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景山（1943入学外文）

一、宿舍和茶馆

1943年我从贵阳国立14中（原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毕业，考进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注册报到后，首先是要解决住的问题。外地来昆的学生，按规定应该是有宿舍可住的，但学校不予安排，要自己找熟人协助解决。我终于在一位中学老校友、经济系四年级的史笃若固的协助下，找到了一张上铺安身。

1947年春摄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左起吴国珩、杨凤仪、杨淑嘉、王景山、西奎安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有自己的特点，大屋子，40人一室，分甲乙两头，一头住24人，一头住16人，全是上下铺的木头床。大家都用被单之类，把隔着一张长板桌相对的两张床封闭隔成一个4人小天地。宿舍是泥地、土墙，窗户不像窗户，只钉着些横七竖八的木头棂子。茅草房顶，没有顶棚，每年都要苫草，否则雨季到来雨水就可能漏进来。

我睡上铺，发现身旁就是粗大的屋梁，正好当作书架，放了几本心爱而又必需的书。以为这里是方便并且安全的地方吧，孰知还真有“梁上君子”，没几天我新买的一本原版《简明牛津字典》就不见了。后来我有机会并有资格睡下铺了，方便不少，可是早上起来一掀被子，蹦蹦跳跳的全是跳蚤。

宿舍光线昏暗，根本不具备自习的条件。图书馆的座位又有限，门一打开，大家一拥而入，如冲锋陷阵，优胜劣败，捷足先登，坐满为止。学生们被迫在茶馆里开辟学习的第二战场，联大附近的茶馆越开越多。

茶馆不仅是课外自习的地方。看书的，撰文的，做作业的，此外开讨论会的，办迎新会的，以至会客的，聊天的，打桥牌的，“泡妞”谈恋爱的，都不少见。泡上一扣碗茶或只要一杯“玻璃”即白开水，竟能坐上一天。该去食堂吃饭了，可以和老板娘打个招呼：“茶留着，下午（或晚上）还要来。”有一年除夕，我和两位要好的同学无家可归，便在茶馆里神聊，思乡怀旧，愤世嫉俗，一杯清茶竟从猴年晚上一直喝到鸡年凌晨。

二、吃饭和穿衣

从1943—1946年，我在联大求学3年，吃饭没有成为问题。我们是家乡沦陷的所谓“战区学生”，可以领取“贷金”，这事归训导长查良钊先生管。抗战胜利了，改为“公费”，总之是吃饭不要钱。

但当时吃的“八宝饭”却别具特色，其中当然有大米，不过也掺和着一些杂粮，以及稗子、草屑、沙粒，各种小虫子，甚至老鼠屎之类。好几大木桶“八宝饭”或“八宝稀饭”，往食堂的地上一放，大家蜂拥而上，帽子、眼镜落入桶内的事也听说过。云南著名的过桥米线、气锅鸡，我们可是从未问津，吃不起。但街头巷尾小摊上卖的烧饵块，其身份地位大致相当于老年间北京的烤白薯，吃起来别有风味，至今难忘。

如果在外面兼差，饮食情况就会好一些。联大学生兼差成风，从兼任中小学教师，邮局、银行、商店店员，一直到山顶放炮报时，应有尽有。最普通的兼差是做家庭教师，我曾做过一个暑假，收入不菲，足足吃了一个学期的校门外小摊上的豆浆、鸡蛋、糯米饭早点。

联大同学的穿衣，一般说，女同学多是一袭旗袍，冬天加一件毛线外套，就差不多了。男同学穿阴丹斯林蓝布或灰布长衫是主流，听说是老北大的传统。它可以遮丑，大褂一穿，破裤子、烂衬衫之类，都可以隐而不彰。当年阳光美术社的壁报上就有一幅这样的漫画，掀起长衫后襟，露出部分臀部，“幽”了我们自己一“默”。穿西装、夹克的也有，听说分别是抗战前清华和南开的流风余韵，此刻多半陈旧，已非当年的笔挺鲜亮了。油头粉面、穿着摩登的偶尔也有，或是个别爱显摆的公子哥儿，或是跑滇缅路走私暴发的“乱世英雄”，很为广大同学所不齿。

