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宓在中国首创比较文学学科，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他文学上的成就已是国际公认。可能是因为文学成就的光芒过于耀眼，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几乎被掩盖，吴宓历史学家的身份常常被人忽视。除一二学术掌故偶有提及外，学界对这位大学者在历史学研究上的贡献往往语焉不详。笔者在准备撰写历史学家林志纯年谱时，偶然从《吴宓日记》中读到大量有关他在历史系任教时的记录，知道吴宓先生曾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专职教授。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20年）近年得以出版，也为我们了解吴宓上世纪50年代在历史系任教时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

1954年，吴宓（右三）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合影。图片来自《吴宓日记》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风行学习苏联，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也不例外。外文系停掉英文专业，改为俄文系，吴宓所授课程“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相继停课。接受历史系邀请，吴宓于1953年2月进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吴宓日记》写道：“2月11日，星期三，今日学校正式通知藩、良二系主任，谓宓、晓、道新即日改为历史系教授、讲师，但仍在外文系学习俄文云云。”吴宓来历史系任课与他在历史系有几位可以交谈的好友有关，日记中出现的“良”指孙培良。孙培良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是吴宓好友之一。吴宓与其他两位教师一起从外文系转到历史系，吴宓是作为教授到历史系的。1953年3月3日，星期二下午，他给历史系学生上了第一次课。这天的日记中吴宓写道：“下午2:30-4:30，始在历史系2105教室授史系一二年级合必修之《世界古代史》课，先讲印度史。”虽是资深文学史教授，吴宓在备历史课的过程中也至为用力。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培良催，赶撰《世界古代史》教学大纲成。”同时，为了备课充分，吴宓的阅读也从文学类转向通史。不足三个月，吴宓即已将较为专业的《希腊史》读完：“4月30日，读Bury《希腊史》毕。”

1954年11月19日，《吴宓日记》手迹

在参与历史系集体备课时，吴宓与两位助教孙甫儒和王兴运在如何理解“古典”一词上产生意见分歧。两位助教认为Ancient和Antique以及俄语Дре вний可与“古典”一词对应，而吴宓却认为“古典”专指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不能简单将“古代”与“古典”混淆。1955年9月26日的《吴宓日记》中记下了这一问题：“宓谓俄文Дре вний （古代）一字，固亦可作‘希腊、罗马’解，然中文‘古典的’一字则必为classical之对译无疑。”“古代”与“古典”所指为何，学界确实早有争论。林志纯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在1952年8月14日《大公报》上撰文《古代世界与古典世界》予以纠正：“古代世界泛指地中海世界以东至于中国的奴隶社会全部区域而言，其中包括有古代东方（埃及至中国）和古典世界，古典世界则仅指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范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学界对于“古代”与“古典”含义并无分歧，以俄语Дре вний 指“古代”，而俄语Ант ичный 更多指“古典”，问题出在翻译过程中。彼时，我国学者甚少接触西方古典学，对西方学界以“古典”特指古代希腊罗马的习惯所知甚少，所以在翻译苏联著作时对二词的微秒差异并未领会，以致中文中的“古代”与“古典”并未严格区分。

吴宓早年留学哈佛，师从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学习比较文学，学习过程中深受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影响，较早接触了西方古典学，对“古典”一词的内涵早有体会。白璧德认为西方近代化是一个从信仰走向理性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却把人的理性视为一种绝对的工具，人自身的精神生活便被压缩。为此，白璧德提出新人文主义主张，在古典希腊、希伯来和近代思想中寻求一种平衡，实现人的自身情感和理性的平衡。新人文主义重视古典文明研究的做法对吴宓的影响是深刻的。1923年1月，吴宓在《学衡》上发表《希腊文学史》，关注到西方古典学界著名的“荷马问题”，分别讨论了荷马是否有其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荷马史诗成于何时、作于何地，吴宓一一评骘。

西方古典学对吴宓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文学方面，吴宓的历史研究也深受影响。近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保存了吴宓对古希腊三大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研究。除却对三大史学家史学地位、著作性质、撰史目的以及态度和方法的讨论，吴宓还借鉴古罗马史家普鲁塔克“对传体”研究范式，分别以一位罗马史家对应一位希腊史家：李维对应希罗多德、塔西陀对应修昔底德、凯撒对应色诺芬。如果说吴宓早期的古典学研究多立足于文学和文本批评，那么到上世纪50年代进入历史系后，他的精力主要在古典历史的研究。进入历史系后，吴宓阅读了大量古典历史著作，除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外，他还阅读了J. B. Bury的《希腊史》、Humfrey Grose-Hodge的《罗马史综论》等。1956年7月18日，在阅读完《罗马史综论》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读Humfrey Grose-Hodge撰之Roman Panorama：a Background for Today （Cambridge，1946；pp.1-246），完。此书极佳；若《学衡》在，宓必译登之。”

