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怀念恩师郑敏先生

2022-01-21 | 章燕 | 来源 公号“西南联大博物馆”2022-01-17 |

今年13日清晨,“九叶诗人”中的最后“一叶”郑敏先生踏上了远行的征程,那一片舞动了一个多世纪的叶子带着它灵动的哲思飘向了天空,飘向了远方,也飘向了生命的永恒。去年初秋我得知先生得了重病,且先生已是年过百岁的老人,对于先生的远行我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但先生的离去仍令我神思恍惚,心中久久难以平静。回想30多年前跟随先生读书的7年时光,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先生与我相对而坐,和我滔滔不绝地探讨中西诗歌、哲学、历史、文化的情形。她那轻柔而温和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萦绕在我的心中。

左:郑敏;右:章燕。

1987年初秋,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成为郑敏先生门下的一名学生,跟随先生攻读英美诗歌。那时候,先生要我们到她家里去上课,我们几个研究生对此感到很兴奋。从此,我们每周四下午蹬着自行车,一路风驰电掣来到先生住在清华园的家。那是一幢浅灰色的老式4层楼房,四周有绿树环绕,十分幽静。先生家的窗下还有一个绿草茵茵的花园,星星点点的花儿在绿茵中闪现。下午两点半,我们轻轻叩开先生家的门,先生微笑着将门打开,把我们领进她的书房。书房中靠西墙的那边是一排高高的白色书架,里面放满了各色英文书籍和照片、画片,环境优雅而温馨。先生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已经放好了几杯茶水,一瓶夺目的鲜花在我们的眼前绽放。

先生开始讲课了,她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戏剧,带我们读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和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先生讲华兹华斯的诗,特别生动而细致,她不认同当时苏联学者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做法,而是带我们读华兹华斯的原作,让我们细心体会其中的意境,感悟诗人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华兹华斯的研究还停滞不前,对华兹华斯的认识带有不少偏见,先生的研究及其观点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性的。除了给我们讲英国的文学经典,先生还给我们讲美国当代诗歌。当时,国内的诗歌界正面临着新的转向,急于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先生在1985年赴美国讲学,阅读了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并将它们翻译成中文。1986年她翻译的《美国当代诗选》出版,对国内年轻诗人的创作及当时的诗歌发展的走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我们那时也是初次接触到美国当代诗歌,对其中充满实验性的探索极为好奇,先生的讲解结合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哲学思想的转向和诗学、美学思潮的新动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领略到英美诗歌在当代发展的新天地。

跟随先生读博士的那几年,我被先生手把手引领着走进了西方哲学的大门。她在80年代中期接触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解构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理性权威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追求永恒的变、多元、运动的思维观,这些都与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学求学时所学到、悟到,又在她心中深深扎根的哲学思想产生互通,对她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她90年代的诗风发生了很大转变。而她对我们几个博士生的要求,也是从哲学入手去研究文学和诗歌。先生常说,没有哲学的高度,研究文学是深入不下去的。她深信“哲学与诗歌是近邻”,而这些思想也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虽然我毕业之后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回到了诗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那几年跟着先生认认真真读了一点哲学的话,诗歌研究只能落在肤浅的表面。我对先生的教诲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左:章燕;右:郑敏。

跟随先生学习的这7年间,我和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先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也是我的精神导师。她虽然大多和我谈的是学术、是思想,但也常在课后和我聊起她那不平凡的一生,回忆她小时候的事情、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形,以及她在解放后、从海外回国、到社科院工作以及“四清”、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她给我讲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形,使我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求学问、求真知的精神深为感佩。先生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她原本想读外文系,但在报名时临时改变主意,报了哲学系,因为她深感哲学的艰深,自学困难,而这一临时的改道则影响到她后来一生的诗歌创作和思想的形成。在西南联大,她师从冯友兰、郑昕、汤用彤等先生学习哲学,并跟随冯至先生学习德文。刚刚起步诗歌创作的她也在诗歌写作上求教于冯至先生,得到了冯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先生说,虽然那时的生活是清苦的,还时常“跑警报”,但心里有追求,精神是平静和舒畅的。讲到联大的那些大师先辈们,先生说,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活在学问里,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浸润在那些无穷尽的探索和求知中。先生和我说起这些早年的经历总是兴致勃勃,而我则听的津津有味,被先生和她的先生们的经历所深深地吸引和感动。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先生讲到她回国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先生于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5年与丈夫童诗白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势力非常猖獗,一些在美的科学家都被阻挠返回祖国,先生的经历也不例外。她当时已于1952年完成了硕士学业,又自费跟随茱莉亚学院的老师学习声乐,同时焦急地等待和丈夫一起回国,但一直得不到美方的放行。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情形才有了转机。先生在得到允许回国的两周之内就启程返家,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她在美国学习生活了7年,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但她并未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是迫切地想回到祖国,为国效力。讲完了这些经历先生长出一口气,说了一句“经过反复折腾总算是到家了!”她还对我说,当时她的一些朋友以及童先生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留在了美国,她说:“我很庆幸我回国了,如果我还留在美国,我充其量就只能在家做个好太太了!离开了养育我们的大地和文化,我还怎么能写出诗来呢!”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的震动极大,我从中看出了先生的品格。先生回国之后,文革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但她对我说,“那时候不用教课了,我就在家里听音乐,听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她内心中的沉稳和韧性似乎超过了痛苦的煎熬,她始终坚定地认为历史的脚步一定是往前走的。我想,这和先生坚守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她的眼光看到的是更广博的人类命运,摸到的是更漫长的历史脉搏。这使得她在文革之后的反思更为深刻和睿智,促使她写出了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心路历程的组诗《诗人与死》,其深刻性撼人心魄,从中我看到了先生哲思的深度、思想的高远。

左:章燕;右:郑敏。

毕业之后我时常去看望先生,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师生之情,每次去看望先生,她总要和我探讨学术上遇到的问题,或谈及当下的时事,或是诗歌,或是文化、或是政治、或是教育……我们谈论的话题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先生在晚年尤其关注人类面对的问题,面临的困境,所处的令人忧虑的环境,90多岁的先生坐在我的面前,滔滔不绝,从不疲倦,从她那瘦弱的躯体种中迸发出的无不是她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知识份子广博的胸襟和良知。

先生走了,那一片叶化为了秋天里的远山,化为了收获日的满月,化为了那片片金黄的稻束,化为了在我们脚下流过的一条条渗透着历史记忆的小河,流向了远方,流向了未来。

但我心中的先生却从未离开,她留给我们的沉静而富于哲思的诗句,她那思想中蕴藉着的博大而崇高的精神境界永远在我的心中跳荡。


2022115


(作者系著名诗人屠岸之女、郑敏先生高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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