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百岁杨苡回忆民国时期教会女校

2021-11-11 |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 来源 传记中国2021-11-09 |

“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时,我就回来了。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但我心里想的是一年,没想到会是漫长的八年,当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

翻译家杨苡今年102岁了。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录。这一过程不像专门的访谈,他们就如往常聊天一样随意。余斌说,“碎碎念”恰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

19271937年的十年间,杨苡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那时的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爱读书,也爱玩儿。因为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阶段,杨先生特别希望多谈,也谈得最无顾忌。一幅民国时期教会女校生活图景,在杨先生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百岁杨苡回忆民国时期教会女校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而且要一直念到头

我是八岁上学的,进的是中西女校,我们都称“中西”。当时天津的教会女校有两所,一所是“中西”,还有一所叫“耀华”。那之前我在家里已经开始认字了,家里请了个老先生,主要是教我哥(翻译家杨宪益)。我是捣乱的,就坐旁边,他们总是让我老实点。写毛笔字时,我不好好写,把一格一格的都画上小人了。母亲从那时起就一直说我读书不用功。

我上中西是母亲奋斗来的。原先家里不让上,后来哥哥可以上学了,但我姐和我想上还要去争,重男轻女嘛。我娘(指杨父正妻)生的两个女儿都没怎么上过学:大女儿上过一阵,不想上,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没进过学堂。我们是庶出,有她们比着,照理更没机会。可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我们得给她争气,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念书,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念到头,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母亲一辈子就是这么想的,她自己没念过书,所以特别看重念书。她也不知道什么算念到了头,起初以为念完大学就算“到头”了,后来知道还可以往上念,就让我姐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再考研究生。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在家里学历最低。

▲从左至右:杨宪益、母亲、杨苡、杨敏如

中西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办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宋庆龄也是从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出来的。中学就更多了,校名则只有男校、女校的区别,男校都叫“汇文”,女校都叫“中西”。我从上小学起就在中西,小学部附属于中学。

从家到中西,路挺远的,我们住在租界,中西在“中国地”。天津人把出了租界的地方叫“中国地”。中西1905年就有了,最初在租界,后来在南关下头建了新校区。有租界的城市,教会学校一般都在租界里,像中西这样从租界迁出去的,绝无仅有。

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怎么不在租界,在“中国地”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在天津没有租界。当然,没租界可以在别国的租界里办学,上海的中西女校就在公共租界。问题是后来租界里没地了,美以美会只能在“中国地”买地建学校。教会也做慈善,他们还在“中国地”办过一所慈佑学校,不收学费,让周围穷人家的孩子来上。

刚上中西时,我们家还住在花园街。花园街在日租界,我和姐姐坐黄包车上学差不多得穿过整个日租界,至少要二十分钟。后来家搬得离学校越来越远,先是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后是英租界伦敦路的昭明里,再到耀华里,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一路过去,可以明显感到租界与租界的差别、租界和“中国地”的差别。英租界、法租界治安很好,干净整洁,人也礼貌。日租界就有些乱,建筑、街道都不能和英租界、法租界比,日本人还爱闹事,常见醉鬼,容易出事。母亲吩咐车夫,过日租界时别东张西望,别大声说话,让我们也不要在车上指指点点。

“中国地”比日租界更脏乱,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陷脚,可以说中西就在贫民窟。挨着中西有一个妇幼医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外国人看病都在那里。中西和妇幼医院连成一片,都是洋派的建筑,环境很好,进到里面就跟到外国似的,和周围反差非常大。

中西的学费,走读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

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很别致,有很厚实的门洞和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桌椅是一体的,像教堂里的那样。桌子可以从上面掀开,墨盒、尺子什么的可以放在里面。楼下有大图书室,中英文图书都有,暑假可从这里借英文小说看。图书室还设有几排长桌,比课桌宽绰多了,要画地图或为恳亲会写供展出的书法时,我们也会到这里。三层有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玻璃试管、器皿等很齐备就不用说了,上生物课,每人都有一架显微镜,在那个年头,挺奢侈的。手工、图画有专门的课室,都在三楼。三楼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几架钢琴分别放在几间小室里,供学生轮流使用。教学楼的右侧是大操场,从为小学生准备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到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单说冬天有暖气(烧水汀),就没有几所学校比得了。

当然,中西的学费也贵,走读的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要是住堂(住校)就要一百多了。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佣的月钱也才两元。学费贵,娘和母亲都嘀咕过。但像南开中学那样便宜些的,是男女同校,娘和母亲又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么样子?!如此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所,选择中西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中西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有头有脸的人家。如顾维钧大使的女儿,她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再比如颜惠庆的女儿,颜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他的二女儿颜枬生是我的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的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过,现在去世了。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中西的学生,家大都在租界,上学有车接送。放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车在校门口候着,有小汽车、马车,还有黄包车。我和我姐坐家里的黄包车,从八岁到中学毕业,只要去学校,从不许自己走着去。天津人叫黄包车“胶皮”,也叫“洋车”。“胶皮”指有橡胶轮胎的人力车。车轮上用充气的橡胶轮胎是外国人进来后才有的,所以叫“洋车”。

我的同学里有一个叫冯德福的,家在学校那一带的“中国地”。她一开口就是天津土话,我们觉得挺好玩儿的。天津话我们当然懂,也都会说,但平时不大讲,在学校都说国语。除了一口天津话,冯德福的穿着在同学中也显得特别,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袄,紫红的。我记得只有她一个人穿棉袄。

教学楼的楼下有个衣帽间,天冷了穿的大衣、戴的帽子、拿的雨伞什么的,都挂在那里,门房给个铜牌,放学时再取。我和我姐对衣帽间印象都特别深,我姐记得张勋复辟那阵,说他的辫子兵要抓剪了辫子的女生,于是衣帽间各种花色的帽檐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两根光溜溜的假小辫来。我上学迟,没见过这个,印象深的是各种样式、各种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件皮的。虽然父亲去世了,但家里老底子还在,各种皮子有好多,也不用专门去买。母亲还说别显得特别,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