新人文主义者欲从古典文明找到与现代文明平衡的努力在吴宓身上体现明显，在中国创立比较文学学科，以专业方法研究西方古典历史，甚至，他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古典语言课程古希腊拉丁语，初衷大致也在于此。同样，吴宓在历史研究中，也深受到新人文主义的影响。

首先，吴宓以考据学方法论证荷马史诗的真实性，从史诗中寻找希腊早期历史。寻找真正的荷马从希腊化时期就已开始，至今仍无确定答案，荷马史诗叙事真假亦扑朔迷离。吴宓却以考据学方法，立足史诗文本，绘制出了《荷马史诗图说》（西南师院1958年印），将“特洛亚战争前后三十多年横贯地中海广袤世界的时空过程”（马家骏：《古希腊文学教学的典范——从吴宓先生的二图谈其创造性》，参见《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388页）清晰呈现出来。吴宓打破学界以往对荷马史诗叙事的怀疑，以知识考古方法重新叙说希腊早期历史。从所绘《荷马史诗图说》中可见，吴宓将早期希腊历史追溯到“不和”女神投金苹果，希腊人用十年时间（从公元前1203年到前1194年）建立联军，远征特洛伊；从公元前1193年到前1184年的十年是特洛亚战争，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亚城的第十年，展现出阿喀琉斯之怒、第十年赫克托耳之死的54天特洛伊城因木马计而被攻克。《荷马史诗图说》右上部分则“列举希腊与特洛亚双方的阵营与主要人物，绘制从海峡经12华里大陆到特洛亚城的地形图，示意以希腊舰队、围城人马、双方营垒所在、战场位置”。图的下部分描绘了公元前1183年到前1174年奥德修斯流浪返乡之路，纵向排列了其十年行踪；横向中间部分是奥德修斯归程前一段的路程图，描绘了地中海北部的简要地形，图表上部是奥德修斯的旅行线索，按照顺序标志了奥德修斯的漂流图；图的底部描绘了三大岛——仙女岛、斐基亚人之国、伊大卡岛，这一部分不仅有奥德西的行踪，还有其子忒勒马科斯寻父之路。吴宓以图说形式把研究对象从时空、内容、发展脉络结合起来，这在今天看来仍是重要的史学贡献。利用传统考据，从史诗中考证希腊早期历史，既需要语言学方面的训练，又需要绘图的技巧，其中最为关键的考据学素养是今天学者力所不及的。

其次，吴宓将古典世界及周边古代文明视作一个双向互动的整体。1960年绘制出《爱琴海文化（时代地域总图）》，从时间和空间上将爱琴海周边文明纳入到这一整体世界。爱琴海文化不是单一孤立的文化，而是爱琴海周围各种文化综合连贯起来的整体文化。时间上，文化图以一个世纪为单位，树起从新石器时代到文艺复兴的漫长历史坐标系，纵列新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及其后的文明时代。空间上，文化图以希腊为核心，从右至左分列埃及、赫梯、特洛亚、克里特岛、希腊、罗马，将罗马、埃及、赫梯纳入其中，这些地区与希腊相互影响，展现出各个文化间的单向、双向交流。单向交流包括古老文明对新文明的影响，如埃及与赫梯、特洛亚与赫梯、克里特与迈锡尼等；双向交流则注重同时期文化的交流碰撞，尤其是希腊与邻近文明之间的文化碰撞。文明图中，吴宓突出呈现了罗马文明的独特性，罗马曾是希腊的藩属，受希腊文化影响，之后罗马灭亡希腊并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爱琴海文化（时代地域总图）》把希腊文化的历史同周围埃及、赫梯、特洛亚、克里特、罗马等各个文化体呈现在同一图表中，既体现出希腊文化的独特性，又彰显了爱琴海文化的整体意义。

