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0年11月13日，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那天范敬宜先生离开了我们，转眼已经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长留于我的心底。

他在《人民日报》的同事梁衡先生曾经感慨：“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秘书郑剑先生更是用毛泽东的名言评价范老：“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当今社会难得一见的完人。

我和敬宜先生接触不多，但神交甚久。我称他“范老”，他忙说“老范”。我说：“于我不甚相宜，还是称您‘敬宜先生’吧。”他笑说：“书面可以，当面不可。”

现将我与他有限的交往回忆如下，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初闻

我最早知道范敬宜这个名字，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那篇名文《莫把开头当过头》。

那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虽说已从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半年，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该如何看待，不少人的头脑依然没有解冻。

中国的改革大业是从农村开始的。后来被称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凤阳县小岗村，距离蚌埠不过咫尺（后设的蚌埠市，本来是凤阳县的一个区）。凤阳的“大包干”究竟好不好、对不对？当时争论激烈，成为人们日常热议的话题。我当时被调进中共蚌埠市委办公室不久。平时我很尊重的一些老领导、老革命提起此事，也是瞻顾徘徊，嗫嚅于“姓资姓社”，忧虑的是“方向问题”。有的甚至借他人之口发出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首脑机关是神经中枢，其实也是矛盾的焦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尖锐的摆在面前，不仅迫使领导同志，即便领导机关的每个工作人员，也都在努力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坦率地说，我当时对于此类问题，在认识上也是云里雾里，不是多么清晰。

恰在此时，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敬宜先生的那篇文章。要说什么“醍醐灌顶”“大彻大悟”，那是夸张，我只能说，拜读之下，对于当时热议的一些现实问题，心里逐渐明晰。

后来受命起草市委给省委的一些专题报告，心里也就有了底。1982年一年之内，我先后经手起草了三份专题报告：一是关于如何清理“左”的思想认真贯彻三中全会路线的，二是关于如何广开门路安置返城人员就业的，三是关于搞好社会治安必须实行综合治理的。结果都被省委作为正式文件批转全省各地，要求参照执行。

梁衡先生是从平日相处感慨“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我则是从一篇文章仰视了一座丰碑。

初交

我心中有个偶像，就是千古伟人范仲淹。我从小爱读其诗文，仰慕其为人，后来从政，经常想的也是如何刻苦自励，效法其人。既然党组织把我放到主持市委办公室工作的岗位上，我必须呕心沥血，竭忠尽智。在为市委日常工作搞好服务的同时，在事关全市人民福祉的一些重大决策上，自认为也应像范仲淹初登庙堂那样，积极主动地建言献策，为领导当好参谋。

那时社会上流行一个口号，叫作“理解万岁”。不过，呼唤归呼唤，现实生活中被误解还是常有的，被理解往往很困难，需要有一个过程。

1983年，蚌埠市被作为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城市。大家为此都很兴奋。市委起草了一份文件准备下发，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凡因改革出现的问题，由市委、市政府承担，不追究下面的责任。”我认为：前一句话已被中央领导人说透，不能再加发挥，因为真理走过一步，就会陷入谬误；后一句话则大为不妥，不能开这个口子，因为应当考虑到下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实际水平。如果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以权谋私，甚至胡搞乱来，出了问题，你承担不承担？追究不追究？时过不久，又刮起了一股“党政机关带头经商”之风，到80年代中后期，此风复起。于是我屡次向市委领导强谏，结果反遭批评。我忧心如焚而又事出无奈，只好将这一观点写成一篇文章投寄给《安徽日报》，请党报给评评理。《安徽日报》以《机关为何不能经商》为题开一“思想评论”专栏于头版加方框发表。半月之后，我即被调出。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时我如释重负。工作相对清闲，我便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范仲淹研究。当时迫使我经常思索的是：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时光老人不会亏待人，做人也就应当有这个自信。范仲淹生前特立独行，屡犯“众怒”，曾经“三起三落”，备受打击，但自从他死后，便成了一位有口皆碑的千古伟人。用一生的作为赢得身后的赞誉，在那专制而又污浊的中世纪，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范仲淹的文章，尽管多为赞美之词，但见仁见智，我总感到并不是每篇都值得恭维。于是，我便将自己的研究思路确定为：首先搞清身世，而后再及其它。作为学界“门外汉”，其实也有我的优势。最大好处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外无“任务”之压力，内无“功利”之目的，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可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久，我便先后发表了《范仲淹祖籍考》《范仲淹出生时间地点考》《范仲淹身世考》等几篇文章。

