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锺书手札中的“酷评”

2015-07-17 |

——读《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札记

○钱之俊

辗转托朋友从台北购得汪荣祖钱学新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6月初版),虽距出版已一年,仍兴奋有加。这是期待中的一本书。作者此前早就放出风来,正在撰写一本全新的钱氏传记。笔者浅薄,粗览一过,窃以为,是书最具价值者,是作者与钱锺书几次信息量很大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征引的20余封手札(汪手中留有钱氏手札70余封),余下宏论倒无甚新意。

谈陈寅恪

在已发表(出版)的论著中,钱锺书很少言及陈寅恪。但大家喜欢拿陈、钱二人作比较,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钱锺书曾对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很不以为然,大家因此皆认为钱对陈评价不高。其实,晚年钱锺书多次对人谈到陈氏,从生平交往到学术思想评价,无不涉及,而且评价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

19817月,汪荣祖第一次从美国到北京,拜访钱锺书,呈阅自撰《史家陈寅恪传》一书,钱氏因此谈及陈氏及其学术。钱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质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与记诵上是否有缺失,文笔是否有洁雅,自有公论,不容曲笔。陈先生通外国语至多,而于外国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别传》中说,牧斋以柳为‘柏拉图理想’,即因未尽解柏氏之书故。别传颇有可商榷处,戏称传主乃‘柳岂如是’,而非柳如是也。”(第6页)陈钱二人在学术研究方法与旨趣上迥异,已为学界所熟知,此话更加深了我们的直观认识。(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刁生虎《陈寅恪与钱锺书》等著作与论文,论述较详,可参)

晚年钱锺书很欣赏陈寅恪诗,但对其“以诗证史”之法,很不认同。汪荣祖说:“钱先生尊陈先生其人、爱其诗,而于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则有如冰炭。”(第10页)198110月,汪荣祖再访钱锺书,谈及陈寅恪诗。钱氏认为,陈诗做得好,学钱牧斋,亦受李义山之影响。但其父陈三立虽有诗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气外,可取之处无多。对陈寅恪以诗证史之研究方法,他认为,陈氏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fictionality(第7-8页)。

写作此文时,刚好读到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中华读书报》2015527日)一文,其中谈到“陈钱的文体论”,认为“陈、钱文体论的侧重点虽有不同,都是文体革新派则一。他们都主张文无定体,不拘一格,力倡文体革新”。文章论及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陈“对韩愈的评价比钱还高”。文章遗憾地说,“钱先生也一直有写一篇专论韩愈的文章的打算,可惜未及动笔而斯人已逝,真是遗憾之至。否则陈、钱两大家共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韩愈,各出以巨文,该是何等好看。”巧的是,汪荣祖的书中就有钱锺书对陈寅恪的“韩愈论”的直接点评。钱锺书认为,韩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统,集封建文化于一身,在大陆人人得而哇溺之,陈先生写《论韩愈》似有纠偏微意,惜推韩过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所谓“Too much magnifying man or matter doth initiate contradiction(of praise)”(过度赞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弹)。陈寅恪认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传播有密切关系,钱锺书认为“此论有谬”,指出六经与小说皆散而不骈,唐人传奇在古文运动前已有,使陈先生之言而信,则韩氏并元稹《会真记》、陈鸿《长恨歌传》皆古文运动之产物矣。他不同意韩愈文以载道之说,谓“昌黎以文、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又说“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第9-10页)“梦呓”之“近人”,有寅恪先生否?

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钱锺书对陈寅恪思想根源的深层理解与判断,他对陈寅恪的处境似有切身同感。19867月,汪荣祖第三次拜访钱锺书,言及陈寅恪,钱曰:陈氏如一“eternal refugee”(永远的避难者),对共产党固然疑惧,对国民党则“despise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学崇汉学,却尊宋学。(第9页)19885月,汪荣祖应邀到中山大学参加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会后于62日第四次到北京拜访钱锺书。陈寅恪自是谈话应有之话题。钱锺书问了学术研讨会的经过后说,陈不喜共产党,瞧不起国民党,既有遗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并重申前说。(第13页)他惋惜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竟穷如此精力为柳如是立传,刻意求全,觉得不值。(第7-8页)对晚年陈寅恪思想处境,他认为,陈晚年已无人可谈,故颂柳如是之才学,若有所弥补,斯乃其痛苦症结之所在。(第10页)

