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罗常培赴美讲学,罗庸等人为他送行。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是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教育家。他在壮年去世,写成文字的著作不多,除了因作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为人所知外,后来学界、公众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认知度远没有他的实际造诣那么高,郑临川教授说他是“身后寂寞”的学者。
显赫的教育背景和资历
1917年,罗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0年毕业。1922年,他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其间著有《尹文子校释》等。他们这批学生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国培养的最早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罗庸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初,他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1932年,他返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北大南下,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在西南联大,他和罗常培并称为“二罗”。1944年11月,他接替罗常培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直至联大复员。联大时期,他还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指导了逯钦立、阴法鲁等研究生。1949年,他应梁漱溟邀请赴重庆,和谢无量、梁漱溟等在勉仁学院讲学;1950年6月病逝于重庆时年仅51岁。
罗庸在儒学、古典文学、佛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并工诗词及书法。他撰写的《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是现代大学校歌中的经典。他的书法端庄俊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就由他书写。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的纪念碑被誉为现代的“三绝碑”。原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都在校园中复制了纪念碑。
讲课最叫座
罗庸在西南联大开设过《诗经》、《论语》、《孟子》、汉魏六朝诗、唐诗、杜诗、近代文等14门课程。他根底深厚,讲课深入浅出、热情洋溢、声音洪亮,广受欢迎。不少学生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最好的教授之一。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说:“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能背出来。”联大历史系学生、著名美国史学家刘祚昌教授说:“关于课堂讲课,我感到罗庸(膺中)先生讲的杜诗最受欢迎,前来听讲的不仅有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及外系的学生,而且还有校外的人士,有一位机关职员还特意从城里赶来听课。罗先生国学根底深厚,是研究杜诗的名家,再加上他口才很好,讲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他支持学生的课余学术活动,经常受邀发表演讲。他还受邀到昆明广播电台向公众讲解中国文化,激发民族精神。
讲课“不带片纸”和他博闻强记有关,也有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带到昆明的藏书在一次火灾中被烧得片纸不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联大师生在抗战烽火中“诗书绝,犹有舌”,罗庸先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鸭池十讲》篇篇动人
罗庸治学严谨,不轻于著述,他生前编定、出版的著作极少,只有《鸭池十讲》和《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等。
《鸭池十讲》是罗庸生前编定的论文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收入十篇他在昆明的演讲稿和其他文章。这本小书体现的是一种诗化的讲述风格,和闻一多《唐诗杂论》、缪钺《诗词散论》是同一学术路径。当代学者孟繁华说:“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读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如果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主要是谈艺,而罗庸的《鸭池十讲》则是谈艺和做人兼顾,是一本更注重阐发中国文化精神的书。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深入了解,也有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
在西南联大,罗庸承担了中文系最多的课程,以中华文化砥砺学生和社会公众,以勇毅坚忍的精神抗战救国。1941年,邻居家不慎失火殃及他在昆明岗头村租住的农房,烧得家徒四壁,所有藏书全部被焚。罗庸不改其乐,泰然处之,他凭记忆上课,还利用周末给年轻助教和学生讲中国文化,“每七日休沐,集而讲之”,后来中文系讲师李觐高将其记录整理为《习坎庸言》。
他为人平实诚笃,温文尔雅。抗战胜利后,联大复员,为了感谢云南父老对联大的支持,联大决定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成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罗庸属于北大编制,本应北返,师院学人苦苦劝他留下支持学院发展, “先生于是仍留昆明,任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虽然屡促先生北返,先生均以师范学院成立伊始,规模未具,不忍离去”(《罗庸教授年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无私和厚道。齐燕铭称赞说:“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陈友康)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