其间我的工作曾有变动。一位领导同志与我谈话，想让我担负一点更重要的工作。对此美意，我婉言谢绝。因为此时我自认为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且决心已定：范仲淹当年“以天下为己任”，因缘际会，得以施展其平生抱负；而我等小人物没那般胸怀，后半生若得以研究范仲淹思想、弘扬范仲淹精神为己任，岂不是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1989年10月，范仲淹诞生1000周年。他的故乡苏州召开纪念会加研讨会，我有幸应邀参加。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得悉范敬宜先生乃范文正公一脉正传之苗裔，且深得其家风熏陶，深具其家学渊源，被苏州人目为江南才子。

其时范敬宜先生已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为了寻求对我研究工作的指点和帮助，我决定冒昧给他写信，还附上了我的考证文字。在范仲淹的身世中，如果按照世俗的宗法观念来看，有一隐情被掩饰了千年，却被我在《身世考》中揭示了出来。所以，当信发出以后，我又有些后悔，生怕惹他不快，不予理睬，甚或招来斥责。

在惴惴不安中，复信到了，一块石头落地。原来他不仅没有不快之意，反而对我的辛勤努力大加赞扬，并且表示要对我的研究给以尽力支持。

我感激莫名。真是仁者胸怀，智者胸怀，长者胸怀，大家风范啊！

初见“文正家风”究竟是如何沾溉其后人的？我很想就这个问题探访一次敬宜先生。

1997年10月下旬，我进京办事，想借此机会求见范老。其时他已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秘书通报之后，答复令我喜出望外：范老今天值夜班，在总编室等你，晚饭后即可前来叙谈。

我如约而至。几句寒暄之后，他先进入正题。怕我听不清记不住，他从我手里要过一张纸，边说边把关键词语随手写下。

据范老介绍：他的祖父范端信，是苏州范公祠的最后一任主奉，对维系“范氏义庄”颇多建树，在当地也很有名望。父亲范承达，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与邹思润（韬奋）同班。后南洋公学改为上海交大，他毕业于铁路管理系，可惜英年早逝，其时敬宜先生年方6岁。两位姑姑，一名范承俊，一名范承杰，都是庚子赔款留美，学医。大姑已经去世，二姑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母亲蔡佩秋，为近代词曲学专家吴梅（瞿安）先生的学生，一生从事教育。范老幼年失怙，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母亲嫁到范家时，瞿安先生曾赋贺诗为赠。范老一边回忆，一边为我写在纸上：

婿乡留得岁寒堂，虀粥家风第一良。修到眉楼文字伴，世间封诰转寻常。

写毕，开始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我从小离开原籍，所受祖训不多。记忆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简朴。我在穿上学校制服以前，没有穿过西装、中山装，都是穿的中式便装；理发也没有理过西式分头，都是理的‘葫芦头’。二是从小就教我背诵《岳阳楼记》。……”刚说到这里，一名工作人员进来，把一份第二天要出的大报清样送到了他的手上。他放下清样，两手一摊，笑着说：“你看怎么办？我得开始干活儿了。”接着又说：“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到我家去，我们再接着聊。”于是他把家庭住址告诉我，又随手抽出一张名片，写上了家庭电话。送我出门，开始了他当夜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出门赴约，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住地。是他夫人打来的：“您是李先生吗？我是老范家。老范昨晚回来太迟，现在刚刚上床休息。他要我给您打个电话：很抱歉，他今天不能约您来家了，你们改日再约，好吧？”我当时不知“太迟”二字对他意味着什么，只是感到自己有些怅然若失。在京不能久停，我便返回了蚌埠。

