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马识途 仍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跋涉中

2017-03-02 | 张艺桐 | 来源 《天津日报》2017年3月2日 |

马识途 原名马千木,1915年生于重庆忠县,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现居成都。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等。

印象

百岁作家写30万字新作

2016年12月31日,农历腊月初三,马识途老人102岁寿辰。12月28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专程到成都马老家中拜访,手书一幅“仁者寿”,提前贺马老102岁寿辰。马老的长寿之道正是“达观”和“提得起,放得下”,如斯心态,是当之无愧的“仁者”。在与李敬泽的交流中,马老再次感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活过了百岁,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给我的通知书,搞丢了。”

马老的二女儿马万梅,对询问并关心马老如何度过寿辰的记者透露,马老“不做寿,不接访,不收礼”。熟悉马老的人知道,这是他的惯例。十多年前,迎来90岁生日的他,办书法义展捐资助学,题写“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并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再多写几部作品。

2014年,马老推出亲笔写就的22万字人生百年回忆录《百岁拾忆》,回顾他这个生长在长江边的少年,与时代、家国一起走过的岁月。有理想,有追求,有挫折,有成就,有遗憾,有展望,让世人惊叹这位百岁老人的创造力。2017年新春伊始,马老又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新作,书名为《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马老说,这次不是写他自己,而是写他的老朋友们,“写我接触过的,值得书写的人”。

马老搬了新家。书房格局依旧,他在书桌前继续写作、阅读、思考;同时也与外界保持着最及时的沟通,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观察和思考。一位世纪老人,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心系社会与文坛,关心文艺创作。书房里比较显眼的位置,有他亲笔写下的八个字:“我行我素,无愧无悔。”马老说,那是他的座右铭。

走过百年岁月,马识途的信念从未动摇。出生于1915年1月的他在《百岁拾忆》中特别强调,自己出生的日期按照农历,是1914年腊月初三。属虎不属兔。“不喜欢恭仁谦让老是受人宰割的兔子,喜欢威武雄壮敢打敢拼的老虎。”曾认真端详许久少年时代马识途的照片:那是上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时与老师、同学的合影。年少出峡的马识途虎虎有生气,双手抱在胸前,面带自信的微笑。他怀着一腔热血为理想东奔西走,经历了危险,忍受了创痛,感受到沧桑,找到了信仰。时光闪回到现在,从初出峡的热血少年到千锤百炼的智者,他走过百年岁月,依然昂首向前眺望着——他没有辱没虎的威名。

姜文《让子弹飞》原著作者

在地下斗争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2010年,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红极一时,同时也令电影原著——《夜谭十记·盗官记》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夜谭十记》小说的作者就是马识途。

创作于1942年的《夜谭十记》包括《破城记》《盗官记》等十个篇幅不等的故事,通过十个人轮流讲故事的独特叙述方式,还原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万象。

那时候,马识途已开始文学创作,同时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由于需要经常更换职业,他有了与更多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的机会。他听到了超出想象的奇闻轶事,体验了那时老百姓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笔下的一段段奇闻趣事令人瞠目结舌,抗战时期重庆治下的县镇世相一览无遗。他的文笔老练、纯熟,字里行间有古典文学的韵味。

马识途的文学素养,与他少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处平沙坝。曾经,坝里的小山脚下有一座马家大院,这里世代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其中一户便是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马家大院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彰显出马家书香门第的本色。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思想开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对子女们的教育毫不放松。马识途回忆自己小时候,听得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父亲给他带来最大改变的教诲,则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家里的兄弟们满16岁时,父亲一律把他们赶出三峡,到外面闯荡。马识途16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到北平念书,最终参加革命,一路成长。

1941年,按照上级“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马识途以“马千禾”这个名字,考入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正是这个机会,让他有幸得到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名家的教诲。

“我开始写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甚至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第一年》,写农民参加抗战的故事。”他创作了短篇小说《视察委员来了》,后成为《夜谭十记》的第一篇,改名成为《破城记》。写这篇小说时,正是他痴迷于俄国大作家果戈理的阶段,《破城记》也受到果戈理代表作《钦差大臣》的影响。他还写出了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另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1500行长诗《路》。

眼看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此时马识途清醒地判断了时局,认为“这和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所以,当他被调离昆明时,“为保安全,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付之一炬,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了。”

1949年以后,马识途的文学才能被再次激发。1959年,《四川文学》主编、作家沙汀找到马识途,约他写了一篇迎接国庆的文章《老三届》,发表后《人民文学》转载。马识途开始重续文学梦。

诗是释放感情的通道

醉心于诗词格律的形式美

2016年岁末,马识途与家人一起去了西昌。在美丽的邛海边,兴致勃勃的马识途还写了一首古体诗《西昌美》。他仍对传统诗词情有独钟:“希望大家多关注传统诗词,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宝贵财富。”

“我不是诗人,不善于用烈火般的语言,去燃烧人们的灵魂;我不是诗人,不善于用华丽的辞藻,去装饰人们的青春……”在马老诗集《焚余残稿》的开篇序诗中,他坦言自己不是诗人。其实,生于书香世家的他,从小熟读古典诗词,对传统诗词极为热爱;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至今,他写出了大量传统诗词和新诗。

早从1941年到1949年,马识途在昆明西南联大和成都做地下工作时,就曾偷偷写下很多现代短诗,这些诗都是他感情的自然流露。回忆当时,马识途在书中写道:“那时我的情绪十分恶劣,就像是一颗点着了引线的炸弹,总想找个机会自我爆炸。后来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才有所改变。但是我要为了破坏这个旧世界而进行疯狂斗争的感情,愈发强烈了。这些诗都是在这样的感情激发下写出来的。那时我的感情已经积累到爆炸的临界点,或者让感情突然爆炸,连我的肉体也一起毁掉,或者寻找一个能够释放我的感情的通道。我终于找到了诗。”

