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92年，作者探望韦君宜（左）

将毕业了。一个下午，北大31楼227房间。

舍友莉莎进门，递给我一封信，说：“也许这是你在等待的。”

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在红色的单位名称旁，有“韦君宜”三个字的钢笔签名，字迹有些潦草。

信不长，打开看完，我坐在上铺，垂着双腿，泪如雨下。

信中说：“你的才华在闪闪发光。”

我复信后，她很快来了第二封信。君宜让我周日去建国门她家，说有些话要当面跟我讲。

她家在一个深深的院子里，有树，很安静。进门就是客厅，也是饭厅，有一张大餐桌。

君宜说：“我们今天吃炸酱面。”

饭桌上，她的女儿杨团说：“是我先发现你的小说，推荐给我母亲的。”

来稿有一箩筐，杨团从那个箩筐里把我的小说淘出来，给她母亲。她也是知青。

那次见面，君宜告诉我，我写的东西很私人化，发表的时候应当作些处理。

  她还替我作了“出道”的设计。她说，她很喜欢那篇《云》，但作为我的处女作，还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最合适。

于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1982年第3期，做了通栏标题。我立刻被几个电影厂紧追，后来小说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青春祭》。

另外一篇《云》，我给北大中文系孙玉石老师看了，他十分赞赏，后来由他的同学吴泰昌推荐到《收获》发表。

两个中篇连续在国内的权威刊物发表，为我铺垫了毕业之后的路。陈荒煤、谢冕都为我写了推荐信。为了尽早成为专业作家，我放弃了北京的几个单位，到了天津市作协。

我大学毕业时，时任《当代》主编的孟伟哉力主我进《当代》编辑部。

君宜却说：“曼菱是写东西的料，她不能像我一样，到六十岁才来写自己的东西。让她到大地上去吧。”

君宜的这番话正合我意。

当时我一个劲儿地要当专业作家。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主办的《当代》对我很是欢迎，但一想到每天必须看那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来稿，我就难以接受。当编辑要有一颗广博无私的文心，只想着自己的写作可不成。编辑永远是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回首来路，一个在1982年“出道”的青年作家，后来却不再写小说，去做历史调查与研究，一生不改其道，固然是“天性决定命运”，但也与恩师韦君宜有关。

君宜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另类”。大概她看出，我有种异质，不合群，难安身。那个时候，文坛的许多同行都知道，我“各色”，在笔会之类的场合里，总是融不进去。我喜欢天马行空，常到新疆，跑遍天山南北。

还有一点，是她深思过的，“浮在上面”于我的创作没有好处。她告诫我，不要加入那些小圈子，不要到处抛头露面，要到社会生活中去，扎实地做自己的创作。君宜有不同寻常的见地和做法。我与她一脉相承。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凡庸的“提携”关系，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血缘之情。

每当文章写成发表，我便觉万事大吉。后来有人提起，说我的作品当时没有参加全国性的文学评奖，这很奇怪。《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小说界很突出。

一天，我到荒煤家去。说到此事，他很生气地说：“刊物没有推荐上来，评奖怎么会有你？”

原来，是《当代》没有推荐我参加全国评奖。人文社有人告诉我，老太太（韦君宜）曾经发现一位有潜力的知青作家，非常惊喜，有很高的期待，可是在发表第一部小说之后，就没了下文。老太太怕我重蹈覆辙，所以要压一下，再看一看。

这有点像北方农民种小麦，要“蹲苗”。就是在成长最快的时期，突然停止供水，让它旱着。如此，不长高度，却敦实。

君宜有意不把我送到评奖的行列中，她这个思路影响了我的一生，也符合我的性格。

我自幼受《红楼梦》影响，“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我欣赏曹雪芹，“野心应被白云留”。

有一次，父亲发脾气，把我的那些文学获奖证书都扔出了家门。我们这个家庭，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不为名利，令我一生损失很多，但损失不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憎命达。”寂寞与淡泊是成就文学的好环境。张继最有名的诗《枫桥夜泊》，是在落第之后写的。自古许多文人都是在人生的低谷里写出佳作。待到前程似锦、门庭若市之时，写的都是应景之文了。

大学四年级，我有稿费，可以打扮一下了。在北大南门外的海淀路上，我看中了一块玫瑰色丝绸，买回来自己做了条“布拉吉”。连衣裙长袖，有领，过膝。这一身，既素且艳。丝绸特别适合年轻的身材，我穿上它，得到了校园里人们的称赞。

