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读《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札记

○钱之俊

辗转托朋友从台北购得汪荣祖钱学新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6月初版），虽距出版已一年，仍兴奋有加。这是期待中的一本书。作者此前早就放出风来，正在撰写一本全新的钱氏传记。笔者浅薄，粗览一过，窃以为，是书最具价值者，是作者与钱锺书几次信息量很大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征引的20余封手札（汪手中留有钱氏手札70余封），余下宏论倒无甚新意。

谈陈寅恪

在已发表（出版）的论著中，钱锺书很少言及陈寅恪。但大家喜欢拿陈、钱二人作比较，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钱锺书曾对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很不以为然，大家因此皆认为钱对陈评价不高。其实，晚年钱锺书多次对人谈到陈氏，从生平交往到学术思想评价，无不涉及，而且评价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

1981年7月，汪荣祖第一次从美国到北京，拜访钱锺书，呈阅自撰《史家陈寅恪传》一书，钱氏因此谈及陈氏及其学术。钱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质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与记诵上是否有缺失，文笔是否有洁雅，自有公论，不容曲笔。陈先生通外国语至多，而于外国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别传》中说，牧斋以柳为‘柏拉图理想’，即因未尽解柏氏之书故。别传颇有可商榷处，戏称传主乃‘柳岂如是’，而非柳如是也。”（第6页）陈钱二人在学术研究方法与旨趣上迥异，已为学界所熟知，此话更加深了我们的直观认识。（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刁生虎《陈寅恪与钱锺书》等著作与论文，论述较详，可参）

晚年钱锺书很欣赏陈寅恪诗，但对其“以诗证史”之法，很不认同。汪荣祖说：“钱先生尊陈先生其人、爱其诗，而于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则有如冰炭。”（第10页）1981年10月，汪荣祖再访钱锺书，谈及陈寅恪诗。钱氏认为，陈诗做得好，学钱牧斋，亦受李义山之影响。但其父陈三立虽有诗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气外，可取之处无多。对陈寅恪以诗证史之研究方法，他认为，陈氏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fictionality（第7-8页）。

写作此文时，刚好读到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7日）一文，其中谈到“陈钱的文体论”，认为“陈、钱文体论的侧重点虽有不同，都是文体革新派则一。他们都主张文无定体，不拘一格，力倡文体革新”。文章论及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陈“对韩愈的评价比钱还高”。文章遗憾地说，“钱先生也一直有写一篇专论韩愈的文章的打算，可惜未及动笔而斯人已逝，真是遗憾之至。否则陈、钱两大家共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韩愈，各出以巨文，该是何等好看。”巧的是，汪荣祖的书中就有钱锺书对陈寅恪的“韩愈论”的直接点评。钱锺书认为，韩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统，集封建文化于一身，在大陆人人得而哇溺之，陈先生写《论韩愈》似有纠偏微意，惜推韩过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所谓“Too much magnifying man or matter doth initiate contradiction(of praise)”（过度赞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弹）。陈寅恪认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传播有密切关系，钱锺书认为“此论有谬”，指出六经与小说皆散而不骈，唐人传奇在古文运动前已有，使陈先生之言而信，则韩氏并元稹《会真记》、陈鸿《长恨歌传》皆古文运动之产物矣。他不同意韩愈文以载道之说，谓“昌黎以文、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又说“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第9-10页）“梦呓”之“近人”，有寅恪先生否？

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钱锺书对陈寅恪思想根源的深层理解与判断，他对陈寅恪的处境似有切身同感。1986年7月，汪荣祖第三次拜访钱锺书，言及陈寅恪，钱曰：陈氏如一“eternal refugee”（永远的避难者），对共产党固然疑惧，对国民党则“despise，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学崇汉学，却尊宋学。（第9页）1988年5月，汪荣祖应邀到中山大学参加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会后于6月2日第四次到北京拜访钱锺书。陈寅恪自是谈话应有之话题。钱锺书问了学术研讨会的经过后说，陈不喜共产党，瞧不起国民党，既有遗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并重申前说。（第13页）他惋惜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竟穷如此精力为柳如是立传，刻意求全，觉得不值。（第7-8页）对晚年陈寅恪思想处境，他认为，陈晚年已无人可谈，故颂柳如是之才学，若有所弥补，斯乃其痛苦症结之所在。（第10页）

