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石湾

晚年张祖道和他的三本著作：《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

　　2012年，九十高龄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上世纪四十年代清华园的校园生活和北平天桥街头的艺人，随潘光旦、费孝通学术调查拍摄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以及众多的文化名人影像，都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珍品。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自我退休后，养成了晚睡的习惯。10月4日晚，在厅里看完中网女双决赛电视实况转播，就已十一点半钟了，早在里屋躺下的妻子对我说：“你今天就别上网了，早点回你屋休息吧。”我“嗯”了一声，但洗漱后想到也许还有文友新发来的电子邮件需要回复，就进书房打开了电脑。呀，还真的有一个新邮件：《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我打开文件一看，标题下的说明文字把我惊呆了：“惊闻西南联大张祖道先生仙逝，特别制作了一组音乐幻灯片，以兹纪念。本片根据张先生原作制作，为纪念片之一。”这组音乐幻灯片共选用了十六幅张祖道拍摄的文化名人的照片，其中包括齐白石、梁思成、林徽音、费孝通、周扬、夏衍、老舍、梅兰芳、刘开渠、吴祖光、新凤霞、艾青、徐迟、田间、黄永玉等文化名人。最为罕见的一幅，竟然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裕容龄生于1882年。这幅照片摄于1957年4月，裕容龄当时已七十五岁，我想，也许这就是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了，弥足珍贵。这组音乐幻灯片配的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深情、沉郁的男低音催人泪下。看完这组音乐幻灯片，我立即给友人作了回复：“谢谢您给我发来张祖道拍摄的一组文化名人照片。张是我在《新观察》时的老同事，他离休后还与我有过合作与交往。我竟然不知他在8月逝世了。他是一个值得我敬重和怀念的人。”

费孝通先生 （张祖道 摄）

梅兰芳先生 （张祖道 摄）

在张祖道的摄影作品中，弥足珍贵的一幅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这幅照片摄于1957年4月，裕容龄当时已七十五岁，也许，这是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我是198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新观察》复刊的筹备工作的。我报到后，在编辑部里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张祖道。这是因为“文革”中我俩都曾下放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他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组成的二连，我则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戏曲研究会组成的三连，虽在田间干活和开全校大会时常能碰面，但因那时从不谈各自原先从事的专业，所以仅是一般的认识而已。《新观察》复刊前，归队的男编辑记者只有五人。除张祖道而外，还有卢盛法（费枝）、朱行、潘德润、许法新。他们五位中，其中四位互相称呼都是老卢、老朱、老潘、老许，唯独称呼张祖道为“老道”，让我们几个不明就里的新编辑记者以为他是“道士”出身。后来我才打听到，之所以习惯叫他“老道”，不只是他名字中有个“道”字，更因为他出道比其他老同事要早得多。

张祖道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2月3日，他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拍下了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入城仪式。随后参军南下，在《前线画报》当记者，与新华社资深记者穆青一起工作。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在《新观察》杂志，张祖道干了两件一直为同事和他本人津津乐道的事情。第一件是1956年，社会学领军人物潘光旦到湘鄂川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认别土家族。那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得到确认，被外界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潘光旦向《新观察》杂志点将，要他的高足张祖道随同前往拍摄照片，并许诺此行的文章将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张祖道高兴地领受了任务，随恩师调查了六十五天，路过十八个县市，行程七千多公里，沿途拍摄了大量的风土人情。他感慨道：“我不仅耳濡目染，从潘光旦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领悟到摄影是观察、调查、见证事物的方式，社会学的调查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可以说，这句话贯穿了他整个的摄影生涯。第二件是他的另一位恩师费孝通，决定于1957年5月重访成就自己学术高峰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江村，特邀他一同前往。费先生对他说：“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里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次圆满完成拍摄任务回来，费先生的《重访江村》一文就在1957年6月的《新观察》第十一、十二期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幸的是，费先生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久就被打成了“大右派”。不仅《重访江村》终止了连载，而且《新观察》杂志也成了反右运动的重灾区，随后被迫停刊。到1982年1月，平反改正后的费先生第四次访问江村，张祖道又赶赴吴江，师生俩再度合作。返京后，费先生在江村所写的《漫谈养兔》一文就在《新观察》半月刊当年的第五期上发表，配发的三张照片当然又是张祖道所摄。此后不久，费孝道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他一旦有了新作，总是让爱徒张祖道亲自去取，交由《新观察》杂志发表。因此，尽管张祖道在杂志社一直是个连组长都未当过的“大头兵”，但在同行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个真正的“无冕之王”。