虽然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等有不同看法,但在私人情感上他还是怀有温情的。钱锺书回忆,解放后忽蒙陈寅恪惠书称赞《谈艺录》,虽是陈夫人的笔迹,他还是“心甚感之”。汪荣祖问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否与陈氏有过从,他说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也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是吴宓先生。(第7-8页)钱锺书去世后,200310月,汪荣祖至京访杨绛先生,又提及陈寅恪。杨先生特别提到,钱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第19页)“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云云,让人平添了许多想象。

月旦师友

钱锺书对前辈和同辈学人之为人与学术,几无全面肯定者,一般在礼节性好评之后,再点中要害,指出不是。而对老友和后学晚辈,钱氏却不吝溢美之词,如近出之《宋淇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大陆版名《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钱锺书”章,虽独列“月旦文坛学界人物”一节,却多为谀辞。对钱锺书的“酷评”,识之者以为耿介、直率,不掩藏护短,不识者以为尖酸刻薄。钱氏此类言论,在陆续发表的信札中想会更多。汪荣祖认为,钱锺书的人格特质“不是刻薄,而是犀利;不是狂妄,而是俏皮;不是揶揄,而是诙谐;不是刁蛮,而是机智”。但他认为,“即使犀利、俏皮、诙谐、机智至晚年都大为节制,无复当年直言无忌,不再尽情地神采飞扬”。(第181页)本书中,虽多为钱氏晚年言论,但每每言及前辈或同辈学人,往往寥寥数语,仍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兹列几例观之:

章行严《柳文指要》。钱锺书认为这本书因毛主席之捧而红,实则文理尚有不通之处。(第7页)

储安平。钱锺书说,“鄙夫妇与储熟识,此人极热衷政治,文革时某日出门未归,死非其辜,实堪怜悯。”传闻储安平“tall and hand?some”,钱笑称这是宏观之印象。若微观之,则“thickish lips,loose mouth and a very chin ,which would be of some 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第9页)

严复。钱锺书说,又陵英文并不甚佳,意译盖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笔带过,不加深究,至于译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为异,绝非严复所创。(第10页)

萧公权诗词。“萧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举轻若重耳。”(第13页)“在清华读书时已知其名,然未曾谋面。”(第7页)

叶公超。“叶公超亦喜作旧诗,差萧先生远矣!”(第13页)“叶师晚年书法尚能入格,但旧诗则实未入门,此律(指《和好友郭则生》——笔者)实在瑕疵百出。……”(第259页)“公超先生为弟业师而倾轧弟颇深,Theodore Huters(胡志德)作弟传中,即窥其隐”。(第58页)

关于胡适

本书中,钱锺书除自述与陈寅恪等生平交往史实外,又还原了几个有关其生平史实的真实情况。钱锺书生前,对有关自己的生平文字,已知晓一二,但获其首肯者少。他认为,纽先铭和邹文海所记多有不实之处,吴组缃所谈尤虚妄(指《吴组缃畅谈钱锺书》一文)。“吴组缃语尤属虚妄,弟与之素无往来,亦未尝选读中文系目录学等功课。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便入,胡言乱写,以弟为博微名薄利之姿,可叹可恨。”(第169页)

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假,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锺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钱锺书说钱穆虽然是史家,但他的回忆录极不可靠,记事时间也多有错误。比如说在常熟见到他们父子一事,他说生平不曾到过常熟,感叹如此历史与“fiction”(小说)何异?(第14页)“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第124页)。

“钱锺书见胡适”,应是本书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信息。胡适晚年在台湾,读过《宋诗选注》后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钱锺书夫妇很在意胡适的“健忘”。杨绛《怀念陈衡哲》《怀念我的父亲》等文,详细记述了钱锺书见胡适的几次场面,有意还原这段史实。钱锺书自己呢,也几次对人提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就对人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所以,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胡明《迟到的纪念》,并强调“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转引自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东方早报》20131027日)南京这次见面,钱锺书以后很少提及,他念念不忘的是上海的三次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汪荣祖寄胡颂平所记胡适晚年谈话录予钱锺书。钱阅后回函:“博士虽知我不尽,而一言九鼎,足为鯫生增重。‘没见过’则博士健忘,亦区区人微位末,不足记忆也。”钱遂于信中详细描述了三次见面情形:

