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忆父亲浦江清先生

浦汉明

浦江清(1904—1957)，江苏省松江县人（今属上海市）。文学史家、诗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任陈寅恪先生助教。1929年转至中文系任教。抗战爆发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7月后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浦江清文集》、《清华园》等行世。

清华园，那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从1946年到1952年，我在园中住了六年。虽然离开它已近半个世纪，但提起它来，仍然是心潮难平。

我的父亲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他去世时我才将满二十岁。由于抗战期间的分离以及1951年后到城里住校读书，我能在父亲身边享受爱抚的日子并不多，而这段难得的岁月恰恰是在清华度过的。那时我们拥有一个完整而温馨的家，而我又无忧无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如果说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为过分吧。

更令人怀念的，是清华园中那种进步、民主、自由的氛围，是师生间、同学间亲如一家的情谊。伴随着我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和成百上千人同声高唱的激动人心的场景。如今，审视自己的心路历程，不能不清晰地看到清华时代烙下的深深的印痕。

几年前因为开会，我又去了一次清华。我在荷花池、工字厅、同方部、图书馆周围徘徊，寻找那些曾使我魂牵梦绕的旧影。是的，为了那难以排遣的情怀，是到了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写下来的时候了。

父亲的清华情结

我的父亲自1926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清华任教。从此，他的一生，就和清华联结在一起了。他以学校为家，在学校与个人家庭难以两全的关键时刻，宁愿舍弃小家。这样的抉择 ，他曾作过三次。

我是抗战中逃难时出生在苏南一个小村里的，如果不是“七七事变”，本应生在清华园中。日寇的入侵破坏了校园的宁静。华北局势紧张，清华准备南迁。眼看母亲产期将近，父亲只得将她送回松江老家。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松江遭到轰炸，只好再避居乡下。我便在逃难中诞生了。不久，父亲得知学校已迁到长沙，急于赶去上课，考虑到母亲产后不便远行，就与她同住杭州。父亲将由此踏上去湖南的途程，而母亲则将投奔在萧山的外祖父和姨母们。杭州车站已炸得面目全非，不敢久留。在依依惜别的时候，母亲一手抱着刚满月的我，一手提着行李，感到身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展望时局，眼前一片黯淡，而我又先天不足，瘦弱多病，能否长成难以逆料，想到这里，从不轻易流泪的母亲不禁悲从中来。父亲无法宽慰她，只是嘱咐说：“大人要紧，小孩不必管。”从此两人天各一方，父亲只身到了长沙。此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又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大。父亲随校越走越远了。母亲则带着我，辗转江、浙、沪一带逃难，山里山外，水路陆路，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吃了许多苦。虽也多次想去昆明，与父亲团聚，终因关山阻隔，又有我的拖累而未能成行。现在，重读他们当年互诉衷肠的两地书时，我感到了家书重抵万金的沉甸甸的份量。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绵绵情思，令我感同身受。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父亲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他们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竭力贡献着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辉煌的背后，有着我们貌似平凡的可敬的父辈的付出，不知人们还会记得吗？

