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邦定（1946）

1942年，我考进西南联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是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学生多，当年学校开了两个中国通史班，由吴晗和孙毓棠两先生分别讲授。规定文理学院学生上吴先生的课，法商学院同学选孙先生的课，我是属于文学院的，理所当然成为吴晗先生中国通史班的学生。

吴晗教授

联大的教室一般都不大，老师在黑板前或站或坐着讲课，学生都看得很清楚。上中国通史课的人多，安排在新校舍最大的南区10号教室上课，特别设个讲台，黑板也挂得更高一些，以免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教师和板书。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吴先生戴副眼镜，穿一套半旧的西服，不戴帽子。他矫健地跨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当天要讲的题目，没有开场白之类的套话，就开始讲课。吴先生讲通史不是按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顺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而是分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一一讲解。因为他认为，过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按朝代顺序讲，尽管繁简不同，重复之处却在所难免，因此他跳出前人窠臼，自成一个体系。他讲课带点浙江口音，但不难懂。由于史料丰富，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逻辑严密，而且不乏兴味。对抗拒外族入侵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对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等都备加赞扬。他还常常以古喻今，讲到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皇家侦察机构时，自然就会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等类比一番。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掀起倒孔运动时，吴先生讲南明弘光政权的奸相马世英有“蟋蟀相公”之称，因为他在军务倥偬，羽书仓皇之际，‘犹以斗蟋蟀为戏’。而孔祥熙的妻女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大批社会名流困于香港无法出走的时候，却占用极为短缺的飞机舱位，运自己的洋狗和什物，真不愧为“洋狗院长”，可以与“蟋蟀宰相”比美了。诸如此类的讲述，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讲课不发讲义，又不是按某一本书讲的。学生必须要认真听课，做笔记。否则考试时就难以应对。吴先生打分还特别严，1943年暑假前公布学年考试成绩时，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热心搞创作的同学，他上课时常常心有旁鹜，结果只得了12分。这是吴先生严厉的一面，因为他要求同学从一开始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吴先生对学生又十分关爱。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1944年，我的中学同学，在联大读经济系的倪代新(解放后改名李朋)休学到云南西畴县中学教书，因向学生宣传民主进步思想，被当地的国民党第五军特工人员逮捕。为了营救倪代新，我们打听到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国民党驻滇高级将领关麟征是陕西同乡，据说关还十分尊敬张先生。于是我们决定去求张先生设法营救。先找到吴晗先生求他为我们引见。那天已是晚9点多钟，昆明冬天的夜晚也还相当冷。听了我们的要求，吴先生立即起身与我们一同走到唐家花园张先生家，说明来意后，张先生当场就给关麟征写信，要他转请第五军放人。言辞恳切，大义凛然。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脱。虽然最终不知道那封信发挥了什么作用，但吴先生、张先生爱护进步青年学生的深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联大即将结束，四年级的同学为毕业出路问题而忙碌，其他同学也多在考虑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亲之类。总之，人心有点散。学生自治会为了给大家鼓劲，决定最后办一次演讲会，请一位老师来主讲。我们先后找了几位老师未成。找到吴先生，尽管他忙着离昆为妻子治病的事，还是概然应允了。他向大家说：联大就要结束了，但联大的精神，不能也不会结束。北上复员以后，大家的责任还很重。他相信即将去北大、清华、南开的同学，一定会和在联大时一样，为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而继续奋斗。这次演讲会虽然到的人不太多，吴先生充满热情的讲话，还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和吴先生的另一次接触是在1947年，我和联大经济系的杨邦琪(李定)在北大毕业后，同时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这年冬天，我们一同到北平清华园西院12号拜访吴先生，并以两筒美国烟斗丝为贽。看见我们去了，吴先生很高兴。谈话中殷殷以国事和我们的所见所闻见询，他自己也谈了对时局和战争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来，吴先生这时的政治热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们上午10点多钟到吴先生家，看到身体日渐康复的袁震师母，我们都很高兴。她还留我们吃午饭，下午两点多钟才告辞。这是我个人与吴先生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1948年9月，吴先生去了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没有再作私人拜访了。

1956年《大公报》迁京出版。吴先生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我们曾请他到报社作了一次演讲，讲话中心是治史与新闻工作。他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今后的历史。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讲治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做新闻工作又何独不然?没有才、学、识，哪能作好新闻报道，写好评论文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德，即立场问题、为谁服务问题……如此等等，引经据典，生动感人。他的讲话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即厚积薄发，浑朴自然。只有学力很高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看起来似乎随便讲讲的道理和例证，细细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贴切而周延的。记得在休息的时候，我说读史书对锻炼新闻写作简练也很有帮助，吴先生接着说，中国文字最言简意赅的还是诗，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蕴涵很丰富的内容。因此要搞好新闻写作，不仅要读史，还要读诗，读大量文学名著，这应该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吴先生这次演讲记录，我们曾把它登在《大公报》的内部刊物《大公报人》上。可惜经过十年浩劫，这些资料都找不到了。

以上是我和吴晗师交往的几件往事。这以后，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接着三年经济困难，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直至十年浩劫，真是国无宁日。我和吴先生就再没有联系了。只知道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民主同盟北京市的主委，积极响应号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误伤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但是我确信，这是他的认识问题，而非蓄意为之。正如《吴晗传》的作者所说，“他的忠诚，有时使他是非不分，”是“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他写《海瑞罢官》，也是响应号召之作。但终因此“获罪”，惨遭凌辱，直至家破人亡。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无耻的迫害，竟加在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民主自由奋斗一生的学者、革命家身上，真令人发指，令人痛惜，令人欲哭无泪!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与主题并非完全无关的话。1978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连续看到一位学者的文章，讲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建设问题，分析“四人帮”的思想危害，如何拔乱反正，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发人深省。从此我记住这位先生的名字。后来因想写点东西纪念吴晗先生，我重新翻阅1965年末至1966年上半年批判吴晗先生的文章，发现上述那位学者有好几篇文章对《海瑞罢官》和吴先生其他著述大加挞罚，其立论之偏颇，用词之尖刻，丝毫不逊于梁效、罗思鼎之流。这使我大吃一惊。难道学者是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是非，随意褒贬的吗?后来一想，当时有当时的气候条件，自觉不自觉地跟着风向转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这是时代的悲剧，虽不能苛责，但教训总应该吸取。如果那些写过错误批判文章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学问的、很有辩才的人，自己现身说法，讲讲当时的思想和今天的认识，一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朋友，也是那位先生的同事严四光同志，他答应转述我的意见。不久反馈回来说：那位先生听了之后，一叠连声地说：“我的那些文章有错误，有错误，”此外就别无下文。我当然无权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意见。但我奇怪，谈谈过去的错误，对自己和别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怎么就这么难呢?回想起来，整整十年，有多少急言厉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去诬陷别人的事情发生过，怎么不见有人写反省文章；还有那些打死正直的校长的娃娃，如今都该有五六十岁了吧！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公开出来讲讲自己的无知、盲动，乃至粗暴残忍的恶行，忠实地暴露一下自己当时的思想呢?把潜伏在心灵深处的丑恶或原罪曝曝光，晒晒太阳，对我们这一代人及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教育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些曾经痛批好人和曾经严重伤害好人者的自白。哪怕只有三五篇也好。

（转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5期，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