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握手。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humanist(似有春秋之笔,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做的旧诗很好。我也做旧诗,昨天还写了一首五律(图书馆主者忙送上拍纸簿、铅笔),写出来请教大家。”写出后,以纸交弟曰:“你给我宣纸,我为你用毛笔写。”诗只记有“半打有心人”句。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弟并未受宠若惊,因此结识。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胡与内人谈话,略见内人《我的父亲》文中。敝寓近一小吃店,以“鸡肉包子”得名,陈女士夫妇皆爱吃,内人常以此馈遗之,是日亦携往,博士大赏“好吃”,而陈甚节俭,备点心只是“蟹壳黄”小烧饼,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等物如何可以请客!”陈怫然,事后谓内人曰:“适之做了官,spoiled了!”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后见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渠发表一文,即席上所言也。弟 Saunter down the memory lane,而渠Sink down the memory hale,此犹家宾四《忆双亲》中有关弟一节之全属子虚,Galieo嘲历史家为“记忆专家”(O istorici o dottori di memoria);胡、钱皆以史学自负,岂记忆之“专”,只在思想史、国史,而私史固容自由任意欤?一笑。(1984717日钱锺书与汪荣祖信,第123-124页)

信中前两次见面情形,杨绛已有同样回忆,第三次在叶景葵处见面,应为1949117日。是日《顾颉刚日记》有记:“赴揆初先生之宴。八时半,与森玉先生同归。今晚同席:适之先生、振铎、徐森玉先生、钱默存、张芝联、起潜叔、鸣高叔(以上客),叶揆初先生(主)。”(《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40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988年,汪荣祖第四次到大陆拜访钱锺书时,钱再次告之,他和胡适不仅见过,而且见过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二次在陈衡哲家吃饭,陈以蟹壳黄小烧饼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谈时事,大意具见胡日后发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独缺南京一次。钱锺书还提到毛泽东有一封信写给胡适,自称学生。这封信抗战期间存于上海保险柜中,战后不知何故烧掉了,胡适知道后说此信怎么能烧呢?怏怏若失,形诸言表,然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第13-14页)

有人认为,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黄恽《燕居道古》,第6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黄恽《秋水马啼》,第47页,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钱锺书向来对不喜之人,常避之唯恐不及,独对胡博士兹兹在念,这不是一种对人态度的最好说明吗?他熟稔胡适的著作文章,在文章、札记等中多次语涉胡适之学术观点,显示了对胡适之思想的重视,于现代学人中显然不多见。虽然,钱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多有不认同的地方(详阅范旭仑、李洪岩《为钱锺书声辩》书,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胡适之人格品质的判断。这和他几次与胡适的见面肯定是分不开的。

不实之处

汪荣祖撰写本书,力求独辟蹊径,写出新意,试图在深层次上全面剖析钱氏生平与学术思想。其尝试跨学科以心理学解读钱氏一生,但似非强项,有时读之不免生硬、牵强。在生平记述上,亦无新史料,用的依旧是已出传记的旧材料,其对大陆已出版的钱氏研究文献,掌握的也非常不全面,讹误在所难免。

例一:“钱锺书固然赢得学生的敬仰,却因自己的老师不守信约而引起不快,事缘清华外文系收购钱锺书从英国带回的西文书,却没有依约偿付书款,他虽曾向系主任叶师禀明,仍无结果。吴学昭整理吴宓遗稿时,才发现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提到此事……‘其中传达委屈颇多’。”(第58页)

汪荣祖的这段“卖书说”,来源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见是书第164-1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范旭仑在博客里提及此说,认为“汪氏本不解诗,如盲人评古,扯淡之语,不足责耳”。为什么说这是“扯谈之语”,范先生没有明说。实际上,是一开始吴学昭没有把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这首诗或这封信读懂。该书简曰:

生锺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昨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室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己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

Ever Yours,四月十五日下午第五时

诗的意思是,外文系准备向外国书店买二百镑外文书,让钱锺书开了个书目,二百镑不到,还剩四十余镑购书款。钱锺书就让老师吴宓根据需要补充要买的书目。虽然钱锺书几次跟系主任叶公超汇报了此事,但叶最后还是自己做主把余下书款用掉了,弄得钱锺书在吴宓面前尴尬食言。汪荣祖显然未细研该诗内容,想当然地信了吴的曲解。

例二:“两年后的1937年钱锺书写完论文毕业,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学位。”(第78页)

有关取得学位事,在本书其他几处同样有类似提及。根据学者在牛津大学的最新考证,193710月,钱锺书最终通过各种考核,被批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B.Litt.)学位。然而,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而是提前跑到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去了,所以没有正式获得学位,只拿着毕业证明就离开了牛津。也就是说,钱锺书海外求学几年,什么学位也没有获得。这是20143月在江南大学召开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女士所作《Qian Zhong 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主题论文(论文另一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立博士,其亦为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助理研究员)披露的最新信息,在以往的生平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详见《“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6-90页,20143月江南大学印;钱之俊《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求学期间的几个疑问》,《中华读书报》2014827日)