1940年夏，父亲按例可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我们同住在上海。第二年，弟弟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安南，回滇道路已断。父亲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父亲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父亲都记在日记中（1987联书店出版，题名为《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尽管我曾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起过此事，但在整理父亲这部分日记时，心灵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难道父亲不能留在上海吗？他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他曾遇到挚友，也有东南联大、暨大等校的校长坚请他留下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他在抗战中写给母亲的信上说：“我们都有一种观念，就是爱护国家，爱护学校，而且是以学校为家。一个学术机关，看成一个大家庭似的，这是清华特别的优点，别个学校就差一点。”支持他西行的精神力量来自这样一个大家庭，自然万水千山也难以阻挡了。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复员。父亲回到松江，准备接我们北上。可是，二叔肺病垂危，奶奶年迈操劳，他们需要他留在身边。母亲也担心外祖父无人照顾而舍不得离乡。此时父亲的胃病已日益加深，南方的气候，也于他更为相宜，杭州之江大学又恰来相聘。面对亲人期盼的目光，他难以开口说出一个“走”字。但闻一多先生遇刺的噩耗传来，接着便收到了朱自清先生催他返校的书信，他说：“闻先生遇害，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便再次作出了无悔的抉择，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回到了清华。返校之后，他马上接过闻先生的工作，开了“楚辞”课，并与朱先生等一起整理闻先生遗著。1948年7月，朱先生依例可休假一年，委托父亲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之职。8月12日，朱先生因胃溃疡开刀，不幸病殁 。父亲痛感“清华中国文学系再遭受一大打击”（见《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不顾自身胃病的加重，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重任，以更加兢兢业业的工作，作为对亡友的纪念。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可我所看到的父辈，是“一诺千金”，是比身家性命更重的友谊，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人站起来，挑起亡友的担子，义无反顾，责无旁贷，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人品高尚 。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在这些接受了新文化的学者身上，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因而产生人格魅力，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清华有幸，吸引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性格爱好，但都将自己的命运与学校的兴衰联结在一起。既是学界英才组成的大家庭，那么，即便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战时，也能培育出灿烂的学术之花，就不足为奇了。

初进清华园

1946年10月22日，我随父亲坐着载有我家行李的卡车，初次进入清华园，那时我刚满九岁。

从江南来到古都北平，已是深秋时节。我们全家暂先住在城里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里。看惯了满眼浓绿的我，对北平最初的印象是黄色：路上的黄土，风扬起的沙，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金瓦，街边摊上橙黄的又大又甜的柿子，慢悠悠拉车载客的黄马。这一切显得那样古老、优雅，又有几分寂寥，令我感到新奇而又陌生。

大约是母亲需等下一趟车，弟弟要跟着她留下，于是就只好由我随父亲先走了。

卡车进入清华园，秋意很浓的校园里一片金黄，到处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人，显得有些荒凉。卡车驶在园中小径上，好像在树林中穿行，只觉得树枝不断从头上掠过。树叶黄里透红，在秋风中摇动、飘落，地上已厚厚地铺了一层，车轮碾过簌簌作响。忽然，车停在一块空地上，我跟着爸爸下了车，见已有两人站在旁边迎接。我们踏着落叶走过去，父亲和他们握手，然后向我作着介绍，指着年长的一位说：“这是朱自清先生，快叫朱伯伯！”朱自清？难道是作家朱自清？我大吃一惊。小时候我记性很好，凡看过的书，作者的名字都能记得。在我幼稚的观念里，以为他们都是古人，而在家乡小城里，确也从未见过一位作家，所以竟不知作家还有在世的。“朱伯伯！”叫过之后，我躲在父亲身后，好奇地看了又看，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面色略显苍白，严肃的目光透过镜片射出来，令人产生敬意。我悄悄问父亲：“他就是写《背影》的朱自清？”“是呀！”这下轮到父亲吃惊了。他想不到我会知道朱先生，并一下子就说出了他的代表作，不觉大为高兴。其实，我并不知道《背影》的文学地位，只不过对这一篇印象最深罢了。“清华真是一个好地方，刚到这里就见到了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暗自想着，一股自豪感从心底涌起，那种激动，或许有点像现在的青少年见到了崇拜的明星吧。

从此，我们就生活在清华园中了。随着师生的逐渐复员，园中也热闹起来。除朱自清先生外，和我家同住北院的，先后还有王竹溪、余瑞璜、刘崇、吕叔湘、杨业治、华罗庚、宁、王瑶、张青莲等各家，真可谓人才济济。可是孩子自有另外的天地，我们忙于在院中空地、土坡间做游戏、唱歌、跳舞，相互追逐，甚至分成两伙学打仗，冲冲杀杀，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有着众多的兄弟姐妹。