哪知人方到家，一封书信便飞到了我的手里。是敬宜先生亲笔。信中他虽谦称自己少小离家，所受祖训不多，还是随信寄来了他的“述怀”“励志”两首七律。细看落款的“凌晨”，竟是他一夜疲惫之后、上床休息之前的那个当日！

通宵疲惫之后，又是写信留言，又是让夫人打电话，了却此事，方才安枕。我禁不住热泪奔涌，难以自已。一位高官高龄老人，如此对待时间，如此对待工作，如此对待信用，如此对待自己，如此对待一个初次相见的外乡人。如此这般者，能有几人？！

杭州萧山范国强先生，积数年之心力，搜集到自“五四”之后迄2000年之前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有关研究范仲淹的文章，汇编为一部大型资料书《范仲淹研究文集》，邀我做点整理校勘工作，且打算请范老作序。记得是2001年秋的一天，国强先生对我说：“范老想请你代为起草一个初稿。”我一听吓了一跳：“你开什么玩笑？江南才子，文章大家，人民日报总编辑，怎么会要我起草？！”国强先生郑重其事地说：“范老说得很诚恳：他不光是太忙，抽不出时间；再说，没有细看文集内容，也不便下笔。他虽说身为文正公后裔，但对先祖事迹缺乏研究。想请你帮助准备一个初稿，作为素材，有个基础，他好修改，你看好不好？”以他的地位和身份，如此坦诚，如此谦卑，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受命之后，除了一般书序常规之外，我特意写进去这样一段话：

“近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家族史研究热……家族是民族的基础，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培养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当然可以从培养他的家族感情和民族感情做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中后期以后，虽然世卿世禄制度基本消亡，但有些家族之所以依然能够历久不衰，代出闻人，总有它的特殊原因，有它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而这种特殊原因即内动力究竟是什么？窃以为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具体说来，就是靠这个家族祖上的道德功业及其留下的家教、家训、家规，乃至由此而长期形成的家范、家风。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精神财富，它会促使这个家族的后代成员经常有一种以某某人的子孙为荣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并能以此自觉地规范、检束、激励自己，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鞭策力量。当然，愧对先人、辱没祖宗的败类、败家子、不肖子孙总会有的，但从总体而言，只要是不忘家风、能守祖训的，一般说来，做官的都能做个好官，不做官的也能做个好人，从事某方面职业或专门研究的，一般也都能敬业奉献，学有所成，并卓有建树。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至于范文正公家风，最直接受其教育和熏陶的，当然首先应该是范氏子孙。”

该《文集》出版以后，他通过国强先生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其实，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以他作为标杆，我很难写出这段文字。我之所以发这番议论，正是因为有道德文章一流的敬宜先生作为参照。

初知

如果只看到范老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的一面，就把他看作一位谦谦君子，甚至误认为一个老好人、和事佬，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原则、是非面前，他完全继承了先祖范仲淹那种“内刚外和”“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性格（《宋史·范仲淹传》史官评语）。即以他写作《莫把开头当过头》而言，那时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姓资姓社”的争论相当激烈，“改革向何处去”可是当时的头等大问题。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尚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敢于顶住压力、甘冒风险的勇气，文章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后来他担任了范仲淹研究会的会长，我被安排为研究会的理事，聆教多了，感受益深。我甚至猜想，他当年被错划为“右派”，很可能也是与他直击时弊而触犯时忌大有关系。

有一次我向范老发感慨兼发牢骚：“范仲淹精神，现在是赞美者多多、践行者少之又少！”他略一沉思说：“是这样。我们不应只赞美他刻苦自励、乐于奉献的一面。真正践行范公精神，那是要付出代价，甚至要冒风险、作牺牲的。不是先忧后乐、不愿舍私为公的人，不能践行。正因为如此，范公精神才显得更加可贵，成为中国人的脊梁精神。”

范老仙逝，我未能前往送行，曾敬献一幅挽联作为永久的哀思：

后乐先忧，无忝大贤承懿范；短歌长恸，有怀硕彦唤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