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国维家事

2013-07-04 |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国维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86年前的端午前夕,以英年投湖早逝。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著作的流传,这位饱学忧患之士,让人们更加思念。

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女士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她年已一百,有关父亲的种种,世人谈论甚多,她是唯一尚存的儿女,应该将父亲的事迹写下来,留供世人参考。因此,她根据各种资料、过去撰写的文章和不断的回忆,予以口述,再由好友李秋月女士整理执笔,留下记录,遂于2012年,成书《王国维家事》。

辫子二三事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如在民国六年〔1917年〕67月间致罗的书信)。但在同书194195页,即民国六年630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他们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言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却是罗振玉所伪造的,理论的据点,建立在虚无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成就方面,两人齐名,而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两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从而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

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家中的休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人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投湖之前的日子

  父亲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十九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王国维与罗振玉

  然而好景不长。1926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迭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投湖当天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6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6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用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对母亲造成的打击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用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摘自《王国维家事》作者:王东明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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