那天，穿着这条裙子，戴着一枚胸针，到《当代》编辑部赴会，心里还是有点发毛。那是《当代》杂志的颁奖大会。

等了片刻，老太太来了。呀！一身花旗袍，花哨晃眼，还戴着珍珠小耳环。这可把我乐坏了，忙上前向她问好。

我问君宜，我的裙子如何，她说：“很漂亮！很适合你。”我告诉她，是我自己做的。

那天我见到了严文井。我告诉他，我上小学时读到他的童话，那个关于风和苦孩子的故事印象很深。一个苦孩子病了，风来看望他，可是只能给他带来一枚又小又酸的杏子。我曾经以为自己就是那个苦孩子，不能得到命运的红苹果。可是我上了北大，还登上了《当代》，我获得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

严文井说：“好啊，我的童话有了新的结局。”

君宜对我具有影响力，不只是因为她对我严，更是因为她为人之真，信念之纯。这在人文社是一股清气、正气，可以说，老太太是人文社的镇社之宝。她在，大家就感觉踏实、有方向。

当时她的《思痛录》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她的风骨已经显现出来了。她始终追求公平、正义，具有高尚的人格。这是她人生的起点。

君宜曾是清华的才女，是与我一墙之隔的师姐。

上世纪30年代末，一次因为参加民主活动，暮色中她和同学躲到朱自清先生的家里。她在《海上繁华梦》中写道：“教授宿舍旁一条小溪，隔溪一片树林，一座小土山对面是女生宿舍楼静斋。夕阳正照在窗上，余霞成绮。我倚窗外望，想着坐校车赶进城去，脱在床上的旗袍懒得收拾了，下回回校来再说。”

然而，这一去就是十几年。1949年回来时，她已经是老校友。君宜出身名门，原可以走一条平顺的路。父亲安排她留洋深造，她却放弃，自去延安，为寻求救国真理，历尽千辛万苦，初衷不移。

这与那种为求个人出路或因爱情而投身革命的罗曼蒂克的小知识分子又不一样。

自少女时代她就有一颗博大坚强、志向明晰的心。到晚年，她仍有着热血沸腾的灵魂，追思而感痛，著书以明志。

君宜的几本书一直在我手上，我走遍天涯海角都没有丢掉。《露沙的路》《海上繁华梦》《思痛录》，薄而又重。

“薄”，每本书都很薄，字数不多。这是她到了六十岁后才写的，编辑耗尽了她的时光、神思和精力。“重”，她写出了一个抬起思考的头、睁开清醒的眼、讲出真话的自己，有着凤凰涅槃之重。这是世纪风云的重量，这是尊严与人格的重量。

我会永远收藏这些书，这是收藏一颗诚挚纯洁的心。我需要她在身边督促我。

如今，读她那用心声写出的字句，仍令人振奋：

“我坐在大上海的酒楼上，在音乐轰鸣中间忽然觉得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只觉得腻烦、腻烦。这种空气，呼吸长了会压抑死人。……这还不是在贫民窟，而都是在纸醉金迷的繁华场里所发生的呀！这里的人长年累月过这种生活，使我想起了从前有个老同学在愤怒之余的一句警句：‘生活就是侮辱。’这是一种规律、一种制度，不这样就不能生活。这到底是享受呀，还是受罪？”

“可知道，当一个女人还很年轻、刚用好奇的眼光窥视着生活的时候，在她周围就有多少老练到可怕的眼光在窥视着她？可知道，一个女人在男人正成熟的年龄（就说四十岁吧），却已经到了被人视为该退出舞台的关键年龄，一切希望好像都要随着花容月貌逝去了，尽管她完全可能再活四十年？”

当我写出那篇关于新疆的中篇小说《唱着来 唱着去》时，君宜欣慰道：“她可以走自己的路了。”

君宜第一次“小中风”后，我去看望过她。那天我先去领稿费，管钱的人不在。冬天将至，我马上要离开北京了，就托付时任《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请他帮我领稿费，然后去某店某柜台，买一床鸭绒被，给君宜送去，东西和价格我都看好了。那时鸭绒被刚出来，算是稀罕的。我跟老何讲：“如果有差价，不够的你就掏上吧。”他说：“没问题。”

离开北京时，我给君宜打过电话，她在那头叮嘱我，要握住手中的这支笔，一直写下去。

我没有辜负君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