虽然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等有不同看法，但在私人情感上他还是怀有温情的。钱锺书回忆，解放后忽蒙陈寅恪惠书称赞《谈艺录》，虽是陈夫人的笔迹，他还是“心甚感之”。汪荣祖问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否与陈氏有过从，他说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也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是吴宓先生。（第7-8页）钱锺书去世后，2003年10月，汪荣祖至京访杨绛先生，又提及陈寅恪。杨先生特别提到，钱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第19页）“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云云，让人平添了许多想象。

月旦师友

钱锺书对前辈和同辈学人之为人与学术，几无全面肯定者，一般在礼节性好评之后，再点中要害，指出不是。而对老友和后学晚辈，钱氏却不吝溢美之词，如近出之《宋淇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大陆版名《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钱锺书”章，虽独列“月旦文坛学界人物”一节，却多为谀辞。对钱锺书的“酷评”，识之者以为耿介、直率，不掩藏护短，不识者以为尖酸刻薄。钱氏此类言论，在陆续发表的信札中想会更多。汪荣祖认为，钱锺书的人格特质“不是刻薄，而是犀利；不是狂妄，而是俏皮；不是揶揄，而是诙谐；不是刁蛮，而是机智”。但他认为，“即使犀利、俏皮、诙谐、机智至晚年都大为节制，无复当年直言无忌，不再尽情地神采飞扬”。（第181页）本书中，虽多为钱氏晚年言论，但每每言及前辈或同辈学人，往往寥寥数语，仍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兹列几例观之：

章行严《柳文指要》。钱锺书认为这本书因毛主席之捧而红，实则文理尚有不通之处。（第7页）

储安平。钱锺书说，“鄙夫妇与储熟识，此人极热衷政治，文革时某日出门未归，死非其辜，实堪怜悯。”传闻储安平“tall and hand?some”，钱笑称这是宏观之印象。若微观之，则“thickish lips,loose mouth and a very chin ,which would be of some 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第9页）

严复。钱锺书说，又陵英文并不甚佳，意译盖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笔带过，不加深究，至于译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为异，绝非严复所创。（第10页）

萧公权诗词。“萧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举轻若重耳。”（第13页）“在清华读书时已知其名，然未曾谋面。”（第7页）

叶公超。“叶公超亦喜作旧诗，差萧先生远矣！”（第13页）“叶师晚年书法尚能入格，但旧诗则实未入门，此律（指《和好友郭则生》——笔者）实在瑕疵百出。……”（第259页）“公超先生为弟业师而倾轧弟颇深，Theodore Huters（胡志德）作弟传中，即窥其隐”。（第58页）

关于胡适

本书中，钱锺书除自述与陈寅恪等生平交往史实外，又还原了几个有关其生平史实的真实情况。钱锺书生前，对有关自己的生平文字，已知晓一二，但获其首肯者少。他认为，纽先铭和邹文海所记多有不实之处，吴组缃所谈尤虚妄（指《吴组缃畅谈钱锺书》一文）。“吴组缃语尤属虚妄，弟与之素无往来，亦未尝选读中文系目录学等功课。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便入，胡言乱写，以弟为博微名薄利之姿，可叹可恨。”（第169页）

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假，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锺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钱锺书说钱穆虽然是史家，但他的回忆录极不可靠，记事时间也多有错误。比如说在常熟见到他们父子一事，他说生平不曾到过常熟，感叹如此历史与“fiction”（小说）何异？（第14页）“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第124页）。

“钱锺书见胡适”，应是本书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信息。胡适晚年在台湾，读过《宋诗选注》后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钱锺书夫妇很在意胡适的“健忘”。杨绛《怀念陈衡哲》《怀念我的父亲》等文，详细记述了钱锺书见胡适的几次场面，有意还原这段史实。钱锺书自己呢，也几次对人提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就对人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所以，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胡明《迟到的纪念》，并强调“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转引自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东方早报》2013年10月27日）南京这次见面，钱锺书以后很少提及，他念念不忘的是上海的三次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汪荣祖寄胡颂平所记胡适晚年谈话录予钱锺书。钱阅后回函：“博士虽知我不尽，而一言九鼎，足为鯫生增重。‘没见过’则博士健忘，亦区区人微位末，不足记忆也。”钱遂于信中详细描述了三次见面情形：

