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印度学者狄伯杰拜访季羡林先生

我在《中印情缘》一书中坦诚地谈论过自己的一些导师和同事，季羡林先生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但如果就此认为他对我本人以及我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毫无影响那就太不公道了。我在印度时，从尼大（尼赫鲁大学）老师的口中听到了他的名字，也读了一些他写的关于印中文明对话的著述。季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学研究者中的顶尖人物、一位精通12种语言的古汉语学者、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者、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获颁印度三级公民荣誉奖。

季先生住在离未名湖不远的朗润园13公寓，我经常出入这位学术巨擘的住所，看到桌子、椅子、床，甚至地板上到处都堆满了一摞一摞的书。每次我去拜访，都只能将将挪出一个坐的地方。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抱歉！ 我这屋里太乱了。”当他得知我来自印度时，欣喜不已，热情接待。在我的研究论文中讨论印中文明接触时，引用了他的“文明对话”一词。他曾说：“印度和中国是天造地设，因此孕育了两种孪生文明。”他呼吁印中两国人民恢复以相互学习和理解为核心的文明对话。他还向我介绍了他在1991年12月出版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想，此书终有一天将翻译成印地文。2013年，李克强总理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签署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谅解备忘录》。作为该项目的指定召集人，我把季先生的这本著作列入译成印地文的图书书目恰如其分。我很高兴一旦这个项目完成，将有更多的印度读者能够读到季羡林先生的杰作。

我的老师谭中先生曾经慨叹“人们破坏了季羡林为推动印中文明对话所做的贡献”(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页)。我想他的论断有道理，尤其是在印度学术界，许多人甚至没听说过季老的名字。除了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学者外，在文学领域，他的著作几乎无人提及。也许语言是一个障碍吧，毕竟在印度懂中文的人极少。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翻译季先生的一些文章。早在1994年我读博士学位期间翻译了他在谭中先生主编的《印度视野》上所撰写的文章。随后在印度学术界介绍了他1982年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并担承部分文章的翻译工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任务。2017年编辑王槐挺先生翻译了《天竺心影》的英文版。2018年在印度出版了由郁龙余教授和朱璇博士著的《季羡林评传》的英文和印地语版本，都是我本人翻译的。2020年又完成由郁龙余教授和刘朝华博士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印卷》的英文和印地语版。由于这种背景，我认为有小小的资格说下面的几句话：

我认为季羡林是第一个提出“文化流动的循环性”理论的人，并通过他的文献考察、语言知识来阐述这个理论。如果我们看他的《印度文学在中国》尤其是印度寓言、民间故事的流传，这一理论非常突出。与此同时，这个理论也可以涵盖思想、技术、产品、人文交流等领域。季羡林先生用大量第一手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并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糖史》等著作和论文都是围绕这个理论来阐述的。

第二，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印度和中国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one-way 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他在研究中提出“双向贸易”的概念，我认为他不仅提出“双向贸易”，甚至肯定“多向贸易”的说法。其实他的“循环性理论”确认了这一点。他上述的著作处处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编纂《糖史》过程中，季羡林研究了制糖技术及其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以及从埃及等国家到中国，然后向印度的传入。难怪糖在印度被称为Cheeni（意思是中国的）、其原状被叫成Mishri（或埃及的）等。

第三，若说季羡林先生为印度学奉献毕生精力，绝非虚言。他曾多次访问印度，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秉持着中国人民对印度兄弟的情谊，也受到了印度人民的热情欢迎。他在印度发表演讲时，对印度人民谈起中国文化以及文明交汇的辉煌阶段。回到中国后，他写下印度游记并发表多篇文章，不仅向中国人民，也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印度。《季羡林散文集》中的“天竺心影”部分描述的即是他对印度的印象。在这些回忆中，人们可以看到印度灿烂的文化；还可以看到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展现出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上中印友谊跨越百年代代相传，这也是季羡林一再提到的。

第四，季羡林先生是卓越的翻译家。在中国，真正从梵文原典将印度文学的主流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并进行学术研究的，季羡林是第一大家。他先后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等巨作。季羡林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分，他所强调的是勤奋。他说：“无论干哪一行，没有勤奋，一事无成。”（郁龙余：《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出版社2004版，第516页）1993年我初次拜访季羡林先生时，只见他的客厅里到处都摆着书，好不容易才找出坐的地方。后来发现，每个房间都有同样的情况。他说他只需要六个小时的睡眠，剩下的时间都写东西，从事不同的学术活动。他不喜欢睡午觉，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五，季羡林向我们讲述了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过去两千多年两国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交流，相互学习，发展并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得益于这种交流。这样的交流有着诸多优势而无损害。其次，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史是由人类共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创造。认识到这一事实将非常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版，第85-86页）最后，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季羡林认为，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主要文化，并将使人类和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正是因为季羡林的这些观点，他一辈子在吸收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受到世人的称赞。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毫无疑义，他是印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永远会鼓舞和教育我们！

今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写这篇小文，除了纪念他为印中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更愿印中人民的友谊代代相传。

（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