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殿奎（1964精仪）

1964年夏，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6年学习生活结束了。听到了祖国的召唤，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去建设祖国、为人民服务。

1964年7月31日晚上七点半，我们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北京市其它高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们以往届毕业生的事迹为榜样，联系实际进行了热烈讨论，明确了人生的目标、道路和价值。

我想，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工业的迅速发展，多与军事装备的需求有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日两国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催生剂”，也是苏、美两国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助产婆”，因此，我决心立志为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毕业生填表可以填写五个志愿。在第一志愿栏里，我填的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二志愿栏里，我填的也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三志愿栏里，我填的还是与国防紧密相连的第五机械工业部。当时，北京市要我们专业毕业生十名，我的对象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专业教研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可以照顾我留我在北京。但是，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思想支配下，我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国防科委去工作。很幸运，经过审查，我被国防科委选中了。

1964年8月，我走进了国防科委的神秘大院。集训以后，我不顾自己身患肝炎刚刚恢复，便到了新疆戈壁大漠上去奋战，荣幸地参加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

核试验场区在罗布泊北面那片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上。千里戈壁气候多变，环境恶劣，没有草，没有水，也没有路，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通往罗布泊之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路”，到那里去要怀揣“生死文书”。就是在那里，我们中国核试验单位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国务院和国防科委各部的、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兵种的及各省市地方单位的参试人员，千军万马在那里一次次安营扎寨，在那“生命禁区”用帐篷和炕席建造起一座没有大街小巷、没有商店影院的核试验城。在黄褐色沙石堆起来的仅有半米高的“城墙”外面，用蘸过石灰的白色石块镶嵌着一幅醒目的大字标语：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那是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原子弹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核试验的动员令，是我们胜利进行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和测试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一场核试验攻关战在原国防科委和全国各有关单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月，我国著名科学家程开甲、吕敏、忻贤杰和陆祖萌提出了《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技术初步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中央组织部门过问和全国各地以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从全国几十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调集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迅速组建起来我国第一所核试验测试研究所，组成了囊括物理、化学、力学、光学、电子、生物、大气、地质等40多个核试验测试项目、96个核试验研究课题的核试验测试研究协作大军。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走进了中国核试验研究所，参加了这支核试验研究测试协作的大军，奔波在千百里戈壁大漠上，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原子弹、氢弹试验的测试工作。

在罗布泊北面那片戈壁大漠上，有一座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工号。工号的前面是直立的大墙，有一排十多个圆形窗口，打开防风沙的保护盖，这十多只“眼睛”就同时盯住前方。工号的后面是坡形的脊背，中间有一个大铁门。打开两道像保险箱一样的厚重的大铁门，里面是一间长长的“大房间”，前面墙上就是那十多个窗口。在这“大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核试验测试设备。

在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测试中，我所肩负的任务是从事核爆炸的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的测试工作。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力，主要是通过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的作用而达到的。这些作用的大小，与实际当量大小和实际爆心方位有关。在核试验中，各个参试单位的效应物数以万计，光辐射和冲击波等对这些效应物的作用如何，与实际当量大小和实际爆心方位有着密切关系。核爆炸的当量越大，爆心越近，对效应物的作用就越强。所以，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的数据是最基本的数据。

在核试验场区的广阔戈壁滩上，首次核试验时，各个参试单位在那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效应物，多达81项361种，共计17000多件，其中有歼击机、潜水艇、坦克、装甲车及其它军事装备，铁道兵在那里修建了桥墩并在上面架设了桥梁和铁轨，建筑部门在那里建起了楼房，还在楼房室内摆设了桌椅、茶具。当然，飞机、坦克和楼房中没有人，“零”时前，让猴子和狗坐进飞机、坦克，住进楼房，体验核爆炸的威力，从而获得核爆炸对哺乳动物生理机能和生活能力的杀伤破坏的数据。

戈壁气候十分恶劣。有人形容罗布泊地带那辽阔的戈壁滩气候“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一年365天中有100多天大风，六七级大风并非罕见。有时，当我们正在野外作业或在工号里做测试准备工作的时候，大风像发怒的野兽般咆哮着，在无所阻挡的戈壁大漠上疯狂地奔跑着，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放肆地兜起碎石黄沙漫天抛撒，粗暴地用冰雹般的沙石抽打着工号窗口，唿哨着掠过工号的顶盖，蛮横地拔掉工号顶上的天线和探头，摔到很远的大漠上去……在这样的日子里外出是十分危险的，大风刮得沙石铺天盖地，天昏地暗，摔倒了就有可能被风卷沙石给活埋的！

