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品味任继愈先生的为人和主张

2016-11-22 | 半夏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 |

《任继愈传》,李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42.00元

读李申先生新著《任继愈传》,不由想起几次拜见任先生的情景。

本世纪初,《中华大典》列入国家出版规划,我所服务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承担其中的《宗教典》。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山人物,担任《大典》总编纂的任先生责无旁贷,亲自担任本典主编。因了这个机缘,我得以前往拜见先生。和先生约在他居住的南沙沟寓所。初见的印象,先生风度儒雅,接人待物则喜欢简捷。因为《宗教典》的内容设置,先生主张的儒教是教,当然是必须咨询的问题,行前社长也着意叮嘱。不过交谈一阵,见无人提及此事,作为责任编辑,我只好开口请教。任先生真是快人快语,我的话音未落,他立马回道:“从你们进门我就等这句话了。”听了这话,心头不觉一震。任先生强调,《宗教典》内必须有儒教,这一点不容置疑。

临到告别,我们顺便参观了先生的书房,其实除了书房,从进门的中厅,到并不宽敞的过道,都放满了书。先生的书大多放置在老式的书箱中,箱子上写着“澄盦藏书”字样。我以为这该是先生的家传之物,先生却说那是他淘来的。

后来就合作的具体事宜,又到先生在国图的办公室见面。这间办公室李申先生书中多有提及。办公室在楼道的一侧顶头,对面是先生助手的房间。李先生书中提到,他追随任先生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和先生聊过天(页355)。我自己的体会,任先生的风格就是有事即办。在办公室说完正事,我搭讪几句,先生也就客气回应几句,本来想请先生吃个便饭,但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这一点也印证了李先生书中的类似回忆。李先生书中着意提到了任先生提醒他的不要憋尿,并说到任先生办公室和厕所间的距离(页444—447)。厕所的位置是任先生告诉我的。由于任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里面,中间还隔着楼梯,真的是很有距离。作为一个珍惜时间的学术中人,完全可以想象他不肯中断工作的憋尿。李先生书中说,馆长的办公室原是带厕所的,但任先生没要,而是选了这间。而在任先生去世的10年前,他就已经因为膀胱癌动了手术。

任先生是宗教学大家,其所主张的儒教是教说,曾引起国内学界争论。这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命题,我并非专业中人,对此无从置喙,只是因为《中华大典·宗教典》,才留意于此。后来和李申先生谈起,他曾说,无论儒教问题如何争论,本典将儒教列为分典,就是将此方面的古代材料体现出来。这当然是他原话的大意,而对《儒教分典》的确立,此话颇有深意存焉。不论这个命题的争论如何,材料总是最基本的呈现。

书中提到任先生的一些主张,譬如,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而言,相当有见地。其实,任何归属于某个地域的文化乃至文明,只要它的发育是充分的,尤其是具有相对悠长的历史,其中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佛教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宗教,其实自传入伊始,便在有意无意间发生了变化,一些局部得以放大,一些局部与本土文化嫁接,终于形成与发生地之佛教互有异同的另外模样。正如任先生所指出的,“佛学东来,随时变易以求合于中土固有之传统,面貌精神与印度相去甚远。其所用方法,所论问题亦与印度关涉极少”(页403)。一般以为,佛教之落地本土,最大的变异就是禅宗的出现,其实远不止于此,但古代的本土信众,于此不但没有违和感,而且也绝不怀疑这便是正宗的佛教。这一如外来物种之进入本土,伴随时间的推移,它就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本土风物,并且得到大众的认同,若非专业人物爬梳,大众甚至不会将其视为舶来的异类。正如任先生所说,“汉时之佛教即汉人所了解之佛教”(页404)。甚至“从地下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佛教最初来源不在印度,而在中亚(古称西域)”(页407)。大约只有玄奘这样精通佛理的个中人,才会有舍身求法,追索原教旨意义上佛法真谛的执念。

实在说,这种外来文明介入本土文明的现象,也远不止佛教一例,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吸纳外来文明的力度,一如其文明本身的向外传播,这其实是中华文明自身生命力旺盛的体现。任先生提出文化势差现象:“高度发展的文化往往影响低度发展的文化,而低度发展的文化,处于被影响的地位。只有由高向低产生影响,而不能使低度发展的文化反过来影响高度发展的文化。”(页410)这个势差现象,在本土就不乏例证,譬如,出身鲜卑的北魏孝文帝的改制,更著名的则是出身蒙古的元朝尤其是出身满洲的清朝统治者,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乃至全面接受,早为大众耳熟能详。当然,一如任先生所说,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我以为此处说更为宽泛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更其恰当)处于大体相同的发展高度,所以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而没有互相替代。佛教之所以被当时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地接受,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比儒教更多的利益,使更多的人得到在儒教信仰内得不到的利益。譬如,按照儒教或者本土文化的说法,人们死后得到的祭祀,决定于在世时的社会地位和子孙的状况,这就令底层普罗大众感到绝望,甚至非底层的人们也会由此而生出对子孙情状的担忧。这样的不确定性,在佛教那里则得到一揽子解决。佛教说,只要自身努力修行,即使最坏的人,死后也可以上天堂,甚至成佛。这无疑是一个福音,虽然是虚幻的,但总比没有强。于是连那些富有智慧的儒者,也信奉因果报应,更遑论处于底层的大众。佛教解决了儒教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人们死后的归宿问题。(页411)

作为汉语史专业的学习者,我对任先生所提出的“识繁用简”的识字原则,十分认同。任先生的意思是,在中小学课本里,在简体字旁,注上繁体字。“老师不要讲,学生不用学,不要考试,就是让他们天天见面。”(页386)这是在不增加学业负担的前提下,培养学生认识繁体字的能力,而有了这个能力,就可以直接阅读古文献,从而了解传统文化。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譬如,所谓简体旁注繁体,也须有个渐进的节奏,不能一篇之中,字字都注,还是要根据学生的学力,择其要而注之。实际上,并非所有字都存在繁简问题,因而繁体字的标注,节奏是可以把握的,过于生僻的与其注了徒增负担,还不如忽略不注。识字的能力原是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到了一定程度,繁体的识别能力真的会是可观的。至于教师的不讲,我倒以为还有商榷余地,当下学校的学业压力因应试教育而十分繁重,如果真的一点不讲,繁体的识字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就失掉了识繁用简动议的初衷。而将其作为相关的扩展内容,则是可取的,只要不必考试,或者考试中仅以加分形式出现,学习动力总会有的。如今所谓国学教育俨然热点,我以为,与其拉开架势专门辟出课程乃至专业,反倒不如先从识繁用简这种润物无声的细微处做起,只要坚持下去,必有日积月累的成效。对今天的学生而言,传统文化的习得,涓滴的积累远比程式化的突击更有意义。

作为任先生的嫡传弟子,李申先生为乃师作传,确乎应然。李先生自称为后人铺路的石料,颇有初阶的自谦。书中对任先生家世以及少年时代,对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北大从教以及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接见,“文革”期间及其之后在宗教所,在国图等等生活经历,以及任先生的为人为学,都辟有专章缕述,限于篇幅,就期待读者直接展读本书了。

任继愈,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任继愈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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