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令华^*

吴其昌(1904—1944)，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

2004年是父亲吴其昌的百年诞辰，也值他辞世60周年。他以海陬一贫困失学少年，坚持顽强自学，寻访名师，最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门下，终成中国古史领域的专家。他在学术上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令学人无不为英才早逝而扼腕叹息。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幼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仲梧）先生，被称为张先生的三位古文高足之一。另两位是：父亲的表兄徐志摩、许国葆。张先生不仅给父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还灌输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20多年后，他犹念念不忘张先生授课的情景：“童子智虚心白，端坐竦听先师述讲甲午韩藩丧师、台疆胁割之痛，左宝贵、邓世昌之义烈，刘永福、唐景崧之孤忠，聂士成、马玉昆之壮勇，气荡肠回，热泪横决。我先师继复讲述戊戌以来先觉先烈流血抛头，成仁取义之壮行，则二三小子又复沸血潮动，厉尺以当匕首，齿啮唇而思挺起…我先师植志之深，感人之力，似可以武湘贤左罗之前踪……”（《先师海宁张仲梧先生遗稿序》）。因家贫，12岁丧母，16岁丧父，父亲小学毕业后即辍学，但他不肯与其他少年一样去学“生意”，便自己在乡里中借书读，从字纸篓里拣书看，还鼓励弟世昌不可因学徒而放弃读书，将来会帮其继续学业。17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从太仓唐文治（蔚芝）先生治宋明理学，甚得唐先生关爱。父亲在馆中年最少而学甚勤，每值休假，必怀炊饼进入各公私图书馆，终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寒暑假复至富阳请益于夏灵峰先生，与学友赴苏州受教于曹叔彦先生。他的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瑗仲）、唐兰（立厂），被合称为“国专三杰”。唐文治先生尝戏改杜诗赠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吾能拔尔郁塞磊落之奇才。”在无锡国专，他养成严谨的学术品格，不盲从前人权威的结论。为研究宋明理学，他认真考证宋人著作的作者、年代、讹乱变化等等。如程明道的《定性书》，朱熹定为程二十二三岁时在鄠县作，于是千年来无人再深加考辨。父亲作《明道先生定性书年代考证》，考定此书为明道27岁时作。王蘧常曾笑他“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但他始终认为：作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将史料作精密的考定，否则扑风捉影，高谈玄虚，必堕入“瞽说”“枵谈”之流。在无锡国专，他已写出程明道、程伊川年谱及朱子著述考等初稿各若干卷。重辑张载《崇文集》四卷。1923年10月，《学衡》22期发表了父亲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约2万字，时年19岁。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被录取者皆一时国学俊彦。父亲以第二名之学力考入为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名是河南刘盼遂，第二届第一名河南谢国桢，第二名浙江刘节，于是研究院流传“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父亲从海宁王国维（静安）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新会梁启超（任公）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梁先生指定父亲与姚名达、周传儒三人负责记录其讲词；而王先生的满口海宁土话，全班也只有父亲一人能完全听懂。有这样两则类似的故事：其一，谢国桢问父亲：“王先生讲课常说‘呒啥’，这‘呒啥’是什么意思？”父亲答：“没什么。”谢又问：“‘呒啥’怎么讲？”父亲仍答：“没什么。”最后谢急了：“我问的是‘呒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父亲也笑了说：“‘呒啥’就是‘没什么’。”其二，陆侃如问父亲：“王先生说‘格口强’是什么意思？”父亲答：“什么。”反复多次，如前。这是我与表兄徐璇分别回忆父亲所讲，不知是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还是两件事。因此，二先生的讲稿（如梁先生之《读书法》《读书示例—荀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王先生讲的古史新证、尚书、仪礼、古金文字等）多由父亲记录整理发表。在清华，父亲贪婪地吮吸每一位大师的学术乳汁，如婴儿依于母怀。时人说，王国维的学问，吴其昌得之最多。又据我表兄徐璇教授的回忆，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也曾听老教授说：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空气十分浓郁，同学思想极为活跃，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学术创获，极需充足的发表园地。入学不久，父亲即和同学汪吟龙、刘盼遂、闻惕、高亨、杜纲百等创办《实学》杂志，于1926年4月面世。一群穷学生，为办杂志，典贷倾囊付梓。以至进城办事无钱买车票，只得步行。至夜，无处投宿，数人蜷缩于会馆小屋中。将晓，共搜囊得铜币数枚，至城根下买烤红薯，味甘如醴，情暖似火，其患难相共创业如此。父亲笔耕勤奋，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实学》《国学论丛》《国学年刊》上常见他的论文，如《两宋历朔天文学考》、《三统历简谱》、《经义述闻志疑》、《象形古义考》、《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宋三京图考》、《宋之地理学史》、《朱子著述考（佚书考）》《香校辑宋儒佚书序目》等，还写了不少理学考证的文章，如《伊川先生颜子所好何学论及上仁宗皇帝书年代考证》《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七卷跋尾》《嘉兴沈氏日本长尾氏所藏朱子论语注稿三种跋尾》等。清华园里三年，是父亲感到最温馨的日子。梁先生去世后，安葬西山，父亲在代表研究院同学会写的《祭梁启超文》中细述三年受业的感受，致祭日期是1929年9月9日：“忆我初来，稚态未。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拨（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视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清华园内如沐春风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数年后，父亲从武汉重到北平，过王国维、梁启超旧居，有诗：“三年请业此淹留，二老凋零忽十秋。感激深于羊别驾，哀歌陨泪过西洲。”感情之深，可以想见。