再次，吴宓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观，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古典哲学、宗教以及中国儒家文明都被视作可以医治现代化弊端的良药。受其影响，包括吴宓、梅光迪在内的“学衡派”在对待儒家文明的态度应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视为“圣道”，而其中分量最重的，乃是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学衡》杂志开卷的两位插画人物便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偶然，乃是刻意安排，意在融合儒家与古希腊文明。（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具有相通性，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参见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作为学衡派主力的吴宓强调“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页）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在研究荷马史诗时，吴宓以其深厚的学养在中国典籍中寻找与荷马史诗可以沟通的文体，认为“吾以荷马诗比之中国文章，窃谓其与弹词最相近似”。（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第415页）吴宓还考察赫西俄德与中国古代教训诗文的异同，认为“至《田功与日占》一诗，则《诗经·豳风·七月》一篇最为近之，《周官·考工记》亦有似处”。（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第432页）在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的《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中，吴宓发表《罗马历法简说》一文，在对古罗马的纪年法与历法演进研究的同时，还将罗马历法与中国历法建立起联系。认为罗马努马·旁皮利Numa Pom⁃pilius初改定历法，“每年十二个月，共355日，以元月望日（公历三月十五日）定位“岁神”（女）的祀期”类似于中国的“上元节或元宵节”。

吴宓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是建立在他早年对于“西学”的深入认识基础上的。对于西学的态度，他认为，学习西学“必深通语言文字，兼习各种学问，更专精一类之学，其所知之广，所极之深，须与西土名士硕儒比肩齐誉无逊色，然后可言介绍西学。介绍西学者，非掇拾零篇，字移句译，意晦词塞，矛盾荆棘，散漫模糊，夸张凭陵者所可从事也”。（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国人对待西学不以“掇拾零篇，字移句译”为目的，而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如此，便不难理解吴宓将中国古典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视作为可熔于一炉的古典遗产的做法。从吴宓对待西学的态度和他的史学实践来看，无论是从思想观念上，还是精神气质上，他都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称吴宓为“具有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有其道理。

如果说1920年代，提倡“革新”的新文化运动风靡华夏大地，具有“保守色彩”的学衡派进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而无法推广其思想的话，那么进入50年代，吴宓同样面临着来自其他思想的挑战。吴宓在历史研究中的遭遇似乎可以视作这种境况下的一个缩影。50年代，身居西南的吴宓转行世界古代史后，研究和教学中依然保存着新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重拾古典前路未卜，吴宓对待未来的态度是一种观望的心态。这一时期的一首诗歌颇能表现他在当时的处境。

怜君久病坐匡床，相慰无言亦自伤。身累浮名多困苦，家罹横祸到沧桑。文姬曲妙谁知己，漱玉词工早断肠。盥诵先师当日句，途中人去我相望。

前面几句陈述家国环境的变化，“文姬曲妙谁知己，漱玉词工早断肠”一句诉说自己对于文学的挚爱，却不为人所理解。末句“盥诵先师当日句，途中人去我相望”是吴宓心声的流露。随着学习苏联的推进，不但自己在文化上“中国向何处去”的主张受到挑战，而且连自己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方法也受到质疑，对于曾经的理想，也只能远远“相望”罢了！

当然，他不会料到，后来情况会发展到更加意想不到的境地。不但因为对“古典”一词的理解与助教产生分歧，而且分歧进一步扩大，最终发展为观念上的冲突。一次，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会议上，助教之一的王兴运以斯大林的讲话论述查理曼分裂的原因，吴宓听后颇不镇定，称自己不愿听从斯大林的成说。二人情绪一度激动，孙培良见状，首先站起来说：“我以系主任的身份，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紧跟着吴宓也站起来说：“我以教研室主任的名义，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王兴运走出会场，将这一情况向历史系总支书记汇报，事情闹到学校，最后省里似乎也有人听说了这件事。此后，吴宓在历史系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他也以各种理由将世界古代史课程让与助教。

吴宓在历史系的尴尬地位一直到转入中文系才结束。在历史系工作5年有余，1958年10月4日，吴宓离开历史系，转入中文系。“今日派定宓在现代文学教研组，临窗，座与教研组主任耿振华同，宓让与教研组秘书蒋家雄，而自取蒋之小桌。”（《吴宓日记》1958年10月4日）此后一段时间，吴宓的日记中少了无助的牢骚，日记中多次出现的“愤郁”似乎也随着工作单位的更换而烟消云散了。吴宓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清诗”，饮“桑葚酒”。吴宓心境的变化在他的日记中保留下来：“中文系纪律不如历史系之严，行动步伐亦不如历史系之整齐。”（《吴宓日记》1958年10月4日）他想换到一个“纪律”不严和“步伐”没有那么整齐的工作单位，就此离开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