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汪子嵩，1921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等。

汪子嵩先生

太老师者，老师之老师也。除“无师自通”者，不管当事人是否真“通”，都有老师。而只要自己的老师不属“无师自通”者，则定有太老师可“追溯”。所谓学无常师、师出多门、转益多师，都是说一个人往往不止一位老师，甚至师从方式也不止一种，例如有正式开门授徒的，有私淑教外别传的，于是太老师也就常常不止一位了。但不管怎样，我称今年九十四高龄的汪子嵩先生为我的“太老师”，应当不算“高攀”——因为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是汪先生的学生，师生关系具有“可传递性”，于是我就“多”了一位太老师!

事实上，我在认识老师之前就“认识”太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本科阶段的西哲史课堂上，高文新教授讲授希腊哲学，除了叶秀山先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高老师也曾提到太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部书是那个年代尚不多见的严肃的希腊哲学研究著作。

但在我的脑海中，后一部著作不如前一部著作的印象来得深刻。一个原因大概在于我对于希腊哲学的理解其实一直停留在高老师为我讲授的前苏格拉底阶段，没有“进阶”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晚期希腊阶段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我的哲学“启蒙”读物、列宁《哲学笔记》其时正在吉大哲学系“如火如荼”，革命导师那句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搞过来搞过去就是搞不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大意如此)无疑为我阅读太老师的著作浇了一盆冷水，更何况太老师自己在书中就反复引用导师的那句名言。于是，年少无知的我心中禁不住想:这么“搞不清楚”的亚叔，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搞清楚”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的淮海中路622弄跟随太老师的学生也就是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学习。一次课堂上，范师忽然撇开他的讲稿(其实就是那部《晚期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书稿)，从提包里利索地取出一部手稿小心地让我们欣赏，正当我们为那清健而雅秀的行楷啧啧称奇时，范师以交织着佩服和自豪的神情和口吻告诉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太老师汪子嵩先生的手泽和墨宝!

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那时十分红火的《读书》上念到太老师的一篇怀旧文字，其中谈到太老师的老师金岳霖先生晚年经常感叹自己培养了三个落伍于时代的学生:沈有鼎、王浩和殷福生(海光)，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因为我其时前后碰触《沈有鼎文集》中所附与王浩的通信、王浩撰康宏逵翻译的那部《哥德尔》，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三书所引起的感发，“痛定思痛”的太老师演说的“旧事”从此给我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那很可能是太老师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字了。

在我回到太老师的故乡，在杭州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读到了太老师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学生的学生余纪元教授那篇有名的《亚里士多德论ON》，这毫无疑问是中文世界研究亚叔的一篇标志性文字。记得我在论文中援引了纪元教授对于ON的界定和梳理，此后我曾好几次在杭州见到纪元教授并一同聊天。

2008年春夏之际，我从普林斯顿出发，从纽约坐火车旅行到布法罗，来接站的是纪元教授。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驾车带我去尼亚加拉观瀑时，笑称自己这里就是中国哲学家协会北美分会布法罗接待站，因为凡是中国哲学界学者到访美利坚，几乎没有不到布法罗的；而到了布法罗，几乎没有不去看瀑的；去看瀑，几乎没有他不接待陪同的。对纪元教授的话，我丝毫没有“心理压力”，因为我和他另有两层“特殊关系”:一是我们乃诸暨老乡，虽然某次他有些黯然地告诉我，每次回乡并不想多住一晚，都是急急地离去，我听上去有点儿像鲁迅先生笔下那种“逃也似地离开故乡”的心境和况味；二是我的老师明生先生非常欣赏纪元教授，当年纪元教授刚出道时曾到范老师府上拜访，他对范师颇为尊重，范师谈到他也是一口一个“小余”。

从大瀑布上下来时，我们又自然地谈到了太老师汪子嵩对他的“器重”和“栽培”。他动情地回忆到，当年那篇《亚里士多德论ON》并非自己投给杂志社的，是汪先生从“小余”和他的学术通讯中整理连缀而成并交给《哲学研究》发表的。纪元教授也谈到自己的老师苗力田教授对他的期望，当年他在加拿大获博士学位后，苗先生希望他回国工作，正当一切手续就要落定时，他得到了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个无法拒绝的项目OFFER，于是只好对不起苗公了:“一个做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哪里都可以不去，但就是不能不去牛津啊!”

日前购得三联新出的汪先生《往事旧友欲说还休》。这部近于自传的回忆录中所谈种种，既有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者，例如太老师回忆自己抗战开始后辗转浙沪各地求学的经历时，还提到当时尚属绍兴府的枫桥镇以及萧山临浦的戴村，后者是我每次回乡时的必经之地；又有广我见闻让我深受启迪者，例如其中回忆到太老师的老领导冯定的资产阶级积极性论，以及太老师的朋友陈修斋先生的哲学无定论。

另外一点或可“弥补”我的记忆“缺失”的是，太老师继多年前《读书》上那篇文字后再一次提及他在西南联大的舍友殷海光，并“检讨”了当年对后者的“印象”:“我和殷福生从来没有来往，但他在那边高声谈话，我在这边都可以听见。我便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即使不算‘反动’，至少也是‘落伍’，对他没有好感。……我读了几本他的著作，发现自己过去对他的看法实在是偏见。”由此可见，如果说太老师的老师金岳霖先生眼中只有殷福生，那么太老师眼中则是有殷海光的。

我在别处曾忆及明生师当年为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时，让人动容地述说他的希腊梦是不完整的。我也曾想，如果当年我坚持以希腊哲学为业，也许早就当面领教过太老师的风采了。可是，世上没有见过自己太老师的人所在多有，再说没有见过不等于不能从太老师那里受益。

由此想起同样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大学时教我中国哲学的李景林先生。两三年前，他来我任教的浙大参加盛大的马一浮先生研讨纪念会，临走前我去看他，见他桌上整齐地堆放着精制精印的马先生书法全集，欣羡不已，忍不住嘀咕:“所有会议代表都获赠这套书吗?”一贯有些大大咧咧的景林师这回不无自得地说:“只有能称马先生为太老师的人才有此幸运和荣幸!”我半信半疑:“蠲戏老人怎么成了您老的太老师啦?”景林师更得意了:“我不是金晓村(景芳)先生的学生嘛，而金先生在乐山复性书院时曾问学于马先生，那马先生不是我的太老师又是什么呢?!”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