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在清华的三年(三)

2007-11-27 |

龚育之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打进汉城,一直往朝鲜半岛南边打,似乎就要打到最南端的釜山了。清华的学生们很兴奋,天天关注着战事的消息,在朝鲜地图上把人民军攻下的城市,一个一个插上小红旗。小红旗阵不断推进。到了洛东江边,却出现胶着状态,慢慢地停滞不前了。

  然后就是形势逆转。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攻向三八线,越过三八线,再向北进攻,占领平壤,逼近鸭绿江了。美军飞机轰炸北朝鲜,一直炸到中朝边境,炸到边境的中国一方。

  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学,我已经是三年级学生了。九月,清华团委改选。在团里,我任过化一二团支部书记,任过化学系团支部书记,任过理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心理系的李卓宝为书记)。这次改选,李卓宝去清华团委,我任理化团总支部委员。不久,我不再在团内任职,转到在理学院党支部任宣传委员,管宣传网。在当时的形势下,宣传工作任务特别繁重,所有的团分支的宣传委员都是宣传网的成员,经常或口头或书面向党支部管宣传网的宣传委员汇报情况,书面汇报可以放在我明斋宿舍的信箱里,我每天晚上都要看这些汇报,有时熄灯以后还要秉烛夜看。所以,我同团的工作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随着朝鲜形势的日益严峻,清华园里进行了热烈的时事学习,展开了中国要不要出兵的辩论。愤怒的清华学生纷纷要求中国出兵帮助朝鲜。但也有主张不要惹火烧身,担心美军打到中国来,担心美军扔原子弹的。

  十一月四日,清华师生正在大礼堂看片名为《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的电影。这是一部控诉美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的纪录片。悲惨的形象的镜头,使同学们极度激动。正好在这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了。中国决定要出兵了。学生们从大礼堂里、从各宿舍里冲出,在校园内游行起来。

  全国,在清华也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联合宣言发表,师生们都拥护,拥护中也有人害怕。过了一个星期,有人说:奇怪,原子弹怎么还没有扔下来?

  清华园里出现了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有上千人报了名。我也报了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收进当时清华出版的《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前进》一书,因而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摘抄在这里:

我一定要回来

  再见吧,同志们!我向你们告别,我将到朝鲜前线去,打击我们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强盗们!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样,酷爱自己的书本,酷爱自己的学习前途,我曾经以无比的热情学习着,我梦想成为一个学者。你看!有机化学这一块芜杂的园地,不正等着有心的青年去整理,去研究出它内在的规律么?或者,我希望当一个石油工程师,在“大漠飞沙旋落照”的祖国的西北,竖立起高耸的油井架。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样,酷爱清华园——我们学习的地方。从我的有机化学实验室往外眺望,绿树后面的红墙,生物馆屋顶的碧瓦,那该是多么动人的图画?

  但是,敌人正在阴谋粉碎我们的前途美梦!我再也不能容忍!我决定暂时放下书本,去打击敌人。当敌人被我们赶走了之后,同志们,我就要回来,和你们同在一起。

  我一定能胜利的回来。

  我绝不会死亡。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祖国大地上实现,我还没有跟毛主席握过手,我还没有去过西北草原,我还没有恋爱过……

  勇敢的战士是不容易死亡的。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的枪弹,无论是零下四十度的风雪,无论是伤寒和肺炎,都不曾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死亡。无论是敌人的军舰,无论是五十里的海浪,都不曾把我们年轻的海军英雄赵孝庵吞没!

  也许我会受伤,如果敌人夺去了我的双腿,我将做一个机关枪射手,坐在装有机枪的小车上,继续对敌作战。

  同志们,如果不幸我竟而阵亡,那也不要悲伤,因为牺牲的只是我一个人,而胜利则属于我们全体人民。

  同志们,如果不幸我竟而阵亡,那我会相信,相信你们将加倍努力,加倍奋勇,一直到消灭全部敌人。

  再见了,让我们唱一支歌吧!

  不要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它固然也慷慨却也未免有些苍凉!

  我们一起来唱,唱西蒙诺夫同志那首诗吧!