大衣都挂在那里,冯德福的紫红大棉袄在中间就很抢眼了,她的家境从这棉袄也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也没有瞧不起她。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小女孩嘛,都爱在一起玩儿。她总是从家里带很多小玩意儿分给大家,比如我们叫“便条儿”的notebook(笔记本),她就送了我们很多。她家好像是小业主,开小铺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没再来了。

▲中西女子学校

外籍教师工资最高,女老师工资比男老师高

中西是女校,教师大多是女的。外国教师对外都称“某教士”,比如中文名叫范爱德,就称“范教士”;中文名叫“施某某”(想不起她的中文名了),就称“施教士”。学生喊她们,则是“Miss范”“Miss施”。她们都没结过婚,都是老小姐。

做庶务的校工都是男的,如门房、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还有会计等。教师里也有男的。教会学校特别讲男女大防,对男教师和女生的接触特别注意,尤其是住在学校里的男老师。好像也没什么明文规定,但男老师的宿舍我们是绝对不进的。男老师都住在一个小院里,我们若是找他们,就站在门外喊。要是有事跟老师约好了,也不能跨过那个门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找高玉爽老师,忘了这茬,跨进去了,高老师连忙说,“到外头,到外头说”。坏了规矩是有可能丢饭碗的。

但是恋爱这种事,是任什么措施也防不住的。中西好像没出过什么师生恋的实事,单恋也算的话,就有了。传得最多的是叶香芬的事,她喜欢上了化学老师管善堂。管先生长得很帅,课也讲得特别好。有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走廊里传来尖叫声、大哭声,是叶香芬。这下事情传开了。我们猜是她给管先生写情书,管先生把情书交上去了。叶香芬后来休学了,精神出了问题。管先生也离开了中西,我猜是学校把他辞了。

管先生还有个助手姓蒯,在实验室里帮助摆弄瓶瓶罐罐的仪器,小年轻,也就十七八岁。我们不会念“蒯”字,都读半边叫他“小朋”。他喜欢上了我的同学陈秀珍。大家都看得出来“小朋”对陈秀珍“偏心”。在实验室,要是几个人同时嚷着要他帮忙,他肯定帮陈秀珍。当然这话就传开了,后来小蒯和管先生一样,也从学校消失了。

中西的课程,虽然没有划分男老师教什么,女老师教什么,事实上却是女老师教更带洋味的课,男老师教国文、党义这些。比起来,女老师的待遇更好。当然,外籍教师的工资最高。但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女老师的工资比男老师高。这和毕业的学校有关,女老师都是教会大学出来的。不过在中西,即使是男老师,工资也比别处高,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以免丢了饭碗。

过去北京流行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可通融”,说的是选女婿的标准,燕京、清华出来的,学业、家世应该错不了。清华要求高,难考,学生特别拔尖。燕京学费很贵,一般人家上不起。也不光是燕京,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大、金女大……凡是教会大学,都贵。当时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二十四元钱,私立大学得要四百,教会大学更贵。家里愿意供女孩念教会大学,当然得有钱。

男老师、女老师待遇上的差别,从他们宿舍的分配上看就再清楚不过了。学校教学楼的一侧有块园地,绿荫中是一座漂亮的小楼,那是外籍教师的宿舍。我去过一次,里面很讲究,每人的卧室之外有客厅、书房。中国女老师和住堂的学生在一栋楼,两人住一个单元,每人一间,有会客的地方,也挺像样的。男老师住的是一排平房,砖地,家具简陋。

▲外籍教师办公、住宿的那幢小楼

我的“初恋”对象是高我两届的大姐姐蔡惠馨

因为只收女生,中西像个女儿国。除了几个男老师和校工,我们不接触异性。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过一个男孩儿,叫徐敬业。他的妈妈是我们班主任,他就跟在这边读书。现在想来,他一定很孤单。他喜欢跟着我们,但我们老撵他:“去去去!”男孩玩的东西和女孩不一样,我们玩的他不会,我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男孩一点也不好玩。

中西的教育特别强调团结友爱,同学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都特别融洽。学校总共就一百多个学生,彼此都认识,时间长了,就跟家人一样。我和钱伯桐、颜枬生、吴华英从小学就在一起,十年同窗,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同学之间也是有亲疏远近的,闹点小意见,对不同调的人背后叽叽喳喳议论,也少不了。高年级有个唐文顺,长得很漂亮,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好,还特别会做人,只跟家里地位显赫的人来往。我听我姐她们背后叫她“蓓基·夏泼”,那是萨克雷小说里一心往上爬的人物,大概我姐她们年级正在读那本小说,她们看不惯唐文顺为人的功利。唐文顺后来到美国读书,嫁给了商震的儿子。我念中学的时候,商震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他续娶的太太也是中西毕业的,比唐文顺大不了多少。两人原本是前后同学,唐文顺订婚后变成了晚辈,要喊人家“妈”,有仪式的时候还得跪下磕头。有次让同学看见了,到学校当好玩儿的事传,大家想象那个场面,觉得太滑稽了。

中西的老师,不管是外籍教师,还是中国教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那种势利眼。如果哪个老师对谁特别好,我们会说他“偏心”。这种情况极少,即使有,也不是因为学生家里有钱有势。反过来,学生中也没谁表现出优越感。谁要是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喜欢炫耀,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按照中西的教育,对谁都要友善,平等待人,这就是有教养。爱显摆,自以为高人一等,就是没教养。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