我的学生张祖道在清华社会学系学习的时候已经初步掌握了摄影，结合他学习的社会调查方法，拍到一些如天桥等北京社会的平民生活。

　　五十年代中期，祖道又随潘光旦老师进行土家族地区的实地民族社会调查，并伴同我多次去苏州吴江的江村调查。

　　祖道以其五十多年的摄影实践，称得上是一名田野调查的摄影者，摄影的田野调查者。

　　是为贺。

费孝通 2003年3月29

时年九十三岁

　　作为资深记者，张祖道对我们几个新来乍到的年轻编辑十分关心，时常来问我们，有什么采编的文章需要他用图片配合？一开始我在文艺组，兼管体育方面的稿件。因当时中国女排在争夺奥运会代表权的比赛和南京国际邀请赛中，力挫了日本、韩国和美国女排，大振国威，而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又是我高中同学，我就顺利地到国家体委组到了一篇题为《中国女排》的长篇报道。我告诉张祖道后，他立即去体委拍回来了袁伟民和十二位队员的照片。他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在照片下方标出了每个队员的排号、年龄和身高。如郎平照片下标的是：（1号）、19岁、身高1.84米。这应该是国内媒体全面报道中国女排崛起的第一篇文图并茂的文章，令我至今难忘。接下来我与张祖道的合作，是采访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几十场演出，他都是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赶场子，拍下了近千张舞台演出照片。我采写的《歌声唱彻月儿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巡礼》在1980年《新观察》第八期上刊出时，除封二用了他拍摄的哈萨克族舞蹈《刁羊》外，文章只配发了两幅照片：蒙古族独舞《鹰》和朝鲜族的《淘米舞》。我很有些歉意地对他说：“您辛辛苦苦拍了几十个胶卷，只刊用了三张照片，真对不起您。”未料，他笑道：“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要不是有这次会演，我怎么拍得全呀？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将来，这些未刊用的照片，都是宝贵的资料啊！我过去是学社会学的，就是对拍摄这样纪实性的作品感兴趣。”

为有机会常到外地走走，采写一些反映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1981年下半年，经主动请缨，我调到通讯报道组当记者，接受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去甘肃省武都专区采访农村改革的“大包干”。临行前，张祖道对我说：“山区路陡坡险，要不是我已年近花甲，实在跑不动了，不然我一定陪你去采访。”接着他又问我，“你会拍照吗？”我说：“像我这样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连结婚照都没有钱去拍一张，哪买得起照相机这样的奢侈品啊！”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初也买不起照相机，总是借同学的一台折叠式的皮老虎相机试手。直到抗战胜利一年后，才在王府井淘到了一台老式的蔡司依康旧相机。不料第二天就拍下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场面。后来，又用这台旧相机记录了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的全过程，和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挂起的第一版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讲完这些，他说：“我们摄影美术组有几台淘汰下来的旧相机，你带一台去采访吧，拍照的基本要领不难学，我来教你。”他手把手教了几次，当我初步掌握拍摄技巧之后，他又嘱咐我说：“你一定要注意观察生活，千万不要让人家摆姿势，喊什么‘一、二、三，茄子’，要学会在瞬间抓拍真实的场景。”那次，我从甘肃、陕西采访回来，写了三篇报告文学在《新观察》上发表，所配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张祖道为我冲卷洗印时说：“你初学乍练，拍成这样就不错了。关键是你若不带相机，到那些穷乡僻壤去采仿，谁能为你提供这些真实纪录农村改革的照片呀！”

叶浅予先生 （张祖道 摄）

　　1990年，北京有家杂志改刊，临时聘我去当主编，搭班子时，我就想到了已在1987年离休的张祖道，到他家去请他出山。那天，他让我看了他家的无价之宝：一只金丝楠木箱子。这只箱子是那年随潘光旦先生去作社会调查时花七元钱买的。他近半个世纪来拍摄的照片底板和资料卡片，全都装在这箱子里边。他说，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老照片，我立马就能找出来。当我说到杂志改刊号上准备发一篇题为《毒品犯罪的死灰复燃》时，他就说：“你没见过旧社会的人抽鸦片烟吧？我有一张这一场景的照片，现在就可以给你找出来。”办刊期间，他还和我一同到中关村去采访。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感慨道：“1949年前，这里还是郊外的一个破旧的小村庄。我家里还有当年拍摄的中关村照片哩！”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应邀到中关村去看一个展览，见到中关村管委会的宣传干部，问他们有没有半个世纪前中关村的老照片。他回答说没有。我就把张祖道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他连声说：“这样的老照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太感谢您提供的这个重要信息了。”

1992年底，我申办《作家文摘》成功，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天，张祖道兴冲冲地来找我。他知道我手下只有几个编辑，忙得不亦乐乎，就说：“我来帮帮你吧。”我说：“文摘类报纸，所用图片都是原发图书报刊上的，不用摄影记者。”他笑了：“这我知道。你们不是还没有物色到专职校对吗？我来帮你看看校样还是可以的。”我曾听他说过，巴金的《随想录》再版时，他曾主动当起了校对，结果还真的发现了几处错误，赢得了巴老的赞许，并送上大三十二开线装五卷本《随想录》表示感谢。但我考虑到他已年逾古稀，又是近视眼，再干校对工作太吃力，就婉谢了他。我说：“还是赶快把你的照片资料整理一下，你又能写，出几本有价值的书吧！”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生正逢时——我所认识的吴祖光》，在一家大型刊物上发表时需要配发照片，这时我就又想到了张祖道。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他就把他拍摄的七八张吴祖光不同时期的照片送到我家来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是1956年6月吴祖光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的照片，令我深受感动。那天我问他：“你回忆摄影生涯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回答：“学不会用电脑了，正在写着呢，慢慢会一本本写出来的。”他果然没有食言，从2007年开始，就在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三本书。日前，我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不外借的这三本书，看到装帧精美的《刹那》画册的封面上，衬底的是约一百六十个金色的名字，右上角头一个是胡适，左下角末一个是郁风。可以说，几乎包罗了近现代所有的文化名人。最令我惊奇的是，其中居然还有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迟子建。这张照片摄于1997年4月12日，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离休也十年了，他依然执著于他钟爱的纪实摄影事业，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多让人敬佩啊！

这是张祖道先生所摄吴祖光不同时期照片中最为珍贵的一张：1956年6月，吴祖光（右）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中）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

　　2012年，九十高龄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诚哉斯言。这样一位一生老实做人干事的老同事、老朋友悄然驾鹤西去，教我如何不想他？

转自《文汇报》201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