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相交半生的一位“真人”——怀念杨志玖师

2015-11-24 | 刘泽华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8日 |


刘泽华与杨志玖(左)王玉哲(中)九十年代合影

我今天参加纪念杨志玖先生百年冥诞和隋唐宋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感到非常高兴,也引起我对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我听觉差,是个“聋子”,前面诸位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见,下边我说的是不是和你们有一些重复,就不好顾及了。

先生的学术贡献由出席会议的诸位专家讲,我只说一点个人与先生的交往。就学问而言,我和先生并不在一个领域,我没有入门;但作为师生关系,我是老学生当中和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我和先生的关系超出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有一种父子之情。先生的家属在这儿,会给我作证。先生家庭的事情,国家的事情,自己的心理、经历、苦闷、忧思等等,都和我交流,当然我也和他交流。先生对我倍加爱护、呵护,在我遇到麻烦时,先生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手,除同情支持外,还做了许多事情。

先生的经历很简单,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就受聘来南开,直到逝世。到了晚年,回忆往日,他却有说不尽的彷徨、悔恨、自责之情,想补救,又时不我与,有时显露出烦躁。先生晚年的生活相当艰苦,五个儿女,都因“文革”被耽搁,先生不大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书架无处放,沿着墙壁堆的都是书,来访者要走曲线才能落座,所以先生名曰“陋室”。对这些,先生都不在意,主要是心情难以平静。

根据我和先生的交往,我可用两个字来表示:先生是一个“真人”。具体说是八个字:诚信、仗义、宽容,正直。我讲一些诸位可能不知其详的故事:

先生在冯文潜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之间,长期处在一种非常难以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之中。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应冯文潜先生的邀请来到南开,其后由傅斯年出面与南开商妥借调到李庄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先生非常看重他,请他辞掉南开来史语所就任。先生在这两者之间,很难处理。史语所当然非常好,专心从事研究,很适合先生清静的性格,但先生坚守信义,说我既然已经先应了冯文潜先生之邀,就不能违约,不能背弃冯先生。反过来,他对傅斯年先生又始终抱有一种愧疚之情。这种情感,一直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到了1960年困难时节,举办党外人士参加的“神仙会”,在座的多数大概都不知道,所谓“神仙会”就是交心会,以示同心共渡难关。先生十分真诚把与傅先生的情感说出来,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有违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内疚。万万没有想到这就种下了祸根,与下边一件事相连,在“文革”中招来横祸。

说到先生的仗义,我讲两件事儿。一件事是为雷海宗先生辩解,1957年鸣放时期有个座谈会,雷海宗先生在会上有个发言,被某大报纸添油加醋、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报道。杨先生在场,先生就仗义站出来,澄清这个会上雷先生的发言,也刊在该报上。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接着就把杨先生牵扯进去了,地方大报专文批先生为“右派”辩护。有些人力主把杨先生也划为“右派”。先生一直拥护党,1949年后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有一种松散的党外组织叫“同情小组”,先生是其成员。先生的出身很清贫,又从来没有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满言论,据此,历史系“党代表”魏宏运先生竭力保护,得幸躲过一劫。先生终生对魏先生十分感激,多次对我说,妻子是家庭主妇,五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接济生活困难的兄长,如若被划为“右派”,且不说其他,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但“文革”一来,魏宏运被打成走资派,先生被上升为“漏网右派”,再加上他对“反动”学人傅斯年的那种情感,于是被揪出来打入“牛鬼蛇神”行列。

先生仗义执言,还可以讲到另一件事情。当下一位饮誉中外的艺术家曾是他的学生,因某件事这位学生回国以后,上级机关下达多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授课。我们今天开会的大楼是他捐献的,但当时他却不能在这讲授专业。他是公民,又没有犯法,历史系的师友们不赞成这些法外的规定,建议请他回母系任教,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朱凤瀚教授很开明、豁达,采纳了师友们的建议,他本人也同意回母系执教。开场的讲演由朱凤瀚主持,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讲演完毕由先生点评。当时先生是市政协常委,全然不顾这个身份,尽力支持他的这位老学生。先生点评最后放言说:“他现在的学识,已经超过了我。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先生就是这样呵护学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先生的这位老学生一直在历史系执教。

先生为人也非常宽容。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1978年以后,启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程,郑(天挺)老是编辑委员会主任,杨先生是常务主编。这项工程是中国社科院组织的,那时候有一个编纂处,编纂处的处长正是1957年在地方大报写文章批判先生的那位。我当时是郑老这方面的秘书,与杨先生有很多交往,谈起往事,我问:“您能和他合作吗?”先生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高姿态,先生说:“过去的事儿,不要追究。他们那时候也年轻,大势也在那儿摆着,不要计较这些前嫌。”后来他与这位同志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先生的宽容还可从下面一件事来说。“文革”期间,历史系一部分造反派少壮大概是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启发,在全校带头搞了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强分教授们住房的行动,先生被逐出原来的住所。从当时普遍性抢分住房来看,这也属于潮流吧。但被自己教过的学生强分,对先生们无论如何都是个巨大的精神冲击。对这件事多位先生的伤心感久久难以消除,杨先生虽然也不免耿耿于怀,但先生放得开,他同人谈起这件事时,自我解嘲地说,被自己的学生分,固然情面难看,但反正躲不过去,分后的居住空间是小了不少,但还有住处。他们(分房者)人也不坏,有自我认识就行了,无需留下芥蒂。