我在中西有好多闺密,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当然,这样的都是同班同学,别的年级的来往不多。但是只要是中西的,彼此就很亲切,毕业多年了再遇到也一点没有陌生感。高年级的被看作大姐姐,她们尤其要帮助、照顾低年级的小妹妹,这像是一种义务。这也是中西灌输给我们的。

说到大姐姐,有件事现在想起来很好玩。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的大姐姐很敬重,有一种仰视。我们最初的恋慕对象,往往是某位大姐姐。上高中时,我爱上了高我两届的蔡惠馨。我对人开玩笑说,那就是我的初恋。在中西的十年我喜欢过的人很多,但对她真的像爱情一样,单恋。这种爱是没有犯罪感、大大方方的,反正爱的又不是男孩。她长得很美,说话温柔,举止优雅,成绩也好。我记得她参加过天津小姐选美比赛——会读书,又会玩,我对这样的人总是特别佩服,我哥就是这样的。

蔡惠馨对我说过些关心的话,我就觉得她特别好。这是有个对比的:我姐脾气大,老是凶我,动不动就跟我急,很少鼓励我。我就想,要是蔡惠馨是我的姐姐多好。我平时不大说话,对蔡惠馨又很仰视,跟她说话就更紧张。但是我可以写,起初是给她传纸条,像现在发微信一样。后来她毕业了,传纸条就变成了写信。毕业时,我把自己写的诗、散文、小说、独幕剧都抄在一个本上送给她。我特别找了一个漂亮的本子,花了好多功夫,还在上面画了不少画,“图文并茂”的。可笑的是那些诗啊,散文啊,现在我自己都没有了。

可能因为我个子小,又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姐后面,好多大姐姐都喜欢我,带我玩,招呼我吃饭。没有妹妹的会说,有个妹妹多好。蔡惠馨倒是有两个妹妹,但是都不爱念书,就知道跳舞、唱流行歌曲。她对她们挺失望的,觉得她们不如我。

蔡惠馨家里是买办,很有钱,过的是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她家和我们家是一个类型的,而且她也感到苦闷。这也是我跟她亲近的一个原因。蔡惠馨毕业后上了燕京,后来出国了,嫁了外国人。我在联大的时候还和她通过几封信,她回我信,随信还寄了相片。

▲杨苡

刚上学那一阵,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补课

我喜欢上中西,喜欢老师、学校的环境,更喜欢和同学在一起。在家里我常会觉得闷,没人玩;学校里同龄人多,还能接触许多新鲜的东西,日子比家里有意思多了。现在的学生压力大,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学成苦差事了,比起来,我们上学真是轻松,从来没感觉到学业会有什么压力。只有刚上学那一阵,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补课。

我姐比我大三岁,早我几年进中西。小时候,三岁是很大的距离,她总是对我发号施令。她很要强,自己上进,也特别怕我犯错,因为我犯错是让她丢面子的事。

有次放学,她来找我一起回家,找不着人,最后找到了范教士那儿。原来是我不会用英文回答问题,被范教士带到了外教住的那栋小楼。说来好笑,当时就是老师指着墙上的钟问几点——What time is it?我偏答不上来。我姐听说我是因为这个被留下,觉得太丢人了,气得直哭,回家就向母亲告状:小妹真笨,又被留下来!母亲对上学念书很是在乎,忙问我是怎么回事,一问明白倒释然了,跟我姐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她本来就不认得钟啊,你问她几点,她用中国话也答不上来,怎么会说英文呢?

我另一次被留下,是和好几人一起,因为汉语拼音。那时的汉语拼音比现在复杂,我很是抵触,觉得认字就好,没必要学。后来大学英语课上学国际音标,我也抵触,不肯花功夫学。

被留下来,我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心理阴影更是说不上。用现在的话说,中西的教育偏素质教育,更强调爱国和为社会服务。

当然,中西具体的目标还是培养淑女。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也是上规矩的地方。这方面中西比其他学校管得严,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举止、礼貌等。吃饭不许出声;添饭加菜不可离开座位,要摇饭桌角上的小铃。我们教室里的椅子是像过去电影院里的那种,一起身就会翻上来,得用手按着站起来,才能没有声响。后来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椅子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我总是不大习惯。

学校规定,在过道里不能乱跑,不能大声喧哗。我们玩得起劲时会忘乎所以,老师就会喝止我们。外籍教师都会说一点中文,但一着急就全是英文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范教士急得在后面喊:Girlsyou are ladies now!(姑娘们,你们是淑女呀!)

这样说来,中西像是有点压抑,其实一点也不。虽然有些老师比较严肃,看上去让人望而生畏,但整个学校的气氛是宽松的,老师对学生很友善。特别是我们这种从小学读起的老生,老师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被老师说几句,通常也不大在乎,背过脸吐舌头做个鬼脸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有宗教色彩的课和活动,对我们也有游戏的意味。朝会唱圣歌,我们唱得很嗨,一天不唱就觉得不过瘾;圣经课就是讲故事;更别说还有那么多课外活动了。我觉得,在中西的十年,我是玩过来的。我姐老说我就知道玩,我也承认自己贪玩,但从另一方面说,课程没压力,活动丰富多彩,学校有一种轻松的氛围,允许大家玩儿。这和现在的学校差别太大了。

▲杨苡(右)和姐姐杨敏如

桂慧君低我一级,中西同学还在世的,大概只剩我和她了,我们俩都过了百岁,过生日时还互通电话。前年电话里她还说,当年在中西真是好,就是我们玩得太多了。我说,我还没玩够哩。

玩闹时不小心绊倒了音乐课老师吴太太

我从小胆小,不大说话,直到毕业,同学对我的印象,除了身体弱、运动不行之外,就是沉默寡言、不够活泼,毕业时给我的题词里尽写这方面劝勉的话:“应该常运动,还该多嬉笑,踏破了你的沉默,展开了你的情调……”“遇事不勇,每为退让所窘。我劝你,振精神,往前冲,锻炼身心,做一个巾帼英雄。”光看这些,会以为我在学校闷闷不乐,其实我过得很开心,玩疯的时候,更没什么淑女不淑女的了。然而有一次,我闯了祸,把音乐课老师吴太太(吴张波若)绊了一大跤。