谈到诗歌艺术,他又说:“诗虽然是感情爆炸的产物,但是光有感情的激荡,没找到一定的表现诗的形式,还是写不出诗来,或者说写不出像样的诗来。形式的美,我以为,对于诗太重要了。因此当发现写诗可以作为我释放感情的通道后,我就开始苦苦追求能够恰当表现感情的诗的形式。”

现在的新体诗都不再严格遵循格律,马识途却赞成新诗体也应该有格律:“我写诗的时候,追求格律。为此我受到煎熬,然而也找到了快乐。也许由于我太醉心于中国古典诗词,也醉心于诗词格律的形式美;或是由于上大学时我选读过《英诗》,那个叫Winter的洋教授非常注意诗的韵律、节拍、步调,念起诗来摇头摆尾,抑扬顿挫,荡气回肠,令我迷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受了闻一多先生主张新诗要有格律的熏陶吧。”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闻一多,提出新诗体要有格律,新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观点,对他影响很大。“我服膺他的这种理论,并且以写格律诗的实践来检验他的理论。甚至我写的两首‘田间式’的阶梯诗,也是在闻一多老师给我们念了田间的阶梯诗,听了强烈的节奏和楼梯式的建筑美而模仿的。”

马识途说,不管是传统诗词还是新诗,要真正写好,修养不够是不行的。写诗需要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生活积累,要对中国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寻找更好的艺术形式。

经历并写下革命时期的爱情

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在马识途的诸多小说中,《清江壮歌》尤为特别,因为这部小说里有他自己人生的惨痛经历。

马识途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念书时,与同样走上革命之路的同学刘惠馨相爱。1939年,马识途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刘惠馨调任特委委员、民运部长兼特委秘书,组织批准这对革命恋人正式结婚。

1941年11月,刘惠馨被捕后牺牲。她与马识途的女儿刚刚出生一个月,下落不明。直到1960年,马识途终于在武汉找到离散近20年的女儿。女儿被一对工人夫妇抚养成人,取名吴翠兰。这一段革命时期的爱情,被马识途创作成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将内心巨大的悲痛、深深的怀念升华在字里行间。

2016年7月初,央视《艺术人生》暑期特别节目《人生课堂》栏目组来到成都,在马识途家中拍摄对话交流节目。102岁的马老与“90后”小清新作家张皓宸真诚对话。马老特别分享了自己的爱情观:“我也年轻过,我也恋爱过。”问他心底对爱情如何定义?马老回答,他也说不清楚,但男女之间能够一心相待,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恋爱的时候是有共同理想的,而且是准备把生命赋予这个理想的。这样的爱情,我真的拥有过。”

2013年1月,四川省文联举办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马识途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马老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终身成就,我有的是终身遗憾。”

后来他对记者强调,这不是谦虚,是真实的想法。“我很清醒地知道,我不是那种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我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一个我自认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我为中国的革命做了努力,也有牺牲。我写的很多文学的东西,都是为革命呐喊。但在艺术水准上,我真的不够。革命胜利后,我又走上从政的道路,工作很忙。白天工作,晚上抽时间写作。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时间写。”

已经103岁高龄的马识途说,他还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长途跋涉中,他还在为追求遥远朦胧的彼岸而沉浮沧海里:“转瞬间,我已经在这个并不叫人愉快却又充满希望的世界里活到103岁了。回首百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像从幼年发蒙到风烛残年,我一直在走路,一直在为寻找什么而走路。到底要寻找什么,找到没有,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空有一个识途老马的名字。”

马识途与“飞虎队”有关的那些事

马识途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空军“飞虎队”的驻地也在昆明。马识途和几位同学,与“飞虎队”队员贝尔、海曼、埃德曼等人相识,成为朋友。双方每两周在公园聚会一次,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

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飞虎队”的队员到中国来寻找老朋友。马老说:“当年在昆明与他们交往时,我们用的是英文名字,他们自然无法找到我们。直到张彦担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国记者以后,我们才终于联系上。”

贝尔两次到成都、海曼一次到成都,都专程去看望了马识途。他们之间的友谊,时移世易后却从未褪色。马老也有遗憾:“这样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佳话,虽然有的见于媒体,也曾在中国的电视台播放,甚至美国友人也写成专著在美国出版;然而,国内对这件事似乎知之甚少,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2004年,当时已86岁的“飞虎队”队员迪克·帕斯特来到昆明,与马识途在阔别60年后重逢叙旧。迪克·帕斯特去世后,2016年6月16日,迪克的儿子迈克尔·帕斯特带着夫人从美国来到中国成都马识途家中,看望马识途老人。与迈克尔·帕斯特夫妇一同前来的,还有另外一位已经去世的“飞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的后代——儿子爱德华·本尼达和孙子若斯华·本尼达。

对这份情谊,马识途老人一直念念不忘,而且,他想得更深更远。2014年,百岁高龄的马识途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百岁老人的呼吁》。他在文章里透露,希望看到这份跨国友谊能够通过大众影视传播的功能,被当下的年轻人了解。“希望我们的文学界、影视界能有人助我们圆这个梦,把我们当年那段‘飞虎奇缘’搬上银幕。我曾试写过故事框架,也可贡献给编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是我做了近半个世纪尚未实现的美梦,提醒后辈不要忘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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