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握手。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humanist（似有春秋之笔，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做的旧诗很好。我也做旧诗，昨天还写了一首五律（图书馆主者忙送上拍纸簿、铅笔），写出来请教大家。”写出后，以纸交弟曰：“你给我宣纸，我为你用毛笔写。”诗只记有“半打有心人”句。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弟并未受宠若惊，因此结识。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胡与内人谈话，略见内人《我的父亲》文中。敝寓近一小吃店，以“鸡肉包子”得名，陈女士夫妇皆爱吃，内人常以此馈遗之，是日亦携往，博士大赏“好吃”，而陈甚节俭，备点心只是“蟹壳黄”小烧饼，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等物如何可以请客！”陈怫然，事后谓内人曰：“适之做了官，spoiled了！”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后见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渠发表一文，即席上所言也。弟 Saunter down the memory lane，而渠Sink down the memory hale,此犹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Galieo嘲历史家为“记忆专家”（O istorici o dottori di memoria）；胡、钱皆以史学自负，岂记忆之“专”，只在思想史、国史，而私史固容自由任意欤？一笑。（1984年7月17日钱锺书与汪荣祖信，第123-124页）

信中前两次见面情形，杨绛已有同样回忆，第三次在叶景葵处见面，应为1949年1月17日。是日《顾颉刚日记》有记：“赴揆初先生之宴。八时半，与森玉先生同归。今晚同席：适之先生、振铎、徐森玉先生、钱默存、张芝联、起潜叔、鸣高叔（以上客），叶揆初先生（主）。”（《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40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988年，汪荣祖第四次到大陆拜访钱锺书时，钱再次告之，他和胡适不仅见过，而且见过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二次在陈衡哲家吃饭，陈以蟹壳黄小烧饼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谈时事，大意具见胡日后发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独缺南京一次。钱锺书还提到毛泽东有一封信写给胡适，自称学生。这封信抗战期间存于上海保险柜中，战后不知何故烧掉了，胡适知道后说此信怎么能烧呢？怏怏若失，形诸言表，然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第13-14页）

有人认为，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黄恽《燕居道古》，第6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黄恽《秋水马啼》，第47页，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钱锺书向来对不喜之人，常避之唯恐不及，独对胡博士兹兹在念，这不是一种对人态度的最好说明吗？他熟稔胡适的著作文章，在文章、札记等中多次语涉胡适之学术观点，显示了对胡适之思想的重视，于现代学人中显然不多见。虽然，钱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多有不认同的地方（详阅范旭仑、李洪岩《为钱锺书声辩》书，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胡适之人格品质的判断。这和他几次与胡适的见面肯定是分不开的。

不实之处

汪荣祖撰写本书，力求独辟蹊径，写出新意，试图在深层次上全面剖析钱氏生平与学术思想。其尝试跨学科以心理学解读钱氏一生，但似非强项，有时读之不免生硬、牵强。在生平记述上，亦无新史料，用的依旧是已出传记的旧材料，其对大陆已出版的钱氏研究文献，掌握的也非常不全面，讹误在所难免。

例一：“钱锺书固然赢得学生的敬仰，却因自己的老师不守信约而引起不快，事缘清华外文系收购钱锺书从英国带回的西文书，却没有依约偿付书款，他虽曾向系主任叶师禀明，仍无结果。吴学昭整理吴宓遗稿时，才发现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提到此事……‘其中传达委屈颇多’。”（第58页）

汪荣祖的这段“卖书说”，来源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见是书第164-1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范旭仑在博客里提及此说，认为“汪氏本不解诗，如盲人评古，扯淡之语，不足责耳”。为什么说这是“扯谈之语”，范先生没有明说。实际上，是一开始吴学昭没有把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这首诗或这封信读懂。该书简曰：

生锺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昨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室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己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

Ever Yours，四月十五日下午第五时

诗的意思是，外文系准备向外国书店买二百镑外文书，让钱锺书开了个书目，二百镑不到，还剩四十余镑购书款。钱锺书就让老师吴宓根据需要补充要买的书目。虽然钱锺书几次跟系主任叶公超汇报了此事，但叶最后还是自己做主把余下书款用掉了，弄得钱锺书在吴宓面前尴尬食言。汪荣祖显然未细研该诗内容，想当然地信了吴的曲解。

例二：“两年后的1937年钱锺书写完论文毕业，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学位。”（第78页）

有关取得学位事，在本书其他几处同样有类似提及。根据学者在牛津大学的最新考证，1937年10月，钱锺书最终通过各种考核，被批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B.Litt.）学位。然而，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而是提前跑到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去了，所以没有正式获得学位，只拿着毕业证明就离开了牛津。也就是说，钱锺书海外求学几年，什么学位也没有获得。这是2014年3月在江南大学召开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女士所作《Qian Zhong 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主题论文（论文另一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立博士，其亦为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助理研究员）披露的最新信息，在以往的生平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详见《“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6-90页，2014年3月江南大学印；钱之俊《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求学期间的几个疑问》，《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