吴太太一向注重风度仪态,衣着讲究,脚上总是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昂着头,绝不左顾右盼。我们绊倒了她,多少和她走路目不斜视的姿态有关。那是小学六年级的事。更小的时候,我们午饭过后闲得慌,总是变着花样玩,跳绳、跳房子、荡秋千,玩跷跷板、大转盘……大了一些后,我们老实多了,只是在校园里瞎转悠,或是到校门口的文具店逛逛,打发时间,等着下午上课。有一天,崔莲芳、颜枬生、钱伯桐和我,干脆就在校长办公室对面过道转弯处的长椅上傻坐着。没事干,几个人就在长椅上挤来挤去,腿也没闲着,就那么一伸一缩地来回荡。吴太太恰好走过,不知被谁伸出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她直直地趴在地上,一手捂脸,一动不动,也不出声,我们只看见她后脑勺上横盘着的发髻,全都吓坏了。

后来长大了我们才悟过来,她那么讲究仪表风度的一个人,绝不会像我们小孩那样大哭大叫,或是跌倒了马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表示没事的。我们见她那样,只剩闯下大祸的紧张,赶紧去向教务长范教士报告,并把她扶起来。她由人搀扶着回了宿舍,一直都捂着脸。

下午她没像往常那样,来小礼堂监督我们自习,而是换成了舍监杨太太。下自习后,我们心惊胆战地去见范教士,她绷着脸说了我们一通,大意是我们长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疯玩了。挨了批评,我们去宿舍看望吴太太时越发忐忑,没想到吴太太坐在床上和颜悦色的,还拿糖果给我们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几个还在闯了大祸的紧张中,结结巴巴的,连句道歉的话也不会说。

音乐教育是中西教育中的重头戏

中西的教育中,音乐是重头戏,对我们影响很大。从入校到毕业,我们没有一天不唱歌。在“歌声中成长”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是音乐课,我们每天朝会要唱颂主圣歌,中午吃饭时要唱,饭后自习前要唱,大小集会时要唱。现在倡导素质教育,我想中西的歌声不断,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我还记得八岁时在中西学的第一首歌:“小孩子到菜园去,菜园去,菜园去,在那里采菜给兔儿吃,兔儿吃,兔儿吃……”我们一边唱,一边做着手势大圈小圈地转,还要随着节奏拍手跳跃。

刚开始我们唱的是中文歌,像《可怜的秋香》《木兰辞》,还有李叔同的《送别》……后来慢慢有了英文歌、宗教歌曲,还有鼓励奋发向上、乐观励志的歌,像“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发光”(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我们也唱悲哀的歌,一唱那样的歌,我们就知道有人去世了。有天朝会,老师让我们唱《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这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阿门”。果然,很快我们就知道,施教士去世了。施教士来中西后不久就得了病,她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我们还是很难过。

不过我们毕竟是小孩儿,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反倒很好奇死人怎么火化,猜想会不会像电影里看到的印度人那样。范教士说了下葬的时间,我和金丽珠、桂慧君等几人就去了。那里是新建的一处公墓,西式的,不是很大,外国人死了就葬在那里,中国人叫它“新坟地”。

范教士是代表学校来的,还有施教士的男朋友,是个军人,加上我们几个,也就十来个人。我们是自己跑来的,范教士看见我们,有点意外,忙竖起一只手指放在嘴那儿,让我们别出声,大概因为我们在学校老是叽叽喳喳的。而后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念经,祈祷,像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我们没看到施教士的遗容,她被装在一口极讲究的棺材里,到火化的地方,按一下电钮就送进去了,棺材不一起烧。我们看着死者进去,仪式就完了。

学英文歌都有现成的歌本,若是学中文歌,没歌本,就由老师把五线谱、歌词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再抄到本子上。画五线谱有一种专门的工具,后面是一个木头的把手,前面是铁丝缠绕的孔,五支粉笔插进去,划一下,五线谱就出来了,往上面填“豆芽菜”就行,神奇极了。

教我们音乐课时间比较长的是吴太太。吴太太本名“张波若”,吴是夫姓。“吴张波若”的叫法和过去女子出嫁后叫“××氏”(比如“吴张氏”)并不是一回事。叫“××氏”,是老封建;而“吴张波若”这样的叫法,是从洋人的姓名称呼习惯里来的,是新派的。我母亲对新派的东西感兴趣,曾经印过名片,上面写着“杨徐燕若”。

吴太太英文名叫Pearl.Zhang。我对她印象深刻,不仅因为我们绊过她一跤,还因为有一次上课,她正往黑板上写五线谱,忽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喊我“吴太太”了。就这么一句,秃头秃脑的。那天,她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曾记得梦中见你/你是若即若离/今夜却在月下相逢/你竟深情偎依/因了你的深情偎依,转疑身在梦里/如果真是身在梦里/我愿夜夜见你。”歌词缠绵,她唱得也有点哀伤。后来我们才知道,吴太太和她先生离婚了,据说是她先生有了外遇。

▲青年时期的杨苡

两位截然不同的音乐老师

上高一时,学校请了一位俄国人来教音乐课。他叫娄拜,长得高高大大,淡黄的头发,淡黄的胡子,也就三十多岁。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特别怕得罪学生丢了饭碗。

娄拜总是穿一件白不白黄不黄的破旧西装,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上课时带一把小提琴,我们唱歌,他就用小提琴伴奏。他不会弹钢琴,而我们学的都是钢琴,他教不了。中西是英文教育,用英语、中文上课都没问题。但他不会英语,又不能说中文,上课就很麻烦,他常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没过多久,他不见了,我猜是学校把他辞了。