昆明四季如春，冬天一般不很冷。不过也下过雪，有时冷起来也需要一件大衣什么的，这就要感谢当年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主办的学生服务处了。他们举办了多项服务措施，设有阅览室、礼堂、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还向同学们供应廉价早点，深受同学们欢迎。我记得每当冬天到来，他们还出借棉大衣，对联大的一些穷学生来说，真是雪里送炭。

后来当翻译官和参加青年军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就有了一些穿美式军服的。再后来，驻昆明的美军越来越多，街上就出现了专卖美军用品的小摊，从全套的军装到军毯、蚊帐、睡袋，直到自来水笔、打火机，物美而价廉，同学们趋之若鹜，至不济也买双翻皮大靴子穿穿。

三、必修课和选修课

我到联大注册入学后，便去教务处寻找外文系一年级的功课表，问来问去才知道并没有这样一张表格，而是学分制。教务处外面的墙上，密密麻麻排出各系、各年级的必修和选修课目。规定必须遵守，但听什么课，听哪位老师的课，学生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

“选修”课当然可以自选，有的“必修”课竟然也可自选。同一门课常常会有不止一位老师分别开出，学生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例如，大一国文是全校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分成若干组，两位老师为一组，读哪一组，学生自选。各组的老师是由一位教授和一位讲师或教员搭配起来，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沈从文等著名教授，都是亲临一线。我选的是杨振声、赵西陆二位先生的那一组，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山东老乡吧。他们二位讲课各有特点，杨先生讲白话文，是自由式，讲胡适和鲁迅，讲徐志摩和林徽因，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赵先生讲文言文，是学院式，讲诸葛亮的《出师表》，讲李密的《陈情表》，引经据典，一丝不苟，一笔漂亮的行楷，美不胜收。

“选修”课也有“必选”的规定。我读外文系，不但要选修两门社会科学课，还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社会科学课，我选了吴泽霖先生的“社会学”和王赣愚先生的“政治学”。自然科学课，我选了苏良赫先生的“地质学”，至今我还记得各种石头的形成和石头硬度分级、光泽分类等等。

在联大，越是各院系的共同必修课越是由著名教授主讲。给我们上大一体育课的是抗战前篮球国手牟作云先生。我记得马约翰先生也教过我们，那时他已是耳顺之年，鹤发童颜，西装便服，身手矫健，神采奕奕。马约翰先生还教过我们拳击（boxing），给我们讲解各种拳法和比赛规则，并示范，至今记忆犹新。

四、老师和学生

联大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有趣的，而且亲切。

杨振声、赵西陆二位，可能原本也是师生关系，但都是我的恩师。我的第二外国语选的是俄语，王恩治先生教，解放后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长。当时俄语是冷门，选的人很少，有一个学期只有4个学生。半道忽然又来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拄着棍儿，跛足，进教室来。原来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他那时应邀准备访问苏联，在恶补俄文，便和我们一起成了王恩治先生的学生。

当年西南联大的“文史讲座”，很有名，演讲人都是联大各院系的著名学者教授，每次开讲，座无虚席。而坐在前几排的，却经常也是联大各院系的著名教授学者，以及讲师、教员、助教们。

当年联大的各学生社团，都请有导师。他们不是挂名的，都是真心实意地辅导。例如闻一多先生是新诗社的导师，一位新诗社的社员曾经回忆说，是“闻先生领导着新诗社。……他告诉我们做人比作诗还要紧”。闻先生也说：“我靠近你们（指新诗社）时，总觉得温暖。”“青年们领导着我。”我保留了当年闻先生的题词“向人民学习”，后来连同闻家驷先生的题词“团结奋斗救中国”和李广田先生的题词“不止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一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李广田先生是我所在的联大文艺社的导师。我们发表在《文艺》壁报上的文章，不少都是他事先看过、提过意见、甚至修改过的。他还经常会推荐一些文稿在外面的报刊上发表。