  “等待着我吧,我要回来的,

  但是你要认真地等待着……”

  作为一首散文诗,它当然很幼稚,很笨拙,却是我昔日豪情的真诚表达。

  不过,我没有能够参军。

  那时决定三四年级的一律留校,继续学习,一二年级的也只批准了七十五名。这七十五名中,有两名曾是我们班的同学,他们是转到外文系了的沈荣钧,还有一个是停过学的李基天。此外,化四毕业班有几个提前毕业,调到军干校去当教员,不算参军到军干校学习,如黄楫、黄清谈两人便是。

  清华学生还到校外作过两次抗美援朝宣传。

  一次是当年十一月,到周围农村、工厂和北京城里去宣传。我们一组人去过中学、小学、医院(记得有一所好像是叫广慈的美国教会医院)。我写了一篇《鼓动工作的一点体会》,也收在那本《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前进》里了。

  一次是第二年春假到丰台卢沟桥一带农村作宣传。以化学系为主体、包括数学系等理科一些系的百多名学生,组成一个宣传中队,撒在许多村里。我是中队长,数学系的孙小礼是中队联络,有一位叫王德的农村干部指导我们。我们宣传抗美援朝,帮助各村制定爱国公约。中队集合,孙小礼点不清人数,一次一次点出的数目都不一样。大家笑她:还是学数学的哩。她却得意地回答:学数学的搞逻辑推理,不点数!春天风沙很大,野外沙丘成片,土路上也堆了很多沙,自行车都骑不动。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北方的农村,风沙的农村给人印象深刻。

  经过抗美援朝,化学系的同学大部分都入了团。春假之前,清华党委理学院支部改选。书记仍是物理系的何祚庥,组委仍是物理系的胡则维,我原来是宣委,这时为副书记兼宣委,增加了一名宣委孙小礼,团委仍是物理系的夏国治。

  课程和老师

  以上所写,偏于政治方面。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国家和学校生活的重要主题是政治,二是我个人作为共产党员的兴趣那时也是在政治。但是,那几年在清华,尽管不断搞运动,停课过多,但主要的时间还是用来学习各种课程。下面就讲一讲我们的课程和上课的老师,当然,讲这些仍然不免涉及政治。

  先讲化一的时候。

  普通化学,是化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业务主课,授课老师是张子高先生。张老先生课讲得明白,同学生也很亲近,开国大典后组织学习,有些教师参加学生们的学习,张老先生也来了。当时报上公布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公布了将要镌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碑文。张老先生是一位前清秀才,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历史。他对这碑文表示极其赞赏和钦佩。他说:立碑纪念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以来,所有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宽广的胸怀!说着说着,他不禁老泪纵横。后来他专攻中国化学史,这是他的优势,成了这方面屈指可数的权威之一。

  分析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要学两年,是高崇熙老师教的。我们上清华时,高崇熙是化学系主任,他的办公室的门玻璃上,刻着C.H.Kao。作为一位化学家,他首创了关于一种稀有化学元素的分析方法,学术界称之为C.H.Kao Method,被收入一部世界著名的分析化学全书之中。解放之初,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些文件,大家兴趣很高。他也兴趣很高。他同我说:《新民主主义论》很好,道理说得很清楚,我都赞成。可为什么要一遍遍地学习讨论呢?我躺在沙发上,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都明白了。他注意生产实际,据说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就指导过化学试剂的试制。解放之初,美国封锁新中国,他又指导学生回收用过的化学试剂,后来还指导创办化学试剂厂,向市场供应当时不能进口的化学纯和分析纯的试剂。他分析了美国Pyrex牌玻璃的成份,结合中国的条件,试制了 Tyrex牌玻璃,这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直接在火上烧的玻璃。这TyrexT,表示清华(TsingHua)”的意思。有一个时期我觉得学化工对国家更重要,想转到化工系,同高老师商量,他说:不要转,化学是化工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再学点工程,不难。我听从了他的意见。

  可惜,高老师在三反运动一开始,由于一点细故,由于沟通不够,服氰化钾身亡!近来读杨绛的散文,读到她记高崇熙自杀前到她和钱锺书家里默默而别的情景,淡淡的哀思,却是长久的怀念,令人唏嘘。

  微积分(化一必修的业务课)的授课教师,是数学系的赵访熊先生。他讲数学归纳法,先从小公鸡的经验归纳法讲起。一位家庭主妇,养了一群小鸡,准备养一百天,留下母鸡继续养大,好生鸡蛋,公鸡就宰了,以佐餐肴。但小公鸡不知道。它认为,生下来第一天,主妇给米吃,第二天,又给米吃,第三天,还给米吃,这样吃了九十九天,都给米吃,所以,第一百天,一定还给米吃。这小公鸡错用了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有两条缺一不可的条件:一、当N=1时,结论正确;二、假定N=K时结论正确,能证明N=K+1时结论也正确。这才能得出N=任何正整数时都正确的结论。小公鸡不知道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才能天天有米吃,结果到了第一百天,就给主妇抓去杀了吃了。这样的生动讲解,能不引人入胜?