我们背后都叫娄拜“穷白俄”,是说他的寒酸窘迫。“穷白俄”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俄国人给天津人的一般印象。现在说“白俄”,大家都以为是说白俄罗斯,但那时说的“白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跑出来的人,其实就是难民。天津的俄国人好多都住在小白楼一带,那里环境嘈杂。和其他外国人比起来,俄国人的聚居区显得脏乱差一些,从事的职业也比较低下。

有一家俄国人,夫妻俩带一个女儿,在租界租了很小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他们做面包,老头提着一只篮子在我们那一带卖,篮子上面蒙一块白布,边走边用中文吆喝:“果酱面包、豆沙面包、奶油面包……”我母亲听到了就会叫人去买,面包都是刚出炉的,还热着。英国人、法国人都开面包房,这样沿街叫卖的,只有俄国人。后来这家出事了:他女儿是有未婚夫的,也很穷。可后来女孩跟别人好上了,对男朋友很不好,有一天男朋友就用刀把她杀了。报上登出了这个新闻,让人震惊。这之后就不见他们卖面包了,出了这样的凶案,大家都很忌讳,也不会有人买他家的面包了。很快,那家人就搬走了。

和娄拜相比,学校后来请的一位音乐老师,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他叫格莱姆斯(Curtis Grimes),是个美国人,大个子,长得很神气,派头十足,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在中西做得最风光的一件事,是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大型合唱团。他教我们唱维多利亚时期头牌诗人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夏洛特的淑女》,从头到尾用英文演唱。那时我们的英文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也唱不下来。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我们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排练。功夫不是白费的,在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上,我们的合唱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领唱的是高三的学姐伍檀生,她是檀香山的华侨,唱女高音,嗓子很好。我们全都穿着校服(白色绸旗袍),手捧打印出来的大本的歌谱,由格莱姆斯先生指挥,二声部合唱。一曲唱罢,下面掌声雷动。后来格莱姆斯上台谢幕,出来了一次又一次。

虽然只是中学生的业余演出,现场的气氛却很正式。台上演唱时,台下鸦雀无声;台上谢幕时,台下热烈鼓掌。好多年后,我在南京、北京看音乐会——北京是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南京是郑小瑛指挥北京的一个乐团。南京那场,下面一直嗡嗡的,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好长时间都开始不了,不得不转过身来让观众安静。北京那场,演奏已经开始了,但下面太吵,李德伦让乐队停下来,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始。真是糟糕透了。我不由得想起中学时的演出,不明白现在的观众怎么一点规矩也不讲。

还说格莱姆斯。中西的那场音乐会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就不在中西任教了,而是自己开了琴房,专门教人弹钢琴。琴房是在小白楼那一带租的写字间,很大,布置得华丽讲究。格莱姆斯名气大,学生多,学费也很贵,他因此很富裕,在法租界有一所独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汽车。那时候在天津,外国人中有私人汽车的,很少。

高中毕业后的那段时间,我到他的琴房里学过琴。他是按小时收费的,我每周去回琴。他的教法是两样的,他知道有的人学琴是要弹出名堂的,就很严格;像我这样学着玩儿的,就很松——我想弹什么,他就让我弹什么。我弹的都是轻音乐型的曲子:《蓝色多瑙河》《溜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还有歌本上的歌。我姐就认真多了,要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格莱姆斯是有太太的,但后来他和他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恋情,这事对他的名声自然不好。那时日本人越来越咄咄逼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进租界,他就回国了。

▲少女时代的杨苡

我的宗教信仰

我们上午8点到学校,8点半才上课,上课前的时间,是朝会——除了唱赞美诗,就是念一段《圣经》。我们都喜欢朝会,其实是喜欢大声唱歌。《颂主歌》有三百多首,老师会先问,今天唱哪首?大家就举手告诉她想唱哪首,老师准了,我们就很高兴。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唱了十年,对这些歌太熟了,到现在还能一首一首从头唱到尾。

除了朝会,吃饭时的仪式也有教会味儿。管吃饭的是舍监杨太太,到午饭时,她就在两间屋子的门口摇铃,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原先是坐着的,这时要站起来一起唱:感谢天父赐我忠诚,养我肉体,保我平安。恩赐盈粮,心灵感谢,敬虔为人,讨你喜欢。唱完了,杨太太示意我们坐下,这才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离开座位,要添饭则摇桌角上的铃,让学校的阿姨去添。

学校里和基督教有关的就是这些了。学校不布道,我听布道都是在外面的教堂。比如有位叫宋尚节的牧师,大家都叫他“Dr.宋”,据说是留美的博士,他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教堂布道。那是我初二的时候。因为不许影响上课,听布道大多是在晚上。Dr.宋布道极煽情,有一次就把我们说动了。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只记得说着说着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棺材,挺精致的,里面有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基督教定义的各种罪。他抽开挡板,把纸条一张一张拿出来念:仇恨、忌妒、偷窃……

听完后谁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头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个个都往前走……说服了就登记,先悔改,然后是要求“重生”。

“重生”就是一对一的约谈,当面向牧师说出你的“罪”,悔过了,你就“重生”了。我是在刘校长家见宋牧师的,刘校长家是栋小洋楼,客厅借给宋牧师用,中间用一块白布帘子隔开,他按名字叫,叫到的人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进去了就坦白交代,像《牛虻》里写的那样。

我犯了什么罪呢?我觉着我没说过谎,没打过人,没骂过人,没偷吃过东西。贪婪、偷窃、仇恨……我都没有,甚至考试做小抄我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师就启发我:嫉妒过没有?我说嫉妒过,嫉妒我姐姐,因为我母亲爱她,不爱我。好,总算有个罪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在我头顶,另一只手竖起来指天,让我“重生”——这就通圣灵了。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像气功。