说到学术,先生同样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八十年代初先生指导的几位研究生中,有一位学位论文对当代学术界大权威(名字我就不说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主持毕业论文答辩的主席自称是这位权威的继承人之一。在答辩会上发起火来,怒斥该学生:“你怎么敢向如此大的权威提出商榷呢?”这位先生坚持论文不能通过,必须修改。先生多次与我谈及此事,一再说:学术应该是平等、自由、宽容的,即使是最大的权威,也可能有一些纰漏,有什么不可以商榷的?先生为此事多年来感到有愧于这个学生。

下面一件事足可说明先生在学术上“海纳百川”的气度。先生以考证马可·波罗来华蜚声学林,英国一位教授对先生的考证提出多方质疑,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先生得知后感到非常高兴,以非常开阔的胸怀,接受这个学术挑战。此时先生已到晚年,视力极差,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读英国教授的著作。先生的英文相当好,阅读、翻译都不是问题,为了答复英国教授质疑,伏案贴纸写了几篇重头文章。南开大学举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地把英国教授请来,使那位教授很感佩。先生总说,学术深化的动力是争鸣、求真、求实,这要拿出材料来;我认史料而不认人,有史料支撑才有说服力;没有材料,你说什么都不行。

说到学术较真的事,我想起上个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先生与郑老意见向左,他们师生之间展开了一次很有高度的学术之争。郑老基本支持侯外庐先生土地国有的看法,先生则认为土地私有占主流。稍后以先生为主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一文,前后三年几次修改,可见其认真的程度。这中间有个插曲,当时写文章盛行寻找“理论依据”,先生也不例外。先生原来有点德文基础,此时又下大力气提高德文水平,为了求证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先生对照英文本、中文译本和德文本。先生对我说,同一句话,英文和中文译本是一个意思,但德文则相反,为此先生很费周折,踌躇难定。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可看到先生对学术的较真。“文革”后期我们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先生写隋唐宋金辽,这本教材后来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本书的时代性难以避免,这点另说。就先生所写部分,即使现在看,文字很平实,言必有据,难能可贵。这里我只说一件事,即关于岳飞戴什么帽子的问题。先生是回民,他提出,中华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按照流行的观点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固无不可,但从多民族的角度说,金兀术算什么?先生提议涉及历史上各民族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各民族的情感问题,用词要严谨。他建议写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更为确切,无需加“民族英雄”。参加编写教材的同仁很同意先生的意见。现在回头看“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一节,依然平实有据,寓褒扬于叙事之中。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先生于学术依然是如此真实,敢说真话!

晚年先生悔恨“文革”以前浪费的时日太多了,情绪最低时,把积累的不少资料、稿子都当作废纸处理了,每每忆起都自责自己短见。先生在“文革”遭难无需多说,这里我只说一点,先生的反思也是那么的真诚。一次我同先生谈起他在“文革”中的感受,他说,开始是十分反感和抵触,但在不断教育下,承认自己变修了,不能自食其力(指体力劳动)。这就是先生的真实!我曾有个想法,想把当时的个人自我认识收集一些,来揭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路。我问先生写的检查还有吗?能否给我看看?先生说你的想法很好,的确应该收集一下,你这么一说,我感到十分遗憾,那些检查都退给了我,那些检查退给我时感到自己是老而幼稚、自侮的荒唐、可笑,留之何用?统统烧了。要知道你有这个想法,早一点提出,我会交给你的。我的检查不涉及第二个人,可以看到我怎么说“变修”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其他事。由此也可见先生的坦诚。我曾想,在“文革”那种气氛中,大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程度不同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点更应该值得反思。

先生晚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只眼睛基本上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的视力。先生很早就弯着腰,可从来没有照过片子,晚年照片子,腰椎叠压程度让医生吃惊,医生说这样的叠压按说早就会瘫痪的,血管和神经怎么能上下沟通?可以说是一个生理奇迹。八十年代一次体检医疗事故,使先生昏迷多日,几乎丧命,整整抢救半个月才苏醒过来,又大大伤害了先生的健康。先生坐的时间稍长,就难于坚持,只能侧身萎缩在床上歇息。为了打发时间就打开收音机听评书,他告诉我,东北的刘(名字我忘了)女士说得绘声绘色,跌宕起伏,很有韵味,能引发人思考,劝我也听听。健康如此地坏,他还是想法将荒废损失补回来。说实在的,现在看到的先生著作,多半是在70年代以后写的。先生年岁虽进入高龄,但学习“补课”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因研究涉及到古代印度一些问题,他竟开始学习梵文,1997年季羡林先生来南开讲演,先生得空向季先生请教梵文问题,讲到一个字的重音以及如何翻译等,我在一旁只有傻眼看着两位老先生津津乐道,只听懂了季老最后对杨先生的称赞。

先生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之一,郑先生故去之后,先生是用力最勤,投入最多的人,他对所有的稿子都很关注,特别是对唐以后的稿子,几乎逐条审阅,这是先生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我与先生相处四十多年,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中,先生的为人都很真实,所以我说先生是一位“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