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当年蛇口街头的一块广告牌。一位如今在美国成长为知名材料科学家的中国东北人说，“当年，因为那句口号，蛇口成为我心中的圣地。”

然而，还有一个“办公室公约”，应该成为蛇口精神尤为重要的标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前一句口号仅仅是企业经营法则，而后一个“公约”则是礼仪法典。

当年求贤如渴的袁庚看中一个人才，并将其从清华大学“挖”来。袁庚诚挚地对他说：蛇口的经济管理要靠你们青年学者。

　　此人叫余昌民，1946年生于兰州。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9年考上清华首届经济管理研究生，曾赴日本企业考察学习，1983年调到蛇口工业区机关，历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他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是北师大的教师；他来到蛇口，成为袁庚和乔胜利两位老总的“高参”。

余昌民近照

　　这里之所以提到余昌民，是因为他当年曾为自己所管辖的蛇口工业区研究室起草过一个“研究室公约”。此文曾被广为传抄，竟然为许多公司“盗版”袭用，且被《读者文摘》所转载，国人争相捧读。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不仅是文笔的美妙，而且是时代精神不可磨灭的印痕。

　　这份 “公约”全文如下：

　　我们且用商量的口吻，大家都是知书识礼之人。

　　立此约，显然出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意，藉以帮助我们克制一点书生的“潇洒”与散漫，改掉一些并无恶意的粗心，和表现我们将庸俗和陋习拒之室外的决心。

　　比如，我们的书桌和书柜，乱中虽然也有自然之美，但显然还是摆得整整齐齐更适于我们的整体气氛。看报的时候，需要装订的不妨捷身代劳；看完后放回报架，或理一理摆在桌面。纸团和烟蒂，就不要再随手丢在花盆里，从而破坏了身边的和谐。

　　我们发现，礼仪的言辞和行为会增添自己的风度与美貌。每当电话铃响起，多半是愉快的消息，大家不要礼让，先说一声“你好，研究室”。效率即是生命的延长，当然唤之而来的也会是柔雨和春风。

　　满世界找胶水、订书机、剪刀、削笔器的时候，心里总有不舒服。所以用完各种文具，属公的，请物归原处，属私的，请物归原主。

　　数据是我们的营养，我们乐于共享。在陶醉于信息海洋之中的时候，我们注意留给他人机会与方便。

　　最令我们欣慰的，是良好的气氛与人际关系。我们鄙视势利与猫腻，也不喜欢酸气。在这个流动性很强的大家庭里，各人贡献一份新鲜和美德。

　　我们都是自己的主人，理解自己担负的职责，勇敢地对工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为自己的坦诚自豪，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尊重他人和享受他人的尊重，庆幸地省去许多耗费生命的烦恼。

　　正因为不会长年厮守，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有温暖，有激情，有体谅，有幽默，因而对人性和事业怀有信心，我们就是这样成长。

　　剩下的文章，由各人分头去写，用无言的默契，用沟通的心灵，用灿烂的笑容，用理解的目光。

　　时隔20多年之后，我们再用21世纪的目光去重新阅读这则公约，依然会发现其中的人性关怀与理性光芒，尤其是既温文尔雅又清丽畅快的文字。其实，公约中的重要内容，是委婉而礼貌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文明礼貌的细节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细节，对于人才济济的蛇口工业区研究室来说，难道是有必要的吗？回答绝对是肯定的。国人常常会把千年礼仪之邦挂在嘴边，其实关于这个尊称，炎黄子孙们是否会觉得受之有愧？这原因很简单，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

　　“礼仪之邦” 的称号离我们是否渐行渐远？袁庚当年看中的是余昌民的知识与眼界，而余昌民对于蛇口的贡献恐怕倒在其次。他的无心插柳之作——“研究室公约”，应该被写入小学生的课本。

转自 深圳晚报 201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