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2004-06-11 |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作 者: 发布日期:2004-01-11


  “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你的读者的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末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忙什么事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一丝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世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您刚才说您在打扫现场,要把家里的东西捐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先生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来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

  
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这一点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当时离开内地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呢。”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了,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我没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摘自《红岩》2001年第4期)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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