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镇邦

　　戊子初夏时节，随赵本夫返乡到徐州考察黄河故道及汉文化，以便进一步解读他的长篇小说《地母》三部曲，尤其是最后一部《无土时代》，并试撰文评论之。到丰县参观大沙河果园及大片黄河故道湿地时，偶然间得知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学时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的故里蒋寨门就在附近，于是驱车探访蒋先生故里。蒋寨门村位于丰县西南隅，大沙河附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舍。蒋先生于1903年11月1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十月初三）在这里出生并度过童年少年时光。我在赵本夫、徐州文联党组书记王雪春、丰县县委宣传部单部长、蒋先生的堂外孙郭清杰先生等一行的陪同下来到蒋寨门村，但见蒋先生的诞生地，已是一片旧垣残瓦，让人颇感惆怅。见到蒋先生一族弟，也是天字辈的，说他的名字乃蒋天枢先生所起，但他说自己极少见到蒋天枢先生，其他村人更是惶惶然不知所云。我只好在蒋氏祖宅房基地和村中小径上漫步，从记忆中去搜寻先师蒋天枢先生的音容笑貌。幸而翌日到徐州准备登车返京，见到《蒋天枢传》的作者朱浩熙先生，赠我一书。朱浩熙乃蒋先生的亲戚，60年代中期求学于北京大学，一直与蒋先生有较密切的交往，于是在蒋先生仙逝后多方搜集材料，写成此书，200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回京的列车上以及返京之后，我断断续续地读了这本传记，半个世纪前授业于蒋先生庭前的一些往事翩然而至，不能自已，随成此文。

　　1956年秋，我考进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中就有蒋先生。蒋先生，讳天枢，字秉南，曾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简称无锡国专），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曾在东北大学当教授，40年代初转至复旦大学当教授直至逝世。他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一段即先秦两汉文学，这是最难读的一段文学史。那一年，他53岁，正当盛年，但体态清癯、神情严肃、讲课时声音洪亮，一口未曾改变的徐州腔。我那时才17岁，对蒋先生有一种敬畏之感。加之当年作为蒋先生的助教，后来成了文学史家的章培恒先生刚因胡风案之牵连，被撤职开除党籍，终日不见欢颜。于是，一上文学史课，我们都得正襟危坐，有一种紧张之感。但蒋先生严肃归严肃，治学之严谨，对学生要求之严、关心之切，却是令人感动的。他不仅要我们学好课内的内容，还为我们开出一份“国学必读书目”要我们在课外阅读；尤其是要我们做一些文言文的断句训练，对我们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很有好处。当时，我的一位同舍好友徐州籍的李振杰同学，还经常去蒋先生家串门，并按蒋先生要求在一两年内通读《资治通鉴》，得益更多。我虽然后来没有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那点对后来的文艺理论以及当代文学评论颇有好处的古典文学功底，就是蒋天枢先生留给我的！上完先秦西汉文学之后，蒋天枢先生后来几年间又为我们开设《诗经研究》、《楚辞研究》等专题选修课，他把最新的研究心得都融进课程中，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新论迭出，使我们颇受益。记得一首《离骚》，蒋先生几乎讲了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后来记得我为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的学员讲中国文学史课，《离骚》也讲了足足的九个课时，就是从蒋先生那儿趸来的。

　　蒋先生当年考进清华研究院，是冲着王国维先生去的。可是蒋先生还未入学，王国维先生已自沉昆明湖，但是蒋先生一直把王国维先生当做自己的导师，十分尊敬他。每次在课堂上提到王国维先生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其字“静安先生”，以表示尊崇之意。也不许我们直呼“王国维”之名，有谁这样叫了，他就双眼圆睁怒目斥之。至于对他的导师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就更加尊崇有加了。他同陈寅恪先生师生之谊，1953年秋与1964年初夏两度到广州探望恩师；陈寅恪先生以其著作与藏书相托，成为忠笃的弟子与托命之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以多病之驱、放下手中工作，为逝去的老师编成《陈寅恪文集》一套七种九册，并出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用去几年时间和几乎毕生的精力，出版后又分文不取。蒋天枢先生同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师生之深厚情谊，传为学界佳话，也为我辈树立典范，且更显蒋先生为人之高尚忠厚。

　　关于蒋天枢先生晚年上书陈云同志建议增设古典出版机构改善古籍出版状况以及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复办之事，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清华中文系讲课时，就听当时主持中文系工作的徐葆耕先生说过。这次读先生的传记，才更清楚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先生倍感敬佩。

　　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耿介清高，自律甚严，作为一位皓首穷经的真正的学者，一位道德高尚的长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