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们值得被铭记——读《最后的西南联大》有感

2024-05-20 | 姚伟民 | 来源 《重庆日报》2024 年 01 月 07 日 |

初次读丁元元的书,便是这本《最后的西南联大》。

看到“最后”两个字,我便有隐隐的惋惜。我记忆中的西南联大是无数人崇敬与向往的地方,但终有一天,西南联大走到了“最后”。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与众不同,大抵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最后”的惋惜,即与西南联大有关的人和事正在逐渐凋零,对西南联大的记忆正在年轻一代人中逐渐消弭。

于是,1984年出生的丁元元,以记者、编辑、评论员的身份在媒体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14年开始寻找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通过大量亲历者的口述,以访谈的方式唤醒那段记忆,抢救这一段珍贵的历史底本,为我们留下更多难得的精神品质。

比起胡适、钱钟书、朱自清等大名鼎鼎的联大人来说,西南联大其实有更多的人,一生寂寂无名,他们消失在人海,却依然传承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作者在《最后的西南联大》这本书中,讲述得更多的,便是西南联大这些声名不显的人。尽管是声名不显的人,但同样拥有与众不同的经历。正如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干事夏敦义所说:“研究联大校友的价值,在于他们一生的曲折经历。”在这本书中,每个人都有曲折的经历,王同辰的心雄万夫,陈福音的师生不相负,赵仲兴的深藏功与名……

1916年出生的王同辰,在100岁高龄之时仍在从事科研发明,他手里还有4项特殊工艺和6项专利,尚未转化为产品,但这不影响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的孜孜不倦,正如他在当选上海市十佳百岁风采寿星时写下的感言:百年浮沉烟云逝,回首前尘,多少欢欣,多少惆怅!俱往矣,而今碧落晴空,江山如画。老书生,心雄万夫,新岁月,志在千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天!

我们从王同辰的感言里看到他的雄心壮志,也看到他对生命的感慨和乐观。

1935年,有5万人报考清华大学,但学校只招收300人,王同辰便是三百分之一,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清华电机系。随后,由于战争的缘故,王同辰南渡来到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

1940年毕业后,王同辰在重庆人造汽油厂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辗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工作,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王同辰觉得退休之后,脑子也不应该休息,于是他仍然把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上。光伏发电是外国人搞的,如果中国人可以把太阳能温差发电拿下来,可以说是青史留名在王同辰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依然在研究着太阳能温差发电,没有停过。他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一生。

王同辰将一生献给了科研事业,陈福音则将一生献给了教育。如果说专利与发明是王同辰的孩子,那学生便是陈福音的孩子。

1938年,陈福音就来到昆明,转而到了西南联大。她是最早进入西南联大的一批学生,当时她们外语系总共4个女生,她便是4人之一。

陈福音的经历令人艳羡也令人佩服。令人艳羡的是,她的老师中,许多人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师,比如叶公超(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温德(西南联大的传奇外教),而闻一多、曹禺等人也指导过她们演戏。名师出高徒,陈福音在西南联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令人佩服的是,陈福音后来也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陈福音在上海任教,从中学教起,后来教大专、大学,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陈福音的许多学生事业上有建树,经济上有基础,古稀之年的学生照顾着年近百岁的老师,一种淳朴的师生情穿过了漫长岁月,从一个时代走到了另一个时代。

陈福音的故事是动人的,这种动人背后是两代人之间淳朴的感情。与之相比,赵仲兴的故事则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背后反映着联大人的坚韧与淡泊。

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1919年出生的赵仲兴是西南联大1942年毕业生。1938年,赵仲兴来到重庆并考上重庆大学。第二年,赵仲兴便去西南联大插班。1942年,赵仲兴从西南联大毕业,辗转去上海化工厂工作。1959年,赵仲兴突然接到副厂长通知,要调他去西北的原子厂。于是在北京完成两年准备工作后,赵仲兴便成了核工业中的一员,从此深藏功与名。赵仲兴回忆起来说:确实是隐姓埋名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弹,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厂的代号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厂里也没有电话,家里人只知道,要联系我就写信到兰州的一个信箱,信会转到我手里。”

当我们回忆起西南联大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钱钟书、蒋梦麟、闻一多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当我们看到这本书后才恍然明白,原来,西南联大有更多的更具体的人值得我们去尊敬,值得我们去爱。

然而,时间是残酷的,有朝一日他们也走到了最后,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被忘却。于是,我们只能不断地在书籍资料中寻找他们的只言片语,将时间回溯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让我们感受西南联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直面生活里中的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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