国内社会学开山之作。

  抗战时期,费孝通回到国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赴美讲学一年,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作品《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无一不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在百年转型的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尤其在经济结构方面,变化日新月异。但用费孝通的话讲,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未完成,便又着急从初步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即所谓百年中国的“三级两跳”。在急剧又仓促的转变中,社会组织与经济基础并未改变,即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晚年,费孝通又提出“文化自觉”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急速蔓延,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将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因此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特点,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与各文化能和平共处、各取所长的条件。

  1990年费孝通八十岁生日时,在东京与老朋友的欢叙会上,瞻望人类学的前途,他说了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亦即他对自己文化自觉思想的概括。

  西南联大时期,费孝通是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在西南联大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闻一多被暗杀时,他曾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他还是当时储安平《观察》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坚持公共写作。

  在他晚年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长谈里,他讲到“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 columnist(专栏作家)。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只是这样的思想被上世纪中叶的一系列社会突变而打断。此后,经历过“反右”、“文革”后,一代知识分子更多反思起自己的“原罪”。“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费孝通在与朱学勤的对谈中感慨。

  学术之外的人格精神

  “费老逝世一周年时,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曾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今天,回顾费老与民族学的关系,我们也要说,中国民族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如此表示。

  2006年,人类学家乔健曾提出,费孝通几十年来的浩瀚著述,已可以视为形成一个学派。他认为可以叫做历史功能学派,即强调历史因素在西方功能学派中的作用。这样的定义和建构是否成立,也是这次中央民族大学研讨会的重要话题。

  而对于专业学术圈之外的知识界和公众而言,更关注的是费孝通身上的独立人格和治学精神。

  “费老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情怀,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探索一条实际可走的道路。现在的学者们太多坐在自己的书斋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联系。”朱学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走出来的,但是又仿效西方的学科体系建起来,学者之间没有规范或者说伦理共识。很多人——说实话——完全是胡言乱语。”余世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学人文的对任何问题都敢信口开河,这是非常糟糕的。”他认为现在诸多学者的精英意识太强,无法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感受和解决问题,这与费孝通当时紧密联系现实的学术努力完全不同。

  “爸爸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四处考察,除了西藏因为身体问题去不了,台湾因为政治问题去不了,其他地方都走遍了。”费宗惠对本刊记者介绍。

  费孝通去世后,她曾与丈夫张荣华一起到父亲年轻时探访过的广西花篮瑶聚集地大藤瑶山,从县城到乡下还要坐车走整整三个小时,路况极差。

  而费孝通上世纪30年代去该地做社会调查时,当地还是不通汽车的,“我真无法想像爸爸和同惠妈妈(记者注:费孝通第一任妻子,在广西考察时不幸落入山涧遇难)当年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和恐惧走完了这段路。”

  “现在的社会更需要学者们去分析,给出出路,就像当年经济转型时候父亲提出城镇化和苏南模式一样。”费宗惠说,“现在这么多人去学校杀孩子,太可怕了。

  这是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爸爸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惜他没有完成这部分的思考,希望今天的学者们能够把这方面的探索继续下去。”(刘芳)

转自《望东方周刊》2010028期(20107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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