戈壁大漠热得快，凉得快，那真是“早穿罗，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炎炎烈日下的大漠地表温度最高可达60多摄氏度，连棵草都没有，到哪儿去乘凉？帐篷像个大烘箱，干热干热的。如今，当我们坐在电风扇轻轻吹拂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冷气开放”的商店、饭店的时候，当我们坐在装有空调的居室里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当我们找几个朋友坐在树荫下搓麻将的时候，怎么能够体会到当年战斗在大戈壁、罗布泊的艰苦滋味？天热，人就要出汗，就要喝水，每天到工号去上班，或者到哪个野外站点去作业，临走前将小小的军用水壶灌满水，可是不到半天就喝光了。到了夜晚，戈壁沙石很快把热量散发出去，气温急剧下降，外出要披上皮大衣，睡觉盖着棉被上面还要压着皮大衣。

戈壁滩上干旱少雨，偶尔一次暴雨劈里啪啦的一阵儿。暴雨也会给工作带来困难乃至危险。一次，暴雨过后，我们乘坐大解放通过曲折的山谷。这条“路”，其实是大山之间多少年来山洪冲刷逐渐形成的一条干涸河道。我们看到，有好几辆大小卡车被沙石掩埋在那里，有的还露着载货的车厢，有的只露着驾驶舱的一段顶棚了。可想而知，那阵暴雨在光秃秃陡峭的山岩上不能停留，夹带着风化的砂石哗啦啦地流下来，在山谷里汇聚成滚滚的洪流，无情地将那些毫无防备的汽车冲跑、淹没，把那车厢里的一袋袋面粉抛到河道上去……

我们搞原子弹、氢弹试验，正值国内十分困难时期，外国卡我们脖子，全国人民刚刚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极大困难，核试验场区的生活条件很差，没有青菜和其它副食品，每日菜谱变换花样就是炒土豆丁、炒土豆块、炒土豆丝、炒土豆片。早餐，人们习惯于吃点干的再喝点稀的，在基地住时是喝玉米糊，到了场区后待遇好了，喝大米稀饭。我们说“大米稀饭”而不是称之为“大米粥”，并非是地方语言的差异，而是因为它名符其实，那白色的搪瓷桶里的稀饭，看上去就是一桶米汤，用勺子一搅，只见一个米粒跟不上一个米粒地跑。

稀饭稀，可不是因为这里的水多。水，是最珍贵的。水是汽车拉来的，用水就等于用汽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注意节约用水，每天用茶缸盛点水，将毛巾蘸湿了擦一把脸。阳坪里气象站离基地和场区较远，一次汽车坏了，断了水，使他们体验到了上甘岭的滋味。

核试验基地和场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单调乏味的。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工作室或测试点，每天走这么一个“三角形”，没有电视电影，也听不到广播，连报纸都是几天后看那些过了时的“新闻”。如今，当我们坐在家里看着彩色电视数十个频道丰富多彩的节目时，当我们坐在家里欣赏高科技家电VCD激光唱盘节目并拿起麦克风卡拉OK时，怎么能够体会到当年战斗在大戈壁、罗布泊的生活滋味？

我们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核试验，肩负的重担使每个人忘记了自我，对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远离了常人的忧愁与烦恼。上下班时或坐或站在解放牌卡车上，总是唱着一支豪迈的歌：《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

我们每天唱着歌走向那些钢筋混凝土工号和那些露天测试站点，并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激动人心的“零”时的到来。那一时刻，那一种壮丽的景观给人生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呵嗬，听——播音员那清晰悦耳的声音在戈壁大漠上空回荡：

“10，9，8，7，6，5，4，3，2，1，起爆！”

忽地一片白光，阳光为之湮没；一颗火球燃起，太阳为之逊色！

继而，“轰——”地动山摇一声巨响，沉睡千万年的大戈壁罗布泊被震醒了！

眨眼间，犹如初升红日的火球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状烟云腾空升起，蘑菇云的云头在不断改变着色彩，不断膨胀着体积，像喷气发动机向下喷射着烟雾和地面上涌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的蘑菇梗也在不断长大，将膨大的蘑菇头向上推去——蘑菇云在继续升腾……