例三:“他自牛津毕业后,也辞谢了在牛津教汉语的机会,亦雅不欲为了一个安定的教职而大才小用,浪费自己的精力。钱锺书坚强的‘自我’使他在作抉择时,选择常人不取的选项,而且毫无犹疑。”(第73-74页)

这也是钱氏几种传记中惯常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据《Qian Zhong 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文透露,钱锺书当时并不打算马上回国,而是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牛津。他向牛津大学申请过三年任期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职位,但没有成功。这一职位给了另一位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王维诚。王是北大的毕业生,曾在清华担任教职。这样,钱锺书没有在牛津继续待上三年,而是与杨绛前往巴黎求学。(《“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5-87页)

例四:“钱锺书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6页)

此说法不切实际。钱锺书一生都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早期日记尤连贯系统,1949年后以学术日札居多。

钱锺书自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17册日记,在1981年被人在无锡发现,后归还给了钱。钱锺书在留学英法时,不厌其烦地用日记记下了与杨绛的读书、生活细节,在《听杨绛谈往事》等书中可零星窥探一二。1938年回国到西南联大以后,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给阿季写信很勤,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并有诗多首描绘他的生活环境,抒发他对阿季不尽的思念”(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152页)。可惜的是,昆明日记最终没保留下来。1949年从上海到北京搬家过程中,昆明日记丢在了上海。直到1977年,杨绛堂侄阿虎忽然从上海将昆明日记寄到北京,却已腐蚀,“一页页结成了块,无一字能辨认,锺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听杨绛谈往事》,第239页)。上海时期,已经公布的日记就有《钱大先生游杭州记1949.3.271949.3.31》(《听杨绛谈往事》,第233236页),生动详尽,想其有关海上文坛的孤岛日记会更为丰富。

1949年后,政治环境特殊,钱锺书纯粹的日记写得谨慎而少。他开始把中文笔记和日记写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的日记,他就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文革”以后,他又恢复了日常日记的书写。比如从1978年到1980年,钱锺书先后到意大利、美国、日本随团访问,他不往家寄信,而是写长达一个小本又一个小本的日记,全是对杨绛说的话,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极其详尽。如果杨绛出访,钱锺书在家,他每天也会写下家中琐碎,称为“备忘而代笔谭”日记,女儿不时也插上几句评语附识,留待杨回来看。所以日记在“文革”后应该也是很完整的。

笔者有言在前,钱锺书的私论及私札内容,才是《槐聚心史》这本书的亮点,而杨绛恰恰反感别人这样做。杨先生得知汪荣祖决心要为钱锺书作传后,很担心汪把那些私信给抖出来。20131024日,汪到京讲演,求见杨绛,竟未得见。杨先生托友人转告他:“如为钱锺书作传,请勿公示私人书信内容。”(《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九卷,第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先生不高兴了。其实,汪荣祖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钱氏信札。(《汪荣祖: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中华读书报》2012815日)此番食言,想来是他宝贝在手,忍不住就用上了。

杨绛对钱锺书书札的发表或汇集出版,一直持非常谨慎保守的态度。早年陆文虎搜集钱的书信准备收在《钱锺书集》中,就被她否定了。这能理解,但已无必要。钱氏手札及私下言论的陆续公之于世,已非杨先生能左右之。近读宋以朗《宋淇传奇》,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宋以朗言,从1979年起到1989年间,钱锺书致其父宋淇信有138封之多。这些信“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宋淇传奇》,第100页)《宋淇传奇》这本书中有关钱锺书一节,大多是基于钱氏来信完成的。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人写信,自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故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除宋以朗手中的138封,汪荣祖手中的70余封,其他如李国文手中就有66封,张隆溪有50多封,许渊冲在《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不一而足。(详见拙文《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多年里,钱锺书那些散布于世、数量惊人、信息丰富的私信,会像挤牙膏一样,被人慢慢披露出来。

对如何处置手中的钱氏书信,宋以朗认为,这些书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他可能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第117页)杨先生显然不同意出版。对待私札,杨先生其实也很矛盾。2015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该书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信札涉及一百多人,大多是谭献中晚年所交之友,多为名臣循吏、才子经生。谭献后人将这些书信赠予钱基博,后藏于钱锺书手。2005年,杨绛决定将这批珍贵的文献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虽然自己不愿把钱锺书的私札拿出来发表,却善意地将别人的书札捐出出版,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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