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埏（1914.11.21—2008.5.12），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35年7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后转入西南联大，1940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入云南大学任教。

　　2008年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哀痛的特殊年份。北京奥运会、“神七”等的喜悦，是与四川特大地震等灾难的惊愕和悲痛伴随着我们的，而在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一个个学人的离去——台湾的柏杨，上海的贾植芳和王元化，等等，更使人痛感“广陵散矣”的慨叹，2008年5月12日，李埏先生也在昆明逝世了（享年94岁）。

　　李埏先生早年师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此后他执教六十余年，教书育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和史学研究，而在他的青年时期，李埏先生曾任教于抗战西迁中的浙江大学史地系，是当时全国闻名的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少壮派教师，当年他追随史地系教授张荫麟先生和浙江大学客座教授钱穆先生，并随侍左右，书写了浙江大学校史上一段温馨的篇章。如今，或许莘莘学子已经不再知道这位史学前辈，而李埏先生厚厚的一册遗著《不自小斋文存》也在杭州一家特价书店——唐风书店里默默地摆放在那里，可谓一枝“寂寞开无主”的山涧梅花。不过，“只有香如故”也罢，“她在丛中笑”也罢，历史会永远记住他——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先生的，而浙江大学历史上的这位尊敬的学长，他的名字更永远书写在浙江大学的历史上了。

　　还是让我们铭记住他吧——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与从前浙江大学的“校宝”之一——姜亮夫先生一样，他们都是云南人。李埏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1942年夏，李埏得知恩师张荫麟教授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病重，他听说当时张荫麟孤身一人，贫病交加，于是不惜中断了还有一年就要完成的研究生学业，赶赴贵州遵义，一边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一边悉心服侍张先生，直至张先生辞世。这段师生之情，迄今回想起来，还是让人唏嘘不已的。当年的张荫麟教授，曾有“梁启超第二”的美誉，这位天才之属的史学奇才，正在书写《中国史纲》（如今已被众多出版社再版）等著作，可惜战争和贫病以及感情受挫等众多因素，让这位重量级的历史学家的生命停留在了浙江大学西迁途中。聊以自慰的是，1943年春，钱穆先生应浙江大学聘请到遵义进行短期讲学，李埏又与自己的另一位恩师重逢。此后，在钱穆讲学的日子里，李埏总是随侍左右，他们每天还沿江散步，也正是在散步时，钱穆经常对李埏讲：“学史致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己，一是为人。为己的意思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倘若对自己的修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倘若所学对国家、对社会毫无益处，那与玩物丧志、与博弈又有什么不同?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兀兀，今日考这事，明日考那一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这种风气，宋代朱子已批评过。你们决不宜盲目相从，只窥一斑，不睹全豹，要识其大者。”

　　“古之人学为己，今之人学为人。”如今，孔子的这句话，许多人已经不解了，甚至许多研究生或博士生对它的意思也有别的解诠了。当年钱穆先生解释它、李埏先生领受它，联系史家的“学史致用”观念，有一番亲认的体会。为什么我们说有的人逝去了，我们有“广陵散矣”的慨叹？因为我们会由衷地痛慨：如今学府天下滔滔，皆是“为人之学”的喧嚣，那是卖弄和炫耀给别人看的学问，是“伪学问”，当然不乏“学术腐败”之风的盛行，此也无它，皆因学者已失去自爱之心，所以再也不可能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的盛行；至于“为己之学”，却是本于“天人合一”之境而出乎主体之诚的真心实意的“知”与“行”，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学者自己的品行和生活，故于其学也不独好之，亦且乐之，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于是当年钱穆、李埏二人遍游遵义山水，是出乎其至诚，却非“玩物丧志”了。后来，“学以致用”和“为己之学”在李埏一生的研究和教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正是当年李埏所感慨的：“生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乐事。”

　　当年钱穆先生离开浙江大学时，在临别之前，赠送给李埏一条横幅，上录有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一诗：“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这是钱穆先生对李埏先生的厚望，也由此记录了这两位学人的忘年之情。此后李埏先生果然不负钱穆先生的期望。（可能钱穆先生还不曾想到：李埏先生的公子李伯重，后来更是一位出众的历史学家。）

　　1943年，李埏受聘于云南大学，以迄其终。人们说：李埏先生之学可谓渊源百出，难窥际涯，原来，从他的求学时代到他的治学早期，恰逢中华民族已积蓄近百年之智思，学界亦基本摆脱了空疏与浮躁的风气，再加上一大批学术名流和思想大师隐忍故国沉沦之痛，含英咀华，戛戛独造，各自均身怀绝学以报效祖国和民族之际，有如此的学术环境，加之李埏先生倾心向学，便造就了这样一位引领后学、深沉博大的前辈学者。如今，我们正应该深思于此，继承前辈的事业。

　　李埏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尤长于中国经济史，他立足于唐宋经济史，以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为主线，对中国经济史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也被学术界誉为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著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合著）、《宋金楮币史系年》（合著）、《滇云历年传点校》、《不自小斋文存》、《唐宋商品经济史》、《盐铁论研究》等。（散木）

转自 北京青年报 2009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