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金岳霖(1895年7月—1984年10月)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1926年创办清华哲学系,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随清华哲学系一起调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要著作:《逻辑》、《论道》、《知识论》。
——编者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于是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25岁。
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自左至右: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泰丽莲到欧洲,周游列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事业。
回国后,金岳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珍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三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作反省。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 “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在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过关就比较快,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1982年,87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选自《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