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蓉
2015年2月23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五,著名史学家、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卞僧慧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以104岁高龄,平静、安详地驾鹤西去了。我由衷敬重的慈祥和善的前辈学者,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一生脚踏实地、严谨治学、远离名利的楷模又弱去了一位,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怀念与惋惜。
在我心目中,卞僧慧先生才是真做学问的大学者。如今,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蒸蒸日上,国家级、省市级、院级科研课题比比皆是,课题经费资助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便利。可是,这些好的科研条件,卞老都没有享受到。他退休后的数十年间,继续治学的所有费用,全部出自退休金。他的代表作《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都是在退休后完成的。因为年迈行动不便,他不能常到单位图书馆和市内各大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所以比较重要的参考书和学术报刊,都是自费订购,连同稿纸、复写纸、信封等,都是自备。为了留有备份,他日日以圆珠笔繁体字复写文稿。晚年的卞老如果能有一名史学专业的年轻助手,情况或许会好得多。幸好后来他的哲嗣学洛先生退休了,能够帮助他用电脑录入、整理文稿,这才加快了完稿的速度。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大功告成,也谱写了学术薪火接力相传的典型范例。1981年9月,蒋天枢(1903—1988)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版后,卞老便发现了许多遗漏,于是,将自己所存及搜集到的资料,抄寄给蒋先生。蒋先生在进行补充修订中,也曾想将其编撰成年谱。后蒋先生因卞老在校听过寅师历史课数年,不少情况为蒋公所不知,也“因年迈体弱,无力完成”,遂将寄去之资料以及自己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贴补本和后续所得之资料,一并邮寄到天津,将编纂“陈寅恪先生年谱”的重任委托给卞老,并叮嘱:“任由为之,毋庸再请示。”卞老牢记嘱托,不负重望。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2010年4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之一,得到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赞助,由中华书局出版。陈寅恪先生的亲属见到书后,十分感激,想对卞老前期支出的资费给予一点儿补偿,以表达谢忱,也被卞老婉言谢绝了。卞老觉得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能在有生之年,经过不懈努力,为老师著书立传,完成“宿诺”,弘扬老师的学术精神,这也是自己的荣耀。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是目前搜罗最全、史料最翔实、下功夫最深的一部学术专著,为读者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国学大师多彩的学术生涯、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豁达的人生态度,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学术界获得好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3年,该书无可争议地被评为天津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大家都为卞老高兴,向他致贺,卞老却依然是低调做人,扎实做事,淡泊名利,宠辱不惊。
卞僧慧先生尊师重道,他对业师、著名书法家、学者吴玉如(1898—1982)先生始终如一的敬重与关照,同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37年,卞老由清华大学返津后,曾受业于吴玉老,立雪吴门数十年,不因荣辱而亲疏先生,让历尽沧桑的吴玉老颇生感慨,于是,在1972年书赠一幅篆书对联“念我如君曾有几,论交故旧已无多”,请卞老“补壁”,借以表达对他的感谢与称赞。多年前,我曾在卞老书房的墙壁上观赏到这幅珍贵、精致的书法作品。卞老自己也不常悬挂,因为他不想以此炫耀自己的人品。
卞僧慧先生是天津当代十大藏书家之一,藏书数万册,其中也收藏了一些名人手迹。他注重文献收藏,但是,更看重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延续。2011年8月22日,在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严修、张伯苓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暨南开校友捐赠大会上,卞老捐赠的家藏严修(1860—1929)手书真迹条幅,节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丰乐亭记》,成为当场最受瞩目、最为珍贵的文物。卞老一家对南开中学感情深厚。他的父亲卞藩昌是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同窗。卞老1926年考入南开中学,1932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他终身持守的“温和平静,低调做人;顺其自然,淡泊名利”的人生准则,即得益于早年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修养与熏陶。因此,在卞老100周岁生日时,他将传家之宝——父亲1908年的中学毕业文凭,郑重交给建校108周年的南开母校保管,由衷表达了对南开母校的热爱和感激。
卞老不仅注重收藏书籍文献,也舍得以珍藏嘉惠后学。1999年,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有幸搬入新居,卞老为我高兴,特到寒舍看望,还针对我的爱好,将自己珍藏了数十年的四本俞平伯著作,即《读词偶得》的初版本和修订再版本,《清真词释》的初版本及《古槐书屋词》的初刻本,送给我留念,并在书衣上题词,令我受宠若惊。这四本比我年长的书,也成为我的镇斋之宝。日前,得学洛先生电话告知,在整理卞老遗物时,发现了一本1940年出版的俞平伯著作《燕郊集》,卞老在2004年就已题字,拟送我惠存。虽然当时没有送成,学洛先生仍然希望按照卞老的遗愿,把书交给我保存。叠承厚贶,深荷雅意,铭感不忘。
与卞僧慧先生相识三十余年,平日偶有书信往还,每到年节,我会寄贺卡拜年、问候,卞老无不回赠,而且在题字中始终尊称“同志”,而落款总是“僧慧敬祝”、“敬贺”、“敬赠”等。我的年轻同事认为“卞老是前辈宿儒,竟谦抑如此,实在令人惭愧”,我则觉得除了“谦抑”,这更是老辈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修养,中华文明的礼仪传统,在卞老的书信用语中得以呈现。卞老对待年轻人,永远是和蔼慈善,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永远是鼓励读书,勉励上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予以理解。在卞老的言传身教下,年轻人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这种自制力和约束力,全是无声的,这或许就是见贤思齐的一种表现。
卞僧慧,名慧新,字伯耕,笔名僧慧,1912年出生于天津,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1934年因病休学两年,1937年因国难辍学,直至1946年清华复员才返校,于次年正式拿到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
转自《天津日报》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