当年文艺社社员缪弘，作为译员参加抗战英勇牺牲，文艺社为他出了一本题为《缪弘遗诗》的小册子，李广田先生写了序，冯至先生读后在报纸上专文介绍。

五、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

我在联大就读的那三年，学术活动、文艺活动频繁，各种内容的演讲会、报告会、晚会、纪念会，几乎天天都有，海报都贴在民主墙上，联大师生和社会人士随意参加。中小规模的在一般的教室，规模大些的在改为大教室的庙堂里，再大的就只好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了。梅贻琦常委动员学生参军，林语堂先生来校演讲，反内战时事晚会，都是在这里露天举行的。也曾有几次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难忘的一次是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闻一多先生在会上的发言，他说：“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年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落地有声，使我深感震撼。

联大学生也有自己的娱乐生活，其中一项就是看电影。那时大家爱看的是外国来的文艺大片，如《一曲难忘》、《居里夫人》、《魂断蓝桥》、《碧血黄沙》等。当时的外国电影没有华语译制，一般也没有华文字幕，便请人临场口译，遇有接吻镜头，就会听到云南口音传出“他们在打kiss喽!再来一个……”这样的译介。影片里那些为崇高理想献身的思想、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温馨的亲情、可贵的友情、真挚的爱情，深深感动着、影响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

联大还有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那就是大门里侧民主墙上一字儿排开的几十种壁报。议论国事的，针砭时弊的，翻译外媒的，研讨学术的，专刊诗歌、漫画的，用工笔小字抄在纸上，再糊到床板上，因陋就简，挂出来可是琳琅满目，美轮美奂。

联大的学生社团量多、质高，十分活跃，王汉斌、彭珮云都是社团的积极分子。就我记忆，单是进步文艺社团就有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高声唱歌咏队等六大社团，成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我刚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和同学赵少伟、胡东明等办了一份《新苗》壁报。竟然接到过延安图书馆的来信，要我们每期寄给他们一份。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参加了联大进步文艺社团之一的文艺社，我被选为出版干事，参加编辑《文艺》壁报和“一二•一”运动期间铅印出版的《文艺新报》。

六、安贫和乐道

1943年冬，林语堂应邀来联大演讲。那天天气晴和，就在图书馆前的一大片空地上，他站在升旗台旗杆旁边讲，学生们站在周围听，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内容记不得了，但有两句话流传下来成为名言，大意为：联大在物质上真是“不得了”!在精神上可是“了不得”!

其实，“不得了”的还有联大师生的生活状况。

众多国内外知名的老师们薪金微薄，居处简陋，衣衫破旧，要靠写稿、卖文、兼差稍作弥补。那时联大学生多来自沦陷区，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虽有战区学生贷金，但只够吃“八宝饭”的水平。回想我初到联大之时，自来水笔、手表种种统统没有。手提用线绳系着的墨水瓶，自制简陋笔记本里夹着一支蘸水钢笔，就是我上课时的全副装备了。我的一位要好同学，冬天披着一件从家乡穿出来的棉大衣，破得不像样子，烂棉花都露在外面。可是，谁也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同学之间谁也不会小看别人的贫寒。

当年从外地来昆明很不容易。我从贵阳来，搭“黄鱼”车，抗战期间，汽油奇缺，烧木炭作动力，一路抛锚，走走停停，最后还换乘运猪的卡车，与猪为伍，一共走了半个月才到昆明。据我所知，著名作家金庸曾在重庆考取联大，和我同年，也是外文系。只因经济困难，路费无着，终于未能赴昆入学。十几年前一次会上见面，他写了两句话给我：“可惜未能作同学，庆幸仍得为同行”，说的就是此事。

我的老乡孔夫子曾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读《论语》每读到此处，总觉得抗战时期的联大学生，在这方面颇有些像颜回，也是安贫乐道。不过这“道”所包含的，是抗日救国的志愿，是振兴中华的理想，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