例三：“他自牛津毕业后，也辞谢了在牛津教汉语的机会，亦雅不欲为了一个安定的教职而大才小用，浪费自己的精力。钱锺书坚强的‘自我’使他在作抉择时，选择常人不取的选项，而且毫无犹疑。”（第73-74页）

这也是钱氏几种传记中惯常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据《Qian Zhong 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文透露，钱锺书当时并不打算马上回国，而是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牛津。他向牛津大学申请过三年任期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职位，但没有成功。这一职位给了另一位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王维诚。王是北大的毕业生，曾在清华担任教职。这样，钱锺书没有在牛津继续待上三年，而是与杨绛前往巴黎求学。（《“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5-87页）

例四：“钱锺书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6页）

此说法不切实际。钱锺书一生都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早期日记尤连贯系统，1949年后以学术日札居多。

钱锺书自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17册日记，在1981年被人在无锡发现，后归还给了钱。钱锺书在留学英法时，不厌其烦地用日记记下了与杨绛的读书、生活细节，在《听杨绛谈往事》等书中可零星窥探一二。1938年回国到西南联大以后，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给阿季写信很勤，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并有诗多首描绘他的生活环境，抒发他对阿季不尽的思念”（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152页）。可惜的是，昆明日记最终没保留下来。1949年从上海到北京搬家过程中，昆明日记丢在了上海。直到1977年，杨绛堂侄阿虎忽然从上海将昆明日记寄到北京，却已腐蚀，“一页页结成了块，无一字能辨认，锺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听杨绛谈往事》，第239页）。上海时期，已经公布的日记就有《钱大先生游杭州记1949.3.27至1949.3.31》（《听杨绛谈往事》，第233至236页），生动详尽，想其有关海上文坛的孤岛日记会更为丰富。

1949年后，政治环境特殊，钱锺书纯粹的日记写得谨慎而少。他开始把中文笔记和日记写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的日记，他就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文革”以后，他又恢复了日常日记的书写。比如从1978年到1980年，钱锺书先后到意大利、美国、日本随团访问，他不往家寄信，而是写长达一个小本又一个小本的日记，全是对杨绛说的话，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极其详尽。如果杨绛出访，钱锺书在家，他每天也会写下家中琐碎，称为“备忘而代笔谭”日记，女儿不时也插上几句评语附识，留待杨回来看。所以日记在“文革”后应该也是很完整的。

笔者有言在前，钱锺书的私论及私札内容，才是《槐聚心史》这本书的亮点，而杨绛恰恰反感别人这样做。杨先生得知汪荣祖决心要为钱锺书作传后，很担心汪把那些私信给抖出来。2013年10月24日，汪到京讲演，求见杨绛，竟未得见。杨先生托友人转告他：“如为钱锺书作传，请勿公示私人书信内容。”（《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九卷，第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先生不高兴了。其实，汪荣祖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钱氏信札。（《汪荣祖：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15日）此番食言，想来是他宝贝在手，忍不住就用上了。

杨绛对钱锺书书札的发表或汇集出版，一直持非常谨慎保守的态度。早年陆文虎搜集钱的书信准备收在《钱锺书集》中，就被她否定了。这能理解，但已无必要。钱氏手札及私下言论的陆续公之于世，已非杨先生能左右之。近读宋以朗《宋淇传奇》，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宋以朗言，从1979年起到1989年间，钱锺书致其父宋淇信有138封之多。这些信“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宋淇传奇》，第100页）《宋淇传奇》这本书中有关钱锺书一节，大多是基于钱氏来信完成的。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人写信，自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故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除宋以朗手中的138封，汪荣祖手中的70余封，其他如李国文手中就有66封，张隆溪有50多封，许渊冲在《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不一而足。（详见拙文《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多年里，钱锺书那些散布于世、数量惊人、信息丰富的私信，会像挤牙膏一样，被人慢慢披露出来。

对如何处置手中的钱氏书信，宋以朗认为，这些书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他可能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第117页）杨先生显然不同意出版。对待私札，杨先生其实也很矛盾。201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该书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信札涉及一百多人，大多是谭献中晚年所交之友，多为名臣循吏、才子经生。谭献后人将这些书信赠予钱基博，后藏于钱锺书手。2005年，杨绛决定将这批珍贵的文献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虽然自己不愿把钱锺书的私札拿出来发表，却善意地将别人的书札捐出出版，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