研究院修业期限本为一年，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许多学生不愿离去，继续留校深造，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后来王先生自沉，梁先生染疴，邀父亲去协助办理文案，父亲也为了便于就近请益，随梁到津，并经梁师推荐在南开大学任教，但每逢陈寅恪等名师授课，必乘火车回校随班听课不辍。奔波于平津道上，父亲的学术研究向多方面拓展，创获颇丰，除继续宋代哲学著作考证外，还写了有关古代历朔、地理、声韵、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如古星经跋尾、汉魏刊石跋尾、《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古彝籀历》《渐西村舍丛书本卫藏通志跋尾》《印度释名》《说椐声例》《先秦入声的收声问题》《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矢彝考释》《中国家族制度中子孙观念之起源》等。其中或纠前贤之讹谬，或网师辈王国维、罗振玉之疏漏，有同道之间的商榷辩驳，有个人研究之心得创见，许多文章得到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先生的赞赏。据《学人魂－陈寅恪传》，陈寅恪先生曾写信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推荐父亲，信曰：“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而近况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此信首先体现了陈先生奖掖后进之高风，亦说明父亲学术造诣之深。后来，父亲回到清华历史系，讲授中国文化史等课。

当年的父亲，瘦削的面庞，挺拔的身材，倔强的头发根根冲天竖立，身着一袭半旧长衫，戴黑边近视眼镜，一口浙江官话，一付老学究样。因在全校联欢会上演唱《道情》而被戏称为“研究院，三宗宝，高叟（高亨）杨妃（杨世恩）吴其老”之一的他，却是同学会的活跃分子。他连任研究院同学会副干事，兼任校学生会评议部副职。当时研究院发生过两件事：一是1926年1月5日，校务会议通过提议，要改变研究院性质，缩小范围，当即遭梁启超、吴宓坚决反对。３月８日，学校又公布校改组委员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取消研究院，遂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会干事杜纲百和父亲代表同学会立即做出反应，发表《否认清华改组委员会破坏研究院宣言》及《研究院同学致教职员全体大会公函》，请求复议，维持研究院独立存在。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研究院又陆续招了三届学生。另一件事在1927年秋，校长曹云祥贿买研究生王某反对外交部聘梁启超先生为庚款董事会董事。事泄，研究院同学大哗，向当局控告，最终导致曹引咎辞职。戴家祥叔叔说：“我那时身为研究院同学会的文书，负责草拟呈控公文，这不能不归功于子馨（父亲字）那字斟句酌的负责精神。”父亲还主持编辑了《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梁启超先生题笺，师生均有照片，首刊王国维导师遗像、手迹，同学各缀小传。父亲亲自撰写了刘盼遂、程憬、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闻惕、汪吟龙、刘节、郑宗、侯、陈邦炜、戴家祥、吴金鼎、全哲、颜虚心、陶国贤、杜纲百的小传十余篇，文字或文或白，口吻亦庄亦谐，读来饶有趣味。卷前收入父亲等记录之梁先生邀同学作北海之游时关于做人做学问的长篇谈话。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这本设计印刷精美、蓝布烫金封面的小书，现存世绝鲜。据研究梁启超的夏晓虹女士告我，她曾遍查清华、北大及国家图书馆，均未找见。我还幸而保有此可能的孤本。

