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耕森（51—52） 沈素珍

金岳霖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抗战必胜，西南联大的教授对胜利充满信心。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金先生以逻辑学家先名于世。他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旋即赴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留学和游历，至1925年底回国。自1926年秋起，金先生就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并一直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的代表作《逻辑》一书，1935年先由清华大学以讲义出版，1936年就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正式出版。他的《逻辑》一书，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他极力提倡与长期讲授逻辑，在我国发展逻辑这门学科方面起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我国有不少的逻辑学家是出自他的门下。

金先生作为哲学家，则成熟于全面抗战时期。正是在这极其艰辛的八年岁月里，他创造了自己的极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其体系中包括了本体论与认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

金先生为什么能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下决心坚持并直至构建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呢？那是出自他对日本侵华的满腔悲愤和强烈的爱国之心。

1937年抗战爆发，金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等同仁随清华大学南迁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正式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脚下的圣经书院，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当时任教授兼系主任的冯先生回忆说道：“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冯先生还语重心长地道出了原委：“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冯先生的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那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南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其文学院设于蒙自,上课一学期后，于同年夏天迁回昆明。当时，金先生任联大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空袭昆明，联大师生宿舍所在地昆华师范学校一带恰好成为被炸目标。警报响后，绝大多数师生都按规定逃警报去了。但金先生当时正埋首撰写,就没有加以理会，因而他差点牺牲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中！陈岱孙先生（经济系）目睹了这一险情：“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的两位同学——引者注），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先生从思考中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炸余惨景；……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笔。”他被炸得“木然不知所措！”金先生自己回忆说道：“昆明头一次的轰炸时我正住在昆华师范。就在那地方落了九个炸弹，我的生命介乎几几乎无幸而免之间。”

事后，金先生等就搬迁住到翠湖边的一个居民楼里。但不久这所小院又被炸了，金先生他们又被弄得无家可归，只得搬到一座旧戏台的大包厢里暂时栖身。尽管这么区区的一个斗室，竟然挤住了五大教授，除金、陈两位以外，还有朱自清、陈福田、李继侗三位先生。每人只占有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书桌的巴掌大的小犄角。吃的是粗茶淡饭，仅能充饥而已。即使在如此凄苦的生活环境之中，金先生不但一如既往，而且倍加珍惜，格外努力著书立说，为创造哲学体系而奋斗不已。陈先生回忆说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犄角，放张桌子。他（指金先生——作者注）早上起来，洗过脸，吃点东西，就马上坐下来。我们都不敢去打扰他，所以他生活是比较苦的。”而频繁的敌机轰炸，则更使金先生的生命危在旦夕!但他却能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仍然专心致志奋笔疾书，以实现其学术报国的宿愿。

金先生的名著洋洋70万言的《知识论》，伊始于1938年，历经战火的洗礼，苦斗了三个春秋，1940年终于问世了，殊堪额手称庆！但是，极为不幸的事儿却又降临了，全部手稿于逃跑到蛇山躲避敌机空袭之时，竟然丢得一干二净！金先生自己晚年回忆说道：“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可能是12或14日）写成了。”

冯契先生回忆说：“1942年，当我在昆明乡下清华文科研究所跟金先生读休谟的《Treatise》时，他的《知识论》已接近完稿了。当时在后方，没有稿纸，连白报纸也没有，金先生把薄薄的油光纸裁成练习簿那么大小，用毛笔按横行自左至右书写，写成几十万字的著作。我大概是第一个学生，有幸系统地读他这部油光纸的手稿，有几章，是他一脱稿就交给我读的。但是这部手稿，后来在一次空袭警报时不幸丢失了。于是，他又重写。这便是他在1948年完成而最近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知识论》。”

《论道》一书，是金先生融汇东西方哲学，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等等许多重要的概念，用金先生自谦的话来说就是创造出一个“旧瓶装新酒”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力作。金先生很自觉地使这本书具有着“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鲜明特色。因此，金先生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中的理学”的典型之一。也因此，这本名著于194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不久，即被评为“抗战以来最佳的学术著作奖”，奖金5000元。贺麟先生最早高度评价说道：“《论道》一书（一九四〇年），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金先生晚年深情地说道：“《论道》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书。”

《知识论》一书，是金先生专门研究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的有关认识论的力作，同样也获得了很高评价，公认为“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金先生这部名著是完全可以与西方同类的哲学著作相媲美的。

金先生的《论道》与《知识论》这两本名著，共同构建成他融汇中西哲学，立意宏远、体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把中国现代化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乔木同志高度评价道：“金岳霖先生对中国逻辑学和哲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我国自古就流传有“多难兴邦”、“多难兴学” 的优秀传统。对照金先生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饱尝战乱，还能写出两本名著，构建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大哲学家，是出于对日本侵略的满腔“悲愤”和“对抗战有利”的誓愿以外，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金先生抗日爱国的思想和行动由来已久。早在1918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即与张奚若等同学联合发起成立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发表反日帝宣言。金先生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的1936年，他与朱自清等66位教授联合发表《教授界对时局的意见》，强烈提出抗日救亡的8项要求，显示了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之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1943年，金先生为向援华抗日美军讲学，特用英文撰写了一篇著名的《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一文。同年6月，金先生赴美讲学，在讲学期间，他特意大为宣传中国的抗战，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并积极为西南联大师生募捐购买药品的经费。金先生回忆说：“1943年美国开始约请大学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或休息。我有一个幻想，想请在美国发了大财的湖南同乡李国钦先生捐十万美金帮西南联大买补药（即现在的维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国去。”“1943年我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我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陈岱孙先生回忆说：“金先生对抗战胜利，对祖国的前途满抱信心的，不像有的人失去了信心。中间有一年到美国，去做抗战宣传工作。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抗战，开始时不理解，一直等到美国人受到了珍珠港事件打击，美国人才回过头看，认为同日本人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人打了这么几年，没垮下来，很了不得，就请了几个中国人去宣传抗战。金先生就是想宣传一下抗战，争取美国的援助，去了一年。”1944年，金先生经常参与接待来联大访问的美军将领和记者的活动，目的是想通过他们使得西方以及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民艰难而又英勇的抗战。

在金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其最得意的高足之一的殷福生（海光）于1944年，为抗战救国而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成为全国第一个学历最高的从军的研究生。金先生在抗战期间先后培养出王浩、冯契、殷福生和周礼全等年轻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王浩先生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汪曾祺先生回忆说：“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在八年抗战的民族存亡之际，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动力，排除万难，倍加矢志于教育救国和学术报国的历史使命，坚持教书育人，创建哲学体系，投身于全民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谱写出他个人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而又卓有成就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