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

2017-06-23 | 罗久芳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 |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罗家伦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父亲他们给了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父亲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1919年春,著名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做一系列演说,胡适为他做口译,而父亲和另一个同学被选去负责笔录。每次演讲完后,胡适先生都会让父亲他们核对演讲大纲,再拿去发表。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可惜那天拍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张可以确切认出是父亲的面貌,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队伍的前列。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集会于北京天安门前,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图为油画《五四运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父亲晚年回忆起来,形容那是他极快乐的一段时光。

蔡元培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1924年,父亲留学期间与蔡元培先生通了好多封信,幸运的是,这些信不但我们家都保留下来,蔡家也保留了不少父亲的信,前些年我们双方交换的信件,共有50多封。蔡先生与父亲,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现在看起来,让人感觉真的很温暖。

蔡元培退休后没有房子住,他70寿辰之前,父亲这些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念及他无一安身之处,便集资在上海给他建一所住宅。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父亲等人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三个多月的考虑,最终接受了众人对他这一番出于敬意的表达。但因“七七事变”的发生,这个心愿也未能实现。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了。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偶然找出写在荣宝斋仿古信笺上的两封信和10多首旧诗。细读之下,才知道它们的作者,便是钱钟书先生。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注释: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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