他放我头顶的那只手一直在抖,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母亲一直教我的是,男的,不能让他碰到你,更何况还是个陌生人。不过从那次以后,我倒真的再不嫉妒了。

这样我就算信上帝了,信了大概有大半年。有一次,家里东西丢了,到处找,找不到。我想到了上帝,不是说主是万能的吗?我就跟家里人说,你们等会儿。我们家有个极讲究的红木大炕,底下可以踩脚,还铺了垫子,我就跪在垫子那儿祈祷。结果东西真找着了,我当是上帝显灵了,就接着信。初中会考时,我又试了一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心里特别紧张,于是祷告上帝让我过关,结果数学还是没及格。我觉得我那么虔诚,花了那么多时间,上帝没帮我什么忙,后来就不信了。

信上帝的那段时间,我还跟同学到别人家里去传教。我们做了一个锦旗,白缎子,红边,称自己是“灵光布道团”。那时候“布道团”多极了。我们平时上课,只有星期天有时间。上初中的小孩子懂什么传教?别人家里事情忙着哩,我们在那儿讲,人家在做饭,不轰我们走是出于礼貌。

信不信都是自由的,信最好,不信也没关系,不会因此受惩罚。我认为我信的缘故是我哥出国了,家里实在太闷了。

▲杨苡和母亲

教会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前后

我初中快毕业时,学校发生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这时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首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汇文中学的刘校长兼任了中西的校长,原来任校长的范爱德教士改任教务长。实际上,学校事务还是范教士管,刘校长只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大来中西,只在毕业典礼时才出现,和毕业生合影。

最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而且要挂上党旗和国旗,还要背总理遗嘱,纪念国父。虽然我们都认为孙中山是伟人,但星期一的朝会变得没意思极了,党歌颠来倒去地唱,烦死人了。

周一是属于教育局的。朝会经常有社会名流来演讲,当然,都是教育局的安排。我记得,来的有中国银行行长卞伯眉,他是留美的,扬州人,口音特别重,说英语滑稽得很。他讲的是什么“摩登物质化”,应该就是说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对内容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顾着模仿他的口音,把“摩登”(modern)说成“马灯”。还有一位,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也是留美的,好像是位校长,讲的内容无非是上进之类。他太太和他一起来,学校专门在台上摆了张椅子让她坐,以示尊重。没想到没过几天报上登出一条新闻来,说有家酒店出了命案,一对男女在客房里自杀殉情,女的就是那位校长的太太。

教会学校和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英文学得多。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了,到初中已开始用英文授课——数学、物理、化学,都是英文课本;古希腊史、文学等,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国文课和中国历史课用中文上。对了,宗教课也是用中文教的,我们小学时就听《圣经》故事,那时还不懂英文,外国老师只会简单几句中文,这课当然要由中国老师用中文教。学校在教育部立案以后,英文授课的比重下降了,高中时数学、物理、化学也开始用中文上课。之前我们上课是英文里掺点中文,立案后变成了中文里掺点英文。

我们都很爱国,一点不反对用中文上课。毕业时,我们还争取到用中译本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按惯例,中西的毕业演出都要用英语。滑稽的是,用英文演,家长多半听不懂,观众大都是外国人。在学校里说英文,弄得我们也烦,开玩笑把说英文叫“放洋屁”,还互相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放洋屁呢?”

立案以后,教会学校也必须参加中学会考。原先,中西自己考自己的,初中的功课,大考完了能升的就升,不能升的也没关系,哪门不及格就留级。会考是统考,不同学校考同样的卷子。其实会考卷子并不难,各门难度都低于中西,问题是考卷是用中文出的,我们学的是英语课本,一下变过来,真的很不适应。像化学分子式,我们用英文知道怎么说,用中文就写不出来。那次考化学,我整个傻眼了,也不管了,就把英文往卷上写,表示我知道。

但我的数学考砸了,这怨不得会考,我本来就怕数学,不及格也正常。会考的成绩要在报上公布,成绩出来那天登了好几版。我在第一版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的名字,后来在下一版上找着了。原来它是按照成绩高低排的,各门都及格的在最前面,而后是一门没及格的、两门没及格的……我姐一看,就嚷:不及格,丢死人了。我母亲说,她就是笨呗。说是这么说,她还挺当回事的,专门跑到学校去,问该怎么办,是不是要补课,也没问出名堂来,到最后也没个说法。新学期开学,我还是照样升级了。可见,虽然按规定让我们参加会考,但中西还是自己的规矩,会考成绩对升学没多大影响。

中西看重的还是英语,我们那一班没顺利升上去的,都是被英语绊住的。那次考试全班二十多人,居然只有崔莲芳、单又新和我三个人过了关,其他人都不及格。但其实颜枬生、钱伯桐、吴华英她们成绩都挺好的,谁也没觉得英语难。

按中西的规矩,顺利升级的,叫“正班生”,没过关的叫“副班生”。我们只有三个“正班生”,学校就让我们和高一年级的人一起上课。那门课叫“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相当于英美人的语文课,用的是美国的教材,有四大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有,选的都是英美名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亚当然是少不了的,我记得高一时第一个读的就是《裘力斯·凯撒》的片段。还有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片断、兰姆的散文、丁尼生的诗、萨克雷《名利场》的节选……

说起来这英语的语文课小学三年级就有了,当时的读本好像是Fifty Tales(《五十个故事》)。我们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哪有不好的呢?因为这个不让升级,太可笑了。

学校大概也觉得标准定得有问题。还有一条,当时气氛越来越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把天津全占领了,学校也想快点让大家都毕业。于是过了一阵,“副班生”全部成了“正班生”,原来的“正班生”换个说法,叫“特班生”了。