  清华还有一门大一国文,全校新生必修。这是清华中文系朱自清、浦江清这个学派的创意吧,我认为很有益。教我大一国文的,就是后来同吕叔湘那位权威合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朱德熙老师。他出题给学生作文,还给学生评改卷子,评讲卷子。我记得一道作文题是《来校途中》。评讲时,他拿出两份卷子,一份词藻华丽,没有什么内容;一份没有什么词藻,却生动地描写了来校途中经过共产党地区,那文化不高的村干部,用蚯蚓爬出来似的字体给他开路条的情景。他问,哪篇好?多数人认为是后面那篇好。他赞成多数的意见,并从语文上(不是从政治上)讲解了认为它好的原因。我那篇《来校途中》,朱先生用毛笔划了许多圈点,批了一句:写得很好。

  大一英文也是全校新生必修,教我这课的是一位美国人。

  大一课程还有一门,是中国历史,属于理工科必修课。我听的是孙毓棠老师的课。孙先生是经济史大家。可惜我那时只是醉心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没有好好听孙先生的课。后来这课不考试,只需交听课笔记,我也交不出来,就借了旁听此课的郑培芳的笔记充数。

  还有大一体育,这也是全校新生必修课,著名的马约翰老师教。人家教体育在操场上,他教体育还在教室里。记得他讲过一堂课,是卫生习惯。他是华侨,用英文讲,讲到厕所要清洁,不然发臭,人们不愿久蹲,匆匆而去,结果就容易便秘。便秘这个词也是用英文讲的,大家不懂,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便秘两个中文字。体育课在清华是必修四个学期,考试方法特别,就是每学期刷课(旷课)不超过三分之一,就算及格!

  我比较详细地讲了我所经历的清华大一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安排,体现了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梅贻琦语)的精神,这么多的大师,都为大一新生讲课!还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兼顾,大一理科新生学那么多文科课程!可惜后来大一国文,理工科的中国历史,都给废弃了。

  大二的课程,有无机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张青莲老师教的。他是重水研究的专家,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记得我从苏联一本书上看到一道趣味的试题:天平两端,一端放一杯水,另一端放砝码,保持平衡。现在把一个指头放到一端的水里,请问:天平的状况会不会变化?在宿舍楼前集合等待去看电影的化学系同学争论起来,看法不一,张青莲老师也在,参加同学的争论。他要同学们第二天到他的实验室去做实验。第二天去了,一做实验,大家都明白了。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小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

  还有普通物理,也是化学系必修的业务课。我选的是钱三强讲的课,这位大师级的教授,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成了中国原子弹之父

  还新开了政治课。作为教育改革的最初步骤,建国后设立了以革命的政治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大课。成立了以费孝通先生为首的大课委员会,金岳霖这些大师都来讲。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还不很熟悉,备课热情可嘉,效果不算太好,学生们不大满意。就从校外请艾思奇来讲哲学大课,在大礼堂讲,很多学生听,有些老师也来听。艾思奇是著名的《大众哲学》一书的作者,艾和费、金一道,都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时最初的学部委员。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还请胡华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史比讲哲学更容易生动,更受同学欢迎。

  我们还选了一门俄文课,原来的第二外语德文课改成选修了。教俄文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叫吉利洛夫(Кирилов)。就凭这一点浅薄的俄文底子,我在学校时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一封信,把它翻译出来在《文艺报》发表了。后来我休学卧病在床,还勤查俄华字典和露和(俄日)字典,译出了多篇苏联的化学和哲学文献。

  吉利洛夫在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苏联史,用中文夹着英文讲,我也选了这门课。

  我还选了经济系从校外请来的千家驹教授讲的《资本论》课。他是著名的民主教授,曾经在香港进步的大学——达德学院授课。如果我在香港不来北平,就可能上达德学院,听他的课了。这门课讲了一个学期,《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讲完。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学部委员。

  化三的课程,一是有机化学,一是物理化学,都是化学系份量很重的业务主课。前一门是冯新德教授讲,后一门是黄子卿教授讲。黄老师讲课不大好懂,还不时夹一点哲学思想,说:科学只能问How(是怎样),不能问Why(为什么)。How,读成好,Why,读成坏,就讹成科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是一个笑谈,却变成了深刻的记忆。黄老师是建立之初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老师是后来增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还选了一门工业化学,化工系的武迟等教授合讲。我们系新从美国回来的冀朝铸同学也听这门课,但他那时中文还不大好,考试的时候武老师另外用英文给他出题。参加这门课讲授的记得还有侯祥麟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两年成为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

  除了正式的课程,还有课外的演讲。解放以后,我听到的演讲,印象深刻的有:郭沫若,他演讲时,指着大礼堂讲台对面二楼座位后墙上方悬挂的大扁上的四个大字与国同寿,作了一番调侃;周扬,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湖南人,还有浓厚的、我所熟悉的益阳腔;丁玲,她是著名的作家,她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怎样体现在婚姻上;杜矢甲,他是音乐家,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土嗓子给我们唱西北民歌;于振善,他是解放区的一位农民,因为反敌人扫荡,要埋粮食,坑挖大了费时间,坑挖小了,剩下粮食容易暴露,就自己摸索着发明了数学家早已发明而他却全不知晓的对数,制出了于振善算尺;钱正英,她讲黄河冰凌抢险的情况,南方人对凌汛完全是闻所未闻;范长江,讲抗美援朝;乔冠华,讲伍修权大闹联合国”……