不仅北院，清华园各处都向我们敞开着怀抱。荷花池，夏天可坐在池畔草丛中看蜻蜓、看荷花，冬天可以溜冰。气象台前，可以采野菜，爬到桑树上边看小说边吃桑椹，直吃到嘴唇乌紫。奶牛场，夏夜可躺在草垛上，仰望星空，和大学生、场里老师一起讲故事、神聊。大图书馆，阅览室那一排排书架对我们孩子也是开放的，不知多少课余、假日，沉浸在书海里，接受着知识的洗礼，忘却了身外的一切，直到闭馆的铃声把自己唤醒。大饭厅、操场、礼堂的集会，也不拒绝我们参加，大学生不因我们年幼而轻看我们，和我们成为朋友，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我们认真讨论的话题。不分男女老幼，一视同仁，人的天性自由发展，这或许是清华特有的传统吧。我们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得益匪浅啊。

和父亲一起看戏

父亲在抗战中得了胃病，回到清华以后，生活虽然安定了，但工作负担重，仍然没有休息的机会。他在家的时候，总是呆在书房里，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本是一家人交流的好时光，我从小多话，常常说个不停，而他的应答往往心不在焉，有时眼睛也不看饭菜，简直是食而不知其味。每当此时，母亲总是很不高兴地说：“又要想心思了！”并把他的注意力唤回到饭桌上来。吃饭时伤脑筋会影响消化，他也知道这于病体不宜，但已习惯于专注地不间断地思考，自己也难以控制。偶尔有空，和我们打打羽毛球，朋友来了下局围棋，就算是休息了。

其实，父亲多才多艺，兴趣非常广泛，而最喜欢的是看戏和唱昆曲。他通音律，对词谱曲牌素有研究。课堂上教戏曲时，兴之所至，还要唱上一曲，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家里，兴致好时也唱，或者母亲吹箫，他吹笛。会曲的朋友、学生到家里来，有时就唱起来，父亲便吹笛伴奏，记得常来的有周妙中。

父亲唱昆曲是向戏曲家吴梅先生学的。在东南大学读书时，他读西洋文学系，同时也选中文系的课，因此而成为吴先生的弟子。到清华后，他参加了昆曲社团谷音社，曾请笛师专为拍曲，常赴曲集，与俞平伯、华粹深、许宝禄、汪健君、陈盛可、陶光等各位先生切磋技艺。在昆明时，联大教授中有同好者，也有曲集。1939年春，他有一首《沁园春》，即赋此事，其小序曰：“昆明黑龙潭王瞻岩宅曲叙感赋。同会者杨荫浏、王瞻岩、陈盛可、陶光、张充和。”父亲认为，教师不能“光说不练”，赋诗、填词、作曲应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功，唱曲、看戏决不只是业余消遣，所以不惜抽出时间，而且乐此不疲。

然而，平日父亲的熏陶，早已使我爱上了戏剧。最高兴的是全家一起去看戏。

记得和父亲一起，曾看过昆曲《思凡》、《夜奔》，京剧《宇宙锋》、《三岔口》、《奇双会》以及叶盛兰的《吕布与貂蝉》、高盛麟的《挑滑车》，川剧周企何的《秋江》等等。我们并不只看名角，师生演出的水平也很高，如果台上有熟人，则更感亲切。所看也不限于戏曲，为配合形势，当时学生社团的演出倒是以话剧为多。解放前夕，曾看过曹禺的《日出》、《原野》，陈白尘的《升官图》，茅盾的《清明前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以及根据高尔基、班台莱耶夫的原作改编的《夜店》、《表》等一些大戏，多数是学生剧团的杰作。大约是1948年春节，竟然还演出了歌剧《白毛女》的选段，只是为避免反动派查禁，改名为《年关》了。

戏看得多了，我也跃跃欲试，便参加了成志中学的话剧小组，后来升入高中、大学，一直是校话剧团的成员，也曾上过台，甚至还为班级演出写过剧本呢。感受到戏剧的巨大魅力，到高校任教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元明清文学。驰骋在戏曲小说的天地里，真是乐在其中，其味无穷。我更加理解了父亲，而父亲若是知道我也爱戏，是会感到欣慰的吧。

（选自《永远的清华园》）

* 作者为浦江清先生长女，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