家政课和心理课

中西的课,有些是一般学校没有的,比如“家政”课。女校的目标是培养淑女,将来做太太,“家政”就是围绕这个目标设置的,教我们怎么穿衣好看,颜色如何搭配,家如何整理,如何装饰等,还教怎么做面包、饼干、蛋糕、冰激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我们的第一个家政课老师,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她又讲解,又带着我们做。我们兴奋得很,都很喜欢她。这是我高一时的事,那时附属小学已经不招生了,做点心的教室就是我上小学的房子,里面摆上了电烤箱、好多模子,还有做冰激凌的工具。

我学了几招,回家就要显摆。家里没烤箱,就用铁锅烘烤,下人也跟着忙,就是不知我在鼓捣什么。待烤出来,潘爷用盘子装着,端了就往娘那儿跑,嘴里说“太太,六姑娘做的——”,跟报喜似的。我跟过去,看那“蛋糕”掰开来面糊还没熟,就赶忙又端下去了。

虽然在家里做得很失败,但我还是想上这课。谁知第二学期就不教了,据说有家长议论,学这些没用的干什么?以后哪用得上?不知是不是家长的要求,第二学期变成了学包饺子,包包子,做饭、炒菜之类的。这些哪有做西式点心新奇,我们都觉得没劲,连带着也不喜欢教这些的老师。新老师是河北师范学院毕业的,过去师范学院吃饭不要钱,家境不好的学生念不起大学,就念师范,于是看不起的人就说师范学院是“吃饭学院”。我们因为不想学做饭,就背后笑话老师:“果然是吃饭学院出来的,就晓得做饭。”

我们还上过一门心理课,大概也是一般中学里没有的,在初中二年级或者初中三年级,上了一学期。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倒都喜欢这门课,因为新鲜、好玩。心理课用的是美国的课本,“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词,我就是那时知道的。后来读莎士比亚,读西方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会想到心理课上讲到的。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有门课叫“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与散文”,我特别喜欢勃朗宁的诗,还有我为什么对偏重心理描写的作品(包括《呼啸山庄》)特别感兴趣,在我看来,都和中西的心理课有关系。

给我们上心理课的范教士,除了讲解课本上的内容,还带我们做很多测验。比如她常让我们free association(自由联想),就是给个词,让我们把能想到的人、事、物、画面都写下来。比如放个娃娃在那里,你会反应那是doll(玩具娃娃),而后想到童年,从童年想到更多,就这么一直往下想。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能写好几页纸,老师夸我,我就很得意。

课上的内容我忘得差不多了,有些好玩的到现在还记得。比如范教士教过我们一个词,大概也是心理类型的一种分类吧,说有些人属于fighting instinct,就是有好斗倾向。一下课我们就用上了,谁想吵架了,我们马上就说,你是fighting instinct,被说的人回说我不是你才是,闹成一团,开心得很。

▲中西女校1927年毕业生合影(坐着的是范教士)

三位语文老师

因为我后来从事翻译和写作,说起来中西的课程里对我“用处”最大的,恐怕还要数语文课,当时叫“国文”课。我的国文成绩不错,作文在全班排第三,我对文学的兴趣就是在中西培养起来的。

教过我们的三位语文老师,一人一个样。

第一位是王老先生,王德修。他教的是文言文,但和家里请的魏老先生教得不一样。魏老先生就是讲《论语》,还是“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教法,主要是背。在中西我们有课本,内容丰富多了,而且以讲解为主。讲课文,并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而是大概地讲,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太细也听不下去。照规矩我们该端端正正坐着,可正是好动的年纪,有的人忍不住在下面说悄悄话,他听到了,眼睛会从老花镜上面看过来,眉头紧皱,却不停下来,还接着讲,偶尔低声呵斥一句“不要讲话!”,我们也不大在乎。说话的人暂时安静了,脸上却还笑嘻嘻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大喜欢文言文,好多文章只记得头一句:“夫天地万物之逆旅……”有些有意思的,王老先生没逼着我们背,我们倒一下就记住了。像李清照的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辛稼轩写自己喝醉酒的词,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一字不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是王老先生教时一边吟诵一边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二是“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不是讨厌文言嘛,这下有理由了。

学课文以外,也要做文。王老先生教的作文当然也是文言的,我们都用毛笔写。虽说烦文言,学着写时也有它的好玩之处。我记得我诌过一篇《愁城记》,后来登在了班刊上。

王老先生不怎么严厉,我不用功,他拿我也没办法。毕业纪念册上他给我写的是,“杨静如是我的弟子,颇颖悟,勤于学”,我姐一看,说,就知道玩儿,还勤于学哩!这当然是说好话,后面他用朱笔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莫到悬崖方勒马,须知歧路能亡羊”。我姐说,这才是他的中心意思,警告你哩。我哪会不知道?只是好话更容易记住。

第二位是范绍韩老师,从初中三年级教到高中一年级。

最初范老师是教党义的。在他之前,教党义的是一位姓曾的老师。曾老师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他站在前面不断地揺着手说,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了。但谁都不睬他。我们很讨厌党义课,他又一副没脾气的样子,声音低低的,一说话就脸红。我们背后叫他男Miss曾,意思是说,他像女孩一样容易害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听说,他是地下党,顿时肃然起敬,连说想不到,想不到。

不要说曾老师是地下党,连他是教党义的,我们都觉得不像。教党义的该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不该是他那样。比较起来,范先生的样子倒比较像个教党义的。范先生课讲得很好,我们一听党义就反感,他居然能讲得我们愿意听。

