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晚年张祖道和他的三本著作:《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
2012年,九十高龄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上世纪四十年代清华园的校园生活和北平天桥街头的艺人,随潘光旦、费孝通学术调查拍摄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以及众多的文化名人影像,都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珍品。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自我退休后,养成了晚睡的习惯。10月4日晚,在厅里看完中网女双决赛电视实况转播,就已十一点半钟了,早在里屋躺下的妻子对我说:“你今天就别上网了,早点回你屋休息吧。”我“嗯”了一声,但洗漱后想到也许还有文友新发来的电子邮件需要回复,就进书房打开了电脑。呀,还真的有一个新邮件:《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我打开文件一看,标题下的说明文字把我惊呆了:“惊闻西南联大张祖道先生仙逝,特别制作了一组音乐幻灯片,以兹纪念。本片根据张先生原作制作,为纪念片之一。”这组音乐幻灯片共选用了十六幅张祖道拍摄的文化名人的照片,其中包括齐白石、梁思成、林徽音、费孝通、周扬、夏衍、老舍、梅兰芳、刘开渠、吴祖光、新凤霞、艾青、徐迟、田间、黄永玉等文化名人。最为罕见的一幅,竟然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裕容龄生于1882年。这幅照片摄于1957年4月,裕容龄当时已七十五岁,我想,也许这就是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了,弥足珍贵。这组音乐幻灯片配的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深情、沉郁的男低音催人泪下。看完这组音乐幻灯片,我立即给友人作了回复:“谢谢您给我发来张祖道拍摄的一组文化名人照片。张是我在《新观察》时的老同事,他离休后还与我有过合作与交往。我竟然不知他在8月逝世了。他是一个值得我敬重和怀念的人。”
费孝通先生 (张祖道 摄)
梅兰芳先生 (张祖道 摄)
在张祖道的摄影作品中,弥足珍贵的一幅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这幅照片摄于1957年4月,裕容龄当时已七十五岁,也许,这是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我是198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新观察》复刊的筹备工作的。我报到后,在编辑部里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张祖道。这是因为“文革”中我俩都曾下放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他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组成的二连,我则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戏曲研究会组成的三连,虽在田间干活和开全校大会时常能碰面,但因那时从不谈各自原先从事的专业,所以仅是一般的认识而已。《新观察》复刊前,归队的男编辑记者只有五人。除张祖道而外,还有卢盛法(费枝)、朱行、潘德润、许法新。他们五位中,其中四位互相称呼都是老卢、老朱、老潘、老许,唯独称呼张祖道为“老道”,让我们几个不明就里的新编辑记者以为他是“道士”出身。后来我才打听到,之所以习惯叫他“老道”,不只是他名字中有个“道”字,更因为他出道比其他老同事要早得多。
张祖道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2月3日,他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拍下了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入城仪式。随后参军南下,在《前线画报》当记者,与新华社资深记者穆青一起工作。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在《新观察》杂志,张祖道干了两件一直为同事和他本人津津乐道的事情。第一件是1956年,社会学领军人物潘光旦到湘鄂川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认别土家族。那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得到确认,被外界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潘光旦向《新观察》杂志点将,要他的高足张祖道随同前往拍摄照片,并许诺此行的文章将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张祖道高兴地领受了任务,随恩师调查了六十五天,路过十八个县市,行程七千多公里,沿途拍摄了大量的风土人情。他感慨道:“我不仅耳濡目染,从潘光旦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领悟到摄影是观察、调查、见证事物的方式,社会学的调查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可以说,这句话贯穿了他整个的摄影生涯。第二件是他的另一位恩师费孝通,决定于1957年5月重访成就自己学术高峰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江村,特邀他一同前往。费先生对他说:“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里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次圆满完成拍摄任务回来,费先生的《重访江村》一文就在1957年6月的《新观察》第十一、十二期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幸的是,费先生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久就被打成了“大右派”。不仅《重访江村》终止了连载,而且《新观察》杂志也成了反右运动的重灾区,随后被迫停刊。到1982年1月,平反改正后的费先生第四次访问江村,张祖道又赶赴吴江,师生俩再度合作。返京后,费先生在江村所写的《漫谈养兔》一文就在《新观察》半月刊当年的第五期上发表,配发的三张照片当然又是张祖道所摄。此后不久,费孝道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他一旦有了新作,总是让爱徒张祖道亲自去取,交由《新观察》杂志发表。因此,尽管张祖道在杂志社一直是个连组长都未当过的“大头兵”,但在同行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个真正的“无冕之王”。
我的学生张祖道在清华社会学系学习的时候已经初步掌握了摄影,结合他学习的社会调查方法,拍到一些如天桥等北京社会的平民生活。
五十年代中期,祖道又随潘光旦老师进行土家族地区的实地民族社会调查,并伴同我多次去苏州吴江的江村调查。
祖道以其五十多年的摄影实践,称得上是一名田野调查的摄影者,摄影的田野调查者。
是为贺。
费孝通 2003年3月29
时年九十三岁