  除了校外请来的演讲人,还有校内的教授在课外的各种大小演讲。数学大师华罗庚,在清华大操场的草地上同我们二三十个学生讲过年轻的早逝于荒唐的决斗的法国数学天才的伽罗华(Galois)的故事。大家都注意到,伽罗华倒过来读就像华罗庚”……

  从入学到毕业

  我们化学系这个班,一九四八年入学,名单上九人:王新瑞(女)、冯元頔、宋银柱、陈念贻、吴应、蒋硕健、李基天、陆庆邦、龚育之。到一九五二年毕业,这九人中只剩下四人了,其他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班。但又增加了十二人:袁玄晖、李谦初、赵锡瑞、苏聚汉、李敉功、顾长立、罗徵球、李天恩、邵靖宇、张永刚、戴行义、冀朝铸,他们是后来陆续转到这个班来的。这一班毕业生,除冀朝铸到朝鲜参加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以外,大都分配在化学研究和化学教学的岗位上。

  我不在毕业名单中。怎么回事呢?一九五一年春假下乡宣传回来不久,我就发现双腿浮肿。那时没有医学知识,还以为是脚气病哩。后来一检查,说是急性肾脏炎,住进了校医院。以为五一以后就可以出院,不行;住进协和医院,以为七一以前可以出院,还是不行。转为慢性,只好休学,在医院和家里卧床一年多。一九五二年我那一班的同学毕业了。为准备迎接大规模建设,我们下一年级的同学也提前一年与我们班同时毕业了。我就是想复学,也没有学可复了。何况身体仍然不好,不能吃盐,要多休息。但已经能勉强到机关工作,就分配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了。先我一年分去的,是何祚庥,与我同时分去的,还有罗劲柏。我们三人分到中宣部,并不是离开专业,相反,正是因为中宣部要新增一个联系科学工作的新机构,要找几个有一些专业知识、又有点党的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我们曾先后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党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所以就分来了。严格地说,我不能算清华毕业,我填表,也是填清华肄业。后来听说,我这种情况可以算毕业,但我没有去办过手续。

  岁月匆匆,我们班的同学现在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回顾一生,不论是入了党的还是没有入党的,不论是入过团的还是没有入过团的,不论是在教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还是在企业、机关工作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了自己的职责,都为国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间也都经历了各自的或较短或较长或较轻或较重的人生曲折。最严峻的是一九五七年,我们班毕业的同学中,就我确知,至少有三位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那比例竟远大于那个没有道理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这些同志中,有些遭遇极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然都得到了改正。其中一位是罗徵球,他只因传播了一些大鸣大放的消息又不愿交代消息来源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北京一家农药厂工作,农民到工厂排放废水废料的池子里挖泥作肥料,被池中的毒气熏倒,罗徵球明知危险,奋不顾身,下去抢救,农民没有得救,他也中毒身亡!他那样的政治身份,做出了那样的英雄之举。应不应该表彰?当然,表彰还是表彰了,只不过是低调的而已。后来的改正,对他来说,不但是迟到的,而且是死后的。应该说,他是我们班的同学中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位特别值得记念的人物。

  渐入老境、已入老境,对遥远的大学时代的回忆,别有一番滋味。老同学们聚会的愿望渐浓,机会也渐多。在北京的同班同学,有蒋硕健(我们的老班长)、李敉功、袁玄晖、苏聚汉、陆庆邦、我,有时还有冀朝铸,每年都要聚会一两次,夫人们一起来,热热闹闹一屋子。同我们还有一些联系的同班同学,有上海的陈念贻、戴行义,杭州的邵靖宇,河北的李天恩、赵锡瑞,香港的李谦初。至于已经去世的,除了救人牺牲的罗徵球以外,还有早逝的王新瑞,以及晚年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宋银柱和顾长立。顾长立以善开玩笑会说相声为同学们所欣赏。一九九二年校庆,已经失语的他,还给我们班同学写信过一个笑话。那之后,我有机会去大连,特地到化物所去看他,却从所里的门房得知,他已在不久之前逝世!此外,还有几位,则早已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消息了!

  (今年一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田芊同志约我和李敉功同志谈校史,送了我五大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我翻阅了史料,充实了回忆,校准了回忆中不确定的时间,写成此稿。又经几位同学校阅过,作了修改和补充。现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庆祝建系八十周年复系二十周年,约我写稿,因以付之。——作者附识)

(来源:《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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