瞧，就在那片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的地带拉开了战场：

——各个参试单位的人员奔向他们的测试站和效应物；

——伞兵张开绚丽的花朵般的降落伞，从高空向着爆心附近的大漠缓缓而落；

——坦克和装甲车群在大漠上奔驰，后边滚动着黄沙龙：

——满载“大象鼻子”的汽车在大漠上急驶，向黑色的烟云下进军；

——海军官兵冲上了燃烧着的舰艇；

——铁道兵冲上了坍塌的桥梁；

——……

那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时候，我们的测试站就设在罗布泊的北岸。整个测试站就是一台天津产的大客车。一台熟褐色（近似戈壁大漠颜色）的大客车，里面没有安装座位，而是架设着针孔相机、电影摄影机和高速摄影机及其它测试设备。我们用这些设备拍照下了氢弹爆炸的火球和烟云，为我们的核试验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资料，还有那供全国人民观看的核爆炸的电影。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战斗在罗布泊畔，未有丝毫的恐惧。我们不害怕，因为有从中央到基地领导的关怀和试验后勤的保障。但是，我们不害怕，并不是不存在危险。过去战争年代，人们把面对死亡、时刻有牺牲的危险比喻作“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核试验测试工作也是如此。那危险不仅来自戈壁大漠的恶劣环境，而且来自核试验的工作本身——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核放射性沾染。其中最主要的是伽马射线破坏人体生理机能和生活过程所造成的射线病。射线病的轻重取决于辐射剂量的大小。辐射剂量为一立方厘米物质所吸收的放射性照射的总量，计量单位为伦，通常可用一种类似温度计的伦琴表来测量。但是，当时这种表很少，大多数参试人员都不能带这种表，只能带一个剂量盒。剂量盒是一种铅皮小盒，里面放置一块感光胶片，受到放射性照射后就发生变化，如同X光胶片那样。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同志的尸骨留在了戈壁大漠上，长眠于基地北边、马兰到查汗同沟公路和乌什塔拉到榆树沟公路交会处的那片公墓里。

4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此刻，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凯旋而归的壮丽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夕阳匆匆进入山峦，余辉燃起满天晚霞。

凯旋门，三个金光闪烁的大字，镶嵌在翠绿松枝搭成的牌楼上，两边缀绕的彩带与晚霞辉映，跳跃着五光十色的瑰丽花样，犹如无数只万花筒在滚动，令人目眩。

一辆接一辆的解放牌卡车满载着歌声，满载着笑语“刷——”“刷——”地穿过凯旋门。虽然路旁没有震撼的锣鼓，没有欢呼的人群，但那劲头那派势不亚于从三大战役战场归来，从鸭绿江彼岸归来！

前进庄，三个同样金光闪烁的大字，出现在山冈后边的另一座苍翠的门楼上。两旁数十面彩旗迎风狂舞，向凯旋归来的年轻军人致敬！

是的，正是这些没有拿枪的军人，为了中国拥有和发展核武器，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怀里揣着“生死文书”，往返于“死亡之路”，生活在“生命禁区”，战斗在罗布泊那片生死疆场上，在原子弹、氢弹爆炸的时刻，在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流了多少血，也曾出生入死！骄傲吧，为国防建勋的军人！自豪吧，为中华争光的儿女！

从1964年到1969年，我参加了我国的大规模的原子弹、氢弹试验，包括地面爆炸、空中爆炸、导弹运载核武器试验。在新疆“生命禁区”大戈壁，我经受了恶劣环境和艰苦生活的磨砺，经受了核爆炸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的生死考验。我从事核爆炸的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的测试工作，创造了当量和爆心方位的速报设备和方法，还设计了摄影经纬仪等测试设备，荣立了作业组二等功。

大规模核试验终于成为历史。1969年末，我被“复员”到地方，被安排当了工人，后来又改作技术人员。不论干什么，我总是想着不能玷污了“清华”二字。在那些岁月里，钻山沟打山洞搞战备也好，去农村当工宣队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好，到省城办工业展览打杂也好，在车间里当工人干活也好，我在自己的“三分地”上勤奋尽力地耕耘，每当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时，人们由衷地称赞说“到底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觉得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因为人们称赞的是“清华”。40多年来，我心里时刻想着为清华争光，始终不渝地沿着毛泽东、周恩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引的道路前进。