作为资深记者,张祖道对我们几个新来乍到的年轻编辑十分关心,时常来问我们,有什么采编的文章需要他用图片配合?一开始我在文艺组,兼管体育方面的稿件。因当时中国女排在争夺奥运会代表权的比赛和南京国际邀请赛中,力挫了日本、韩国和美国女排,大振国威,而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又是我高中同学,我就顺利地到国家体委组到了一篇题为《中国女排》的长篇报道。我告诉张祖道后,他立即去体委拍回来了袁伟民和十二位队员的照片。他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在照片下方标出了每个队员的排号、年龄和身高。如郎平照片下标的是:(1号)、19岁、身高1.84米。这应该是国内媒体全面报道中国女排崛起的第一篇文图并茂的文章,令我至今难忘。接下来我与张祖道的合作,是采访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几十场演出,他都是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赶场子,拍下了近千张舞台演出照片。我采写的《歌声唱彻月儿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巡礼》在1980年《新观察》第八期上刊出时,除封二用了他拍摄的哈萨克族舞蹈《刁羊》外,文章只配发了两幅照片:蒙古族独舞《鹰》和朝鲜族的《淘米舞》。我很有些歉意地对他说:“您辛辛苦苦拍了几十个胶卷,只刊用了三张照片,真对不起您。”未料,他笑道:“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要不是有这次会演,我怎么拍得全呀?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将来,这些未刊用的照片,都是宝贵的资料啊!我过去是学社会学的,就是对拍摄这样纪实性的作品感兴趣。”
为有机会常到外地走走,采写一些反映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1981年下半年,经主动请缨,我调到通讯报道组当记者,接受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去甘肃省武都专区采访农村改革的“大包干”。临行前,张祖道对我说:“山区路陡坡险,要不是我已年近花甲,实在跑不动了,不然我一定陪你去采访。”接着他又问我,“你会拍照吗?”我说:“像我这样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连结婚照都没有钱去拍一张,哪买得起照相机这样的奢侈品啊!”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初也买不起照相机,总是借同学的一台折叠式的皮老虎相机试手。直到抗战胜利一年后,才在王府井淘到了一台老式的蔡司依康旧相机。不料第二天就拍下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场面。后来,又用这台旧相机记录了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的全过程,和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挂起的第一版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讲完这些,他说:“我们摄影美术组有几台淘汰下来的旧相机,你带一台去采访吧,拍照的基本要领不难学,我来教你。”他手把手教了几次,当我初步掌握拍摄技巧之后,他又嘱咐我说:“你一定要注意观察生活,千万不要让人家摆姿势,喊什么‘一、二、三,茄子’,要学会在瞬间抓拍真实的场景。”那次,我从甘肃、陕西采访回来,写了三篇报告文学在《新观察》上发表,所配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张祖道为我冲卷洗印时说:“你初学乍练,拍成这样就不错了。关键是你若不带相机,到那些穷乡僻壤去采仿,谁能为你提供这些真实纪录农村改革的照片呀!”
叶浅予先生 (张祖道 摄)
1990年,北京有家杂志改刊,临时聘我去当主编,搭班子时,我就想到了已在1987年离休的张祖道,到他家去请他出山。那天,他让我看了他家的无价之宝:一只金丝楠木箱子。这只箱子是那年随潘光旦先生去作社会调查时花七元钱买的。他近半个世纪来拍摄的照片底板和资料卡片,全都装在这箱子里边。他说,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老照片,我立马就能找出来。当我说到杂志改刊号上准备发一篇题为《毒品犯罪的死灰复燃》时,他就说:“你没见过旧社会的人抽鸦片烟吧?我有一张这一场景的照片,现在就可以给你找出来。”办刊期间,他还和我一同到中关村去采访。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感慨道:“1949年前,这里还是郊外的一个破旧的小村庄。我家里还有当年拍摄的中关村照片哩!”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应邀到中关村去看一个展览,见到中关村管委会的宣传干部,问他们有没有半个世纪前中关村的老照片。他回答说没有。我就把张祖道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他连声说:“这样的老照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太感谢您提供的这个重要信息了。”
1992年底,我申办《作家文摘》成功,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天,张祖道兴冲冲地来找我。他知道我手下只有几个编辑,忙得不亦乐乎,就说:“我来帮帮你吧。”我说:“文摘类报纸,所用图片都是原发图书报刊上的,不用摄影记者。”他笑了:“这我知道。你们不是还没有物色到专职校对吗?我来帮你看看校样还是可以的。”我曾听他说过,巴金的《随想录》再版时,他曾主动当起了校对,结果还真的发现了几处错误,赢得了巴老的赞许,并送上大三十二开线装五卷本《随想录》表示感谢。但我考虑到他已年逾古稀,又是近视眼,再干校对工作太吃力,就婉谢了他。我说:“还是赶快把你的照片资料整理一下,你又能写,出几本有价值的书吧!”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生正逢时——我所认识的吴祖光》,在一家大型刊物上发表时需要配发照片,这时我就又想到了张祖道。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他就把他拍摄的七八张吴祖光不同时期的照片送到我家来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是1956年6月吴祖光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的照片,令我深受感动。那天我问他:“你回忆摄影生涯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回答:“学不会用电脑了,正在写着呢,慢慢会一本本写出来的。”他果然没有食言,从2007年开始,就在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三本书。日前,我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不外借的这三本书,看到装帧精美的《刹那》画册的封面上,衬底的是约一百六十个金色的名字,右上角头一个是胡适,左下角末一个是郁风。可以说,几乎包罗了近现代所有的文化名人。最令我惊奇的是,其中居然还有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迟子建。这张照片摄于1997年4月12日,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离休也十年了,他依然执著于他钟爱的纪实摄影事业,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多让人敬佩啊!
这是张祖道先生所摄吴祖光不同时期照片中最为珍贵的一张:1956年6月,吴祖光(右)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中)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
2012年,九十高龄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诚哉斯言。这样一位一生老实做人干事的老同事、老朋友悄然驾鹤西去,教我如何不想他?
转自《文汇报》201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