中国百年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爱国主义”是萦绕父亲心中的情结，循环于全身，沸腾于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走出书斋，投入爱国活动；又拿起笔，写下救国文章。1926年，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谍，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父亲举大旗行进于队前，到段琪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开枪，子弹从耳边飞过，急匍匐在地，越墙而走，得免于难。清华大学一年级生韦杰三下腹部被枪伤四孔，三日后去世。父亲极度哀伤，代表全校未死同学，作《祭韦杰三烈士文》。数月后，大学部学生、学生会评议部长何鸿烈也因受伤不治去世，父亲又写了《何君一公哀辞》。惨案发生后，父亲连夜撰成《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2.8万字，发表于《清华学报》3卷2号，是研究中国古代学生运动的最早之作。对于新文化运动，父亲一直看作是民族希望之所在。1930年12月，是胡适40寿辰，父亲发信致贺，表示：“我以为一种政治运动，纵是‘涵盖一世’的功业，也不过涵盖一世而已，只有文化运动是百世的……我相信不是整个新文化产生，中国的乱源是永远不会消灭，五四运动，才是新文化的种子的□甲，像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不断的努力继续五十年或一百年，真正的中国的第四次的新文化产生，中国或者有最后的希望……现在似乎刚开头而便夭折……因这样的文化运动，而先生被人嫉妒放逐，我们真的十二分的为先生致贺，等先生五十初度，或者在海外或者在狱中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热血当一个圣冕来献给先生。” 并撰寿联：“加紧继续千百世以后的文化运动；切莫误会四十岁便过了青年时期。”1931年的“九· 一八”事变后，叔叔吴世昌在燕京大学首先贴出东北沦亡的大字报，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当得知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粮尽弹绝，处境危急，父亲痛心疾首，为逼当局抗日，他们决定和母亲诸湘一行三人于11月20日到张学良官邸绝食请愿，提出急调大军支援及拒绝巴黎和会调解等三项要求。见张学良做不了主，又忍饥连夜赶赴南京见蒋介石。得蒋肯定答复后，到中山陵发表《昭告总理文》并恢复进食，共计绝食84小时。为声援父亲，清华大学组织学生请愿团200余人于24日赴南京。此事经报章披露，成为著名的“绝食哭陵”事件，全民对此反应强烈，各地抗日请愿活动风起云涌。次年，父亲遭解聘，旋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离开了他心爱的古都，南浮江汉。

离开清华，父亲仍以清华的精神激励自己，我幼时常听他在书房轻声而坚定地唱清华校歌：“自强，自强，行健不息当自强！”他认为，中国古史过去建立在“古经籍”基础上，因典籍多经秦汉间人篡改伪造，不足征信，故主张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国古史统系。此阶段他的研究重点放在先秦史料疏证方面，写下《丛碎甲骨金文中所涵殷历推证》《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金文历朔疏证》《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殷墟书契解诂》《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殷代人祭考》等著作。同时，他的心一刻也未曾忘记民族安危，在1936年的《燕京杂诗》中，前二首云：“行到芦沟画角哀，贞元朝士我重来。无人解识遗山恨，葵麦青青绕燕台。”（自注：“芦沟桥车中望见异族军队。”）“芳树轻尘旧御街，明灯如雪拟秦淮。人人尽道江南好，慢把神京投虎豺。”（自注：“御河桥夜行望见东交民巷异族军队。”）在叙述《金文世族谱》撰写过程时，自称：“前后四年之间，于禹域神州行将碎沦之日，冥心孤索我羲黄神胄之种姓族源，苦懑烦悲，不可忍堪。‘金文世族谱’乎，我乃自比于屈子哀郢，韩非孤愤之笺注也。”“他不停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讲演撰文，如：《开国的士风与亡国的士风》《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开国建国的根本精神》《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历史上国难的教训》（此文后有武昌止止堂主人自费印刷，广为传布）等。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春患急性肋膜炎住院。

抗日军兴，父亲兴奋异常，不顾病躯初痊，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我曾在父亲遗稿中发现一电报稿，要求携妻率女上前线杀敌，不记得是发给谁的。据戴家祥先生回忆：那是打给冯治安部的。武大西迁四川乐山，父亲又兼任历史系主任，工作繁忙，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从1939年起，即断续咯血。但他从不肯稍加懈怠，常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前方战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他除继续进行《中国田制史》《群史食货志校勘记》《王会篇国名补疏》等写作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以史为鉴”的研究上，将历史研究与抗日形势结合，如《历代边政借鉴》《民族盛衰的史例观》《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民族盛衰的关键和我们救国的态度》《春秋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一千年来民族文化盛衰之症结》《中日战争的一个历史看法》等，还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1944年2月23日，父亲逝世于乐山，临终前一月，还一口气完成了《梁启超》上半部的写作。

父亲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留下了 “金文方国疏证”“习语疏证”“职官疏证”“礼制疏证”“华族亚细亚国群史表及考证”等未成稿盈尺。他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胸中热血始终在沸腾 ，癸未除夕(1944年1月24日)还赋诗：“儿女欢喜迎好春，梦粱旧事酒边温。笙歌匝地哀黄竹，灯火盈城忆白门。血肉长城连海漠，冕旒盟约灿天阍。七年此夕团栾饮，手植榴花已见孙。”一个月后，父亲走了。重庆《新华日报》发布消息，并加编者按对这位爱国学人的早逝表示哀悼。

2003.10.16于北京

* 为北京市总工会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