后来王老先生走了,范先生来代国文课。范先生讲白话文的文章,我们都爱听。他还鼓励我们自己办刊物、写文章。我们的班刊《十九枝箭》就是在他教国文时办起来的。

范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逼着我们不断地动笔,每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白话轮着做,此外还得交至少两篇周记,都要用毛笔抄好。他常说,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们很信任他,也真的什么都写。他看得很仔细,因此每个学生的性格、心思,他都了然于胸。有次我在周记里自叹才不如人,太笨,以后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很潇洒的草字。他很会鼓励人,我后来喜欢写作,爱写长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给我的鼓励有关系。

1972年我回天津时,范先生是天津的政协委员,好像是“民革”的人。我们中西的老同学相聚,找到了他,一起在起士林吃饭。他用调羹敲敲杯沿要说话,我们就静下来听他讲,好像回到了做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说了些勉励的话,就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那之前我去上海看望过巴金,就说到巴金的情况。他说,应该告诉巴金,只要有信心,还是有前途的。他是巴金的读者,我在信里跟巴金说了,巴金寄了自己的书给他,他收到了很高兴。

范先生代了一年国文课以后,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高玉爽,范先生就教回他的党义课了。高先生很喜欢新文学,自己为我们编讲义,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选的全是新文学的名家——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名篇。他还喜欢讲新诗,讲新月派,讲闻一多、陈梦家、徐志摩。我喜欢上新诗,自己也开始写,起初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并没有让我们像背古典诗词那样把新诗背下来。但因为喜欢,好多新诗我们都能背,比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虽然新诗比整齐押韵的旧体诗难背得多。

高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361020日那天上的课——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头一天是鲁迅的忌日。他走进教室,表情很严肃,第一句话就说:同学们,鲁迅先生昨天去世了。我和几个同学一听,哇的一声就哭起来。

据说高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教我们时不过三十来岁,他又爱讲新文学,怎么都应算是个新派人物,我们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高老夫子”。因为他戴着近视眼镜,穿长袍,总是目不斜视的样子,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和他沉默的外表相反,他是个追求进步的人,我们排演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还有毕业季打破常规,用中文演《玩偶之家》,都和他有关。

毕业季

1937年真正是“多事之秋”,就在那一年,我毕业了。毕业是件大事,在中西的传统里,总是很隆重。

我们班是历届人数最多的,因此毕业的活动搞得特别热闹。我们做了班服,绿色的,象征春天的气息。我们选择了绿色和银白色作为班色,并到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去买一种南方生产的面料——绿色带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班服为旗袍款式,脚上穿白皮鞋。毕业典礼上,我们穿着这一身一个一个上台,向校长、教务长鞠躬,恭恭敬敬地双手从他们手中接过毕业文凭。文凭是白底上烫着金字,卷成筒状用缎带系着,接过时我们又兴奋又激动。

▲天津中西女校1937班毕业纪念。前排左三为杨苡

典礼上全班人唱起了“班歌”。这也是中西的传统,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歌,一般是用现成的曲子填上新词。我姐她们班的班歌是我哥写的,我们班的班歌是我姐写的,曲子用的是德国作曲家弗洛托(Flotow)的歌剧《玛尔塔》里的咏叹调“像一道光”。我姐喜欢古典文学,歌词写得文绉绉的。她还在的时候问过我,说你们的班歌你还记得吗?我说都忘了,只记得最后是“去矣去矣”,谁叫你写得那么文乎!

那是老年忆旧,当笑话说。当时可笑不出来,十年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班歌我们几乎都是流着泪唱的,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家长在下面也很感动,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我母亲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花篮。我哥虽在英国,也订了花给我。那时我照的相片,放在前面的是母亲的花篮,捧在手上的是我哥送的。另外颜伯母(我的闺蜜颜枬生的母亲)还送了一个花篮给我。别的同学都是一个花篮,我有两个,另外还有一束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得意。母亲很要面子,她送的那只花篮特别大,很显眼。其他同学用我的花篮作道具,拍照留念,她就嘀咕:怎么把我们的拿去了?

中西还有一个传统,毕业班会向学校赠送纪念品,费用同学们自由分摊。前面有一届送过一个落地的报时大钟,就放在教室楼的瓷砖过道上,我们从初中起在那楼里进进出出,每天都看见那座钟。每隔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钟就会长短不一地响一阵,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报时的低沉声音。还有一届送的是几只亮闪闪的铜铃,每张饭桌的角上都装一只,有事时敲铃,免得大喊大叫。

我们班送什么呢?我们想到了旗杆。好像是我提议的,一说旗杆,大家一致同意。学校原来的旗杆已经用了一二十年,破旧不堪,每次升旗时都摇摇晃晃的。大礼堂建成以后,那旗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不过我们想到送旗杆不光是为这个,更多是因为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其实学校平时是不升旗的,只有重大节日时才升。但是日本人侵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我们班是受“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班,从送给学校的礼物上也能看出来。

旗杆很快竖起来了,水泥的基座,像模像样的,可惜上面没挂几天国旗。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虽然还没进租界,但中西已在日本人的控制范围内,国旗不让挂了,逼着挂日本旗。这当然要抵制,美国教会为了保护校产,挂起了美国国旗。我要离开天津去学校辞行的时候,旗杆上挂的就是美国国旗。

范教士很伤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每个学生来辞行,她都这么问。当时形势越来越糟,她说她要回美国了。回国之前,她到北平去看望中西的学生,她特别带了蛋糕去,路上通过日本人的关卡,要检查。日本人怀疑蛋糕里藏着发报机,就拿手指头捅,如此蛋糕还成个什么样子?范教士气得要命,和我姐她们说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范教士在中西的时间最长,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虽然平时很严肃,但对学校、对我们真有感情。

我看范教士伤心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难过,但那时我年轻,正要离开家去更大的天地,而且我们都相信已经全民抗战了,很快就会把日本人赶走。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时,我就回来了。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但我心里想的是一年,没想到会是漫长的八年,当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


(本文综合摘编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678期中“独